曹春榮
1933年新年伊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第46期（1933年1月7日）上發表題為《一九三三》的社論，表達“要在這一年的歷史上，留下一幅偉大的史跡”的信心。當年5月中下旬之際，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央直屬縣瑞金武陽區召開的春耕生產運動贈旗大會，便堪稱這幅“偉大的史跡”之一角。贈旗大會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反響之熱烈，效果之良好，以及准備之充分，會風之足范，在全國蘇區都是空前絕后的。
保軍民春耕生產早部署
武陽區贈旗大會源於這年年初，臨時中央政府作出的全蘇區境內，一律提前春耕的決定。1933年1月7日見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8號訓令指出，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到了萬分緊張的關頭，廣大軍民正在浴血苦戰，而此時就要進入攸關全年糧食收成的春耕季節。中央政府為使廣大工農群眾安全耕種，迅速完成春耕任務，爭取糧食增產，以確保紅軍的給養及改善工農群眾的日常生活，造成革命戰爭勝利的保障。遂決定蘇區一律提早春耕，要求各級政府協同各群眾團體，以最大努力動員全體群眾，切實做到以下各項：
（一）在公歷元月內，犁好所有土地，修好一切河圳﹔
（二）至少比往年成例提前一個月，進行播種插秧﹔
（三）每家立即充分准備肥料，選好種子﹔
（四）各地群眾要實行耕種互助，一切人工、種子、耕牛、用具都要彼此協助﹔
（五）發動群眾盡先耕種紅軍公田及紅軍家屬田地。
訓令要求各地依據實際情形，擬定更具體辦法，召開各種會議，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並定出革命競賽和獎勵辦法。
作為主管機關，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為此於當年2月1日，制定了詳細的春耕計劃，並在半個月后以第2號訓令公布於《紅色中華》第51期上。該計劃確立了蘇區要在當年比上年每擔谷田平均多收兩斗谷子，即增加兩成收獲的目標，制定了實現目標的多項措施。包括發動婦女參加生產，以增加人工，多犁、多耙田、多鏟田草﹔廣開門路，解決耕牛農具困難﹔燒石灰、積糞尿、鏟草皮、挑塘泥等，努力增加肥料﹔精選種子，淘汰劣種，選好秧田，合種分秧﹔整修、興修水利，種樹護堤、池塘養魚﹔鏟盡煙苗，改種糧食﹔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馬上發動群眾重新分田﹔限2月內完成一應備耕工作，3月內修好一應水利設施﹔發動難民參加春耕生產﹔多種蔬菜雜糧﹔開墾荒田荒地，等等。不少措施且有數量要求，如每坵田至少要犁耙兩次、耘三次﹔每個男人多鏟30擔草皮，每個兒童團員多撿100斤狗屎下田等。此外，春耕計劃還提出了獎勵群眾栽種棉花、維護邊區春耕秩序、幫助紅軍及其家屬耕種、詳細計劃春耕細節、組織合作社便利群眾出售農產品等具體辦法，以及各地如何貫徹落實本訓令（春耕計劃）的意見。
緊接著，中央政府又下達了關於開墾荒地荒田的辦法訓令。訓令首先責成各縣、區土地部立即調查本地所有荒地荒田，制定開墾計劃﹔然后發動群眾，分別已分配和未分配的情況，由本人或別人領去開墾，或由鄉政府組織墾荒隊去開墾，務必做到沒有一坵荒田為止。為鼓勵群眾積極開荒，訓令規定當年開墾的土地，免收3年土地稅（地主、富農的除外）﹔對在開荒競賽獲勝的人，由區、鄉政府特別給獎。此外，中央政府還制定了組織犁牛站辦法。“辦法”強調，犁牛站的組織一定要在群眾自願原則下進行，犁牛站的耕牛農具歸全體站員公有，站員付一定租錢即可使用。以上辦法（分見《紅色中華》第56、57期），對於保障春耕生產的順利進行，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央蘇區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府、群眾團體迅速行動，積極落實中央土地部的春耕計劃。瑞金縣蘇維埃土地部召開第四次各區土地部長聯席會議，結合各地實際，討論、通過了六項決議：
（一）詳細向群眾說明發展農村生產的重要和好處﹔
（二）指出提早春耕和增加兩成收成、多種雜糧蔬菜棉花的意義﹔
（三）2月底前徹底消滅荒田荒土，增加種植面積﹔
（四）按照各區實際，決定增加兩成收成的具體辦法﹔
（五）切實解決紅軍公田及紅屬田地的耕種問題﹔
（六）決定當年每人要種10棵樹。《紅色中華》第53期對這次會議作了宣傳報道。
一個圍繞提早春耕、奪取全年糧食收成增兩成的春耕生產運動，很快在瑞金大地上形成你追我趕的勢頭。
武陽區一馬當先鬧春耕
武陽區是蘇區瑞金縣設置的一個轄境較大和人口較多的建制區，位於縣南20至30公裡。全境除部分山區外，多為丘陵和谷地小平原，宜於發展農林牧副業生產。武陽群眾較早接受革命洗禮，紅四軍從井岡山下來游擊，最先就是經過武陽進入瑞金縣境的。1928年，畢業於長汀甲種商業學校的武陽人楊世沂，受中共閩西特委派遣回到家鄉秘密建黨，培養、發展了楊斗文、陳謀敬、陳貽才、謝在儲等十余人入黨，成立了武陽第一個黨支部。1930年4月，楊世沂、楊斗文等領導武陽革命群眾舉行武裝暴動，成立了武陽農民協會。接著，武陽暴動隊參加了攻打縣城、成立縣農民協會和縣革命委員會等一系列革命活動。在此后的革命、建設實踐中，武陽區一直走在瑞金各區前面，成為有名的模范區。
1933年春耕期間，武陽區委、區蘇維埃積極領導全區群眾，主動落實中央政府提早春耕的指示，在全區開展轟轟烈烈的春耕競賽，鄉與鄉比，村與村比，屋場與屋場比，個人與個人比，呈現出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熱烈氣象。因而各項備耕、春耕工作做得既快捷又扎實。第71期《紅色中華》發表的廣瀾採寫的《武陽區印象記》一文，以生動的筆調描述了這種喜人景象：
“在武陽區，我們看到麥子長在新開墾的荒土上，揚揚（洋洋）得意地慶祝他（它）們自己的油然繁茂。油菜亦低著頭，欽佩他們主人的勤謹。多年沒人照顧的荒田荒地，現在忽然改換了他的顏色，他們身上再也不是蓋著叢叢蕪草，而是穿上了黃褐色的新衣，准備長出豐盛的收成。滿野的肥田草，沒有幾工（天）便完全（被）砍掉犁起。綠油油的禾秧，長得碧然可愛。陂圳的水，源源不斷地流入各家的田間。從流血的斗爭中獲得了土地的農夫農婦，牽著牛兒，肩著耕具，一隊隊的到田壟裡去，為著布爾什維克的春耕而斗爭！”
作者由衷稱贊道：“武陽區真是模范區，他的春耕運動做得特別好，瑞金縣沒有一區能夠比得上他，在春耕運動的革命競賽上說，他應該列在紅板上的第一名。”
上述成績的取得，首先在於武陽區委、區蘇維埃在領導全區群眾鬧春耕中，抓住主要環節，下足了功夫。
一是廣泛宣傳、發動和組織群眾。區蘇維埃首先召開全區8個鄉的鄉蘇主席會，讓到會人員匯報各鄉的備耕情況和准備採取的措施，研究動員組織群眾的辦法。會后，各鄉立即召開各種會議，如黨團員會、鄉蘇維埃代表會、貧農團會、婦女會，重點宣傳春耕意義，要求大家起模范帶頭作用。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每次下操時，領導人也向他們進行春耕宣傳。為了擴大宣傳聲勢，各鄉還組織了宣傳隊，深入田間地頭，邊生產邊宣傳。
全區各鄉中，石水鄉的動員組織工作做得更好。鄉蘇維埃充分發揮了鄉蘇維埃代表會的領導作用，規定鄉蘇維埃代表負責領導所在村的春耕生產，每10天開一次碰頭會，匯報情況，反映群眾意見和建議，研究實施辦法。鄉蘇維埃也充分發揮了貧農團的領導作用，全鄉建立了50多個貧農小組，分在3個村子裡，每村成立一個干事會，全鄉成立一個總干事會，組織領導春耕。各種組織均定期召開會議，以便及時掌握情況，保証春耕進度。再就是發揮了婦女會的積極作用，由婦女代表領導當地婦女參加各種活動，調動了婦女投身生產勞動的積極性。為解除婦女參加田間生產的后顧之憂，區蘇維埃指示各村舉辦農忙托兒所，把各家幼兒集中一處，由有經驗且熱心的老人負責管護。石水鄉和其他鄉的婦女多纏過腳，她們克服小腳與放腳帶來的難處，勇敢下田學犁耙，短時間內就有500多人學會了犁田耙田，成為全縣、以至中央蘇區婦女學習的榜樣。兒童們也被組織起來，開展鏟草皮、拾狗糞、放牛競賽。
二是組織了耕田隊和犁牛合作社。耕田隊是為解決紅軍家屬、政府工作人員家中勞力不足困難，做到收種不誤季節而組織的，另外也要耕好紅軍公田，保証紅軍給養。耕田隊有大隊若干個，大隊下面設分隊若干個，分隊下面再設小組若干個，它們分別保証鄉、村、屋場的耕田進度與任務的完成。僅石水鄉就有男、女耕田隊員千余人。犁牛合作社為幫助缺乏耕牛和農具的群眾而組織。石水鄉的犁牛合作社成立之初，將打土豪得來的耕牛、農具和部分資金集中起來，進行管理、使用，漸漸由10余頭耕牛的小社，壯大成有近40頭耕牛的大社，且每頭耕牛都配有一套農具。其他各鄉也組織了犁牛合用社，有力地保障了全區春耕生產的順利進行。
三是興修水利，大積肥料。區蘇維埃成立了水利委員會，專管水利事務。在水利委員會領導下，全區不僅修理了原有的水陂、水圳、水塘，還新開了水圳、筑了水塘。鬆山鄉3天內發動全鄉群眾開了一口13擔谷田大的水塘，能灌溉附近2000多擔谷田（4擔或5擔谷田合1畝）。此外，還在綿江河中段每隔一二裡，就裝置了一乘筒車，用來提水灌田。俗話說：“瞎子靠棍，作田靠糞。”武陽區委、區蘇維埃特別抓了積肥造肥一事，還在1932年冬，就提出了每畝田下足100擔肥料的號召。為此，全區男女老幼一齊出動，鏟草皮、燒火土、挖塘泥、起豬牛糞、拾狗屎、積人糞尿，以及收集茶枯、豆枯、油茶枯、骨灰、煙灰等，凡能想到的都辦了。全區肥料因此比頭年增加了五六成、以至七八成，大大超過了畝平百擔的要求。
四是開墾荒地，擴大耕種面積。廣大群眾積極開荒，使全區耕地面積增加幾千畝，有的農戶一家就開墾了10多擔谷田的荒地。新開荒地不久便種上了蕃薯、芋頭、小麥、高梁、玉米等雜糧，還有各種蔬菜及煙葉、棉花。
毛主席親定贈旗武陽區
武陽區委、區蘇維埃領導全區群眾克服缺勞力、缺肥料、缺耕牛農具和水利設施等困難，充分挖掘各種潛力，扎實高效地開展春耕生產運動的做法與成效，最先得到瑞金縣委、縣蘇維埃的充分肯定。縣蘇維埃在武陽召開了全縣婦女參加生產活動分子大會，推廣武陽婦女投身春耕的做法。會后，各區開展了學習武陽婦女和互約對手的革命競賽，掀起了全縣春耕運動高潮。武陽的經驗與效應，對於中央蘇區各地具有普遍意義，引起了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聽取了中央政府巡視員所作武陽區備耕情況的匯報后，又要武陽區蘇維埃主席邱世桂和石水鄉蘇維埃主席周邦池來中央政府開會，向他們詳細了解在各自范圍內，發動群眾提早春耕的目標、步驟、措施及效果等情況，並就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稍后，他找來中央土地部副部長（代部長）胡海、秘書王觀瀾及瑞金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等，商議於春耕基本結束、夏耕行將開始之際，在武陽區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向春耕模范武陽區贈送獎旗的群眾大會，以表彰武陽區，並激勵各地進一步搞好夏耕生產，確保全年增產目標的實現。最后確定於當年5月19日，在武陽區舉行萬人贈旗大會，由毛主席親自授旗並作重要報告﹔中央土地部代表及江西蘇區的於都、興國、會昌、寧都、石城、廣昌縣，福建蘇區的長汀縣的縣蘇維埃主席、土地部長，參加大會。瑞金縣參加大會的對象，由瑞金縣委、縣蘇維埃決定。
武陽區贈旗大會計劃確立后，毛澤東一面繼續收集武陽區及其他地方的春耕生產運動實際材料，一面准備向大會作的春耕生產運動總結及夏耕生產運動動員報告，同時責成中央土地部起草在會上散發的《夏耕生產運動大綱》。
瑞金縣委、縣蘇維埃迅速研究、部署了貫徹落實中央政府贈旗大會計劃的一應事項，訂出相關辦法如下（詳見《紅色中華》第79期）：
（一）與會對象為每鄉鄉蘇代表、雇農工會代表、工會代表、婦女代表會代表、兒童團代表、少先隊代表、赤衛軍代表各1人，貧農團代表2人，共9人，成立代表團，以鄉蘇代表為主任。另外，每區區蘇代表2人，縣蘇代表3人。
（二）開會通知的送達。縣蘇通知於5月14日前送到各區蘇，15日各區蘇將通知送到各鄉蘇，16日各鄉蘇通知本鄉各群眾團體開會選出代表、成立代表團﹔17日上午各鄉代表團齊集區蘇，組織全區代表團，下午出發﹔18日到達武陽區。要求鄉、區代表團主任於出發前對本地代表宣講贈旗大會意義，並打出一面寫有某鄉某區名稱的旗子為標幟。
（三）各區、鄉代表團代表每人自帶4升米（路遠的帶5升米），自帶碗筷，自帶單被﹔每人每天菜金4分，統一由區蘇發給。
（四）各鄉各區代表團都要准備一樣贈送武陽區革命群眾的禮物，“這禮物不用別的，是用紅紙或紅布寫一句稱贊武陽區群眾春耕成績的話”。縣蘇也要有這樣的禮物。
（五）這次各區代表團去武陽除參加授旗典禮外，還要聽取和討論中央政府代表關於“夏耕”、“查田”、“蘇維埃”三項工作的講演，並訂立相應的公約。
（六）各鄉代表團出發后，鄉蘇及群眾團體都要向本鄉各村各屋群眾宣傳武陽區革命工作的成績，特別是春耕生產的成績﹔代表團回來后，每個代表都要對自己所代表的團體、並向本地群眾宣講武陽區革命工作、特別是春耕生產的成績，使大家都來學習武陽區，得到武陽區一樣的成績與進步。
顯而易見，上述辦法是那樣的具體到位，那樣的朴實真摯，那樣的廉潔奉公，那樣的注重實效。以至今天讀來，不免令人感嘆不已。因為我們聽慣了“嘴裡沒有味，開個現場會”的揶揄，見多了虛張聲勢、華而不實、形式大於內容、水過地皮濕的會議秀。
武陽區委、區蘇維埃也為即將到來的贈旗大會，開展了一應准備工作。如在會上的發言，關於在全縣進行“夏耕”、“查田”、“改造蘇維埃群眾團體”三項工作的公約草案，安排各地代表團的住宿和起伙，組織招待各地代表的文娛節目和食物等。崇高的榮譽感，厚重的責任心，加上客家人的好客熱情，使得武陽區上上下下萬眾一心，群策群力，要把贈旗大會開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有情有義，比過年過節還歡騰、還喜慶、還有意味。
樹榜樣萬人盛會垂青史
5月17日，毛澤東就率領臨時中央政府代表團前往武陽區，准備出席贈旗大會。途經石水鄉時，他特意駐足，召來鄉蘇干部，聽取他們匯報，視察當地生產。晚上又召集鄉村干部座談會，了解土地、勞動、優待紅軍家屬及耕田追肥等情況，並著重調查了蘇維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聯系群眾的實際情形。18日，到達武陽區蘇維埃所在地。當晚，毛澤東又同區蘇維埃干部座談，深入了解他們動員群眾搞好春耕生產的經驗，鼓勵他們再接再勵，繼續搞好夏季生產。
5月18日，艷陽高照，微風習習。參加贈旗大會的各地代表前腳踩后腳地紛紛來到武陽區。但見遠遠近近歡迎標語五顏六色，接待涼棚隔數裡一個。涼棚裡備有蒔田苞、魚腥草沖泡的茶水，供行人解渴。武陽人個個笑盈盈、喜洋洋的，令人倍感親切。各地代表按照武陽區蘇維埃的事先安排，分別住進區蘇維埃所在地武陽圍村及其周圍幾個村子。武陽圍是個比較大的村落，村外辟有練武場，村民一概姓鄒，鄒氏堂號為范陽。村名遂取武場之“武”和范陽之“陽”而成“武陽”。村裡村外綠樹成蔭，鄒氏宗祠寬敞亮堂，加上祠堂門前一個大大的空坪，這裡便成了贈旗大會會場。
5月19日，一眾代表團早早吃過早飯，整齊隊伍，紅旗前導，魚貫進入會場。各地代表團中，一隊英姿颯爽的紅軍戰士引人注目，他們是紅二十三軍及紅軍學校模范團的代表。紅二十三軍是由江西軍區第五軍分區（原會尋安軍分區）的各縣獨立團集中擴編，於1933年3月25日在會昌正式成立的，劃歸東南戰線總指揮兼政治委員葉劍英直接指揮，負責贛南方向作戰任務，是名副其實的贛南子弟兵。瑞金方面，除縣蘇維埃代表外，縣委婦委、縣蘇維埃土地部水利建設科和農業生產科，也派出代表到會。武陽區則全部區、鄉政府和各群眾團體都有代表與會，各鄉耕田隊也有代表參加。加上列席觀摩的群眾，約有一萬三四千人出席贈旗盛典。會場內外，紅旗如林，歡聲笑語不絕於耳。
上午9時，中央政府贈旗大會正式開始。毛主席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向大會作春耕生產運動總結及夏耕生產運動動員報告。他十分稱贊武陽區特別是石水鄉的春耕成績，認為這是在區、鄉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正確領導下，經過工會、貧農團、婦女代表會、青年團、少先隊、兒童團等群眾團體共同努力，動員了所有男女老幼投身其中取得的。所以說，要奪取革命、生產的勝利，隻有動員群眾、依靠群眾才有辦法。他勉勵武陽人民繼續發揚春耕生產運動成績，並取得夏耕生產運動的更大成績。他在講述開展夏耕生產運動的意義及具體安排后，號召各地學習武陽區、趕上武陽區，打一個夏耕生產運動的漂亮仗。結束報告后，毛主席親手將寫有“春耕模范”的獎旗，分別授予武陽區蘇維埃和石水鄉蘇維埃的代表。全場頓時掌聲雷動，呼聲震天，“向武陽區學習”的口號一聲接一聲，經久不息。會上，將臨時中央政府《為夏耕運動給各級蘇維埃負責人的信》，以及中央土地部編印的《夏耕生產運動大綱》發給與會代表。會后，代表們對毛主席的報告及上述文件進行了熱烈討論。
5月20日，毛主席召集參加贈旗大會的瑞金縣蘇維埃及各區、鄉代表繼續開會。先由武陽區委書記謝涵賢報告武陽區的夏耕形勢、支前情況等﹔繼由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報告瑞金的查田運動，縣蘇維埃工農檢察部陳有初報告改造區蘇維埃及群眾團體情況。之后，毛主席演說，說明“夏耕”、“查田”和“改造蘇維埃群眾團體”，是當前瑞金全縣三項緊急重要的工作，以及這三項工作進行的方法。最后，由武陽區代表提議，共同訂立在全縣進行三項工作的公約，約定在夏秋兩季，各區鄉間進行三項工作突擊運動，並於秋后再開大會檢閱成績。與會的300多人一致舉手通過公約，紛紛表示要學習武陽區，做好三項工作（詳見《紅色中華》第83期）。
瑞金縣各區鄉代表訂立的三項工作公約，主要內容如下：
（一）進行突擊的夏耕運動———發動廣大群眾起來，增加人工和肥料，開發水利，耕牛農具互助，使谷米增加兩成。恢復蕃薯生產，多種雜糧蔬菜，完全消滅荒田。
（二）進行深入的查田運動———針對各區鄉存在地主富農冒稱中農貧農分得土地，在各地欺騙搗亂、壓迫革命群眾的現象，要立即開始在各區鄉重新檢查階級成分，沒收查實的地主分子的田地和財產，以及富農的好田（分給他壞田）。但要注意聯合中農，不得侵犯中農利益。
（三）改造蘇維埃及群眾團體———要堅決發動群眾，把混入蘇維埃和各種群眾團體的地主富農、反革命異已分子驅逐出去。罪大惡極的，經過群眾公審嚴厲處辦、以至槍決。同時要把群眾中的革命積極分子補充到蘇維埃去。要發展貧農團、工會，擴大赤衛軍、少先隊，為壯大紅軍打下基礎（以上內容詳見《紅色中華》第84期）。
21日早晨，瑞金各區、鄉代表團懷著對武陽區黨政組織和革命群眾的敬意與感激，對未來工作和生產的期許，對中央政府的信賴，踏上了歸程。
毛澤東在1934年1月22日開幕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1933年的農產，中央蘇區是比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閩浙贛蘇區則增加了20%。1933年，武陽區各樣工作繼續走在瑞金各區前面，而瑞金各項工作又不斷名列中央蘇區前茅。由此可見，中央政府贈旗大會的作用與影響是多麼的實在。
新中國成立后，瑞金人民依然記得當年的這份光榮，武陽人民更是情有獨鐘。1960年6月13日，瑞金縣人民委員會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春耕生產運動贈旗大會會址———武陽圍鄒氏宗祠，為瑞金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數次對該會址進行修繕，增設陳列，使其成為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武陽人民把“五一九”（5月19日）這個日期、這個光榮的革命符號，深深地融入血脈之中，凝固在各種建筑物上，使之代代相傳，永不磨滅。武陽區（今為鎮）境內，1971年建成的水輪泵站，被命名為“五一九”水輪泵站﹔1969年動工修陂壩，1972年建廠房發電的水電站，被命名為“五一九”電站﹔1969年動工，1979年竣工並於當年5月19日通車的四拱公路橋，被命名為“五一九”大橋。
顯然，“五一九”贈旗大會所體現的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奮斗精神及朴實作風，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它們也不失為當前全黨正在開展的“三嚴三實”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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