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那麼接下來，您也見証了在習仲勛同志的努力下，廣東的“先行一步”成為現實。
李：是這樣的。1979年5月，中央就委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同志率團來廣東調研，協助起草文件。我當時在北京工作，也是作為工作組成員，跟隨谷牧同志到廣東參與起草《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當時，廣東省成立了由王全國、曾定石同志牽頭的起草小組，准備迎接工作組的到來。
我們一行人跟隨谷牧同志坐火車去廣州。當我們到達廣州火車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這件小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到現在也記得很清楚。當天，習仲勛同志親自到火車站接工作組，當時有個通道比較狹窄，人群通過得比較慢。現場的警衛為了維持秩序，對周圍的群眾大聲吆喝，要他們盡快躲開讓路，態度比較粗暴。習仲勛同志看到后很不高興，當時就批評了這些警衛，他說：“你們怎麼這樣粗暴無禮地對待群眾？人家也是上下車，人家也是要走路的，你們維持秩序要好言相勸，以后你們對群眾不能這麼沒有禮貌！”
1979年6月，廣東省委向國務院上報《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這件事雖然只是一兩分鐘、一兩句話的小事，但這對當時在場的同志都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習仲勛同志時刻把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優秀品質。
習仲勛同志接我們一行人到達省委招待所后，親自陪同工作組同志用餐。在接下來的工作中，習仲勛同志嚴謹細致、扎實深入的工作作風和對工作組工作的重視程度，給我們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習仲勛同志把他主政廣東以來在基層調研到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匯總，得出一些宏觀性的議題，向工作組做了詳細匯報，梳理出了廣東急需解決的問題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谷牧同志也講了話，對我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指導。
在谷牧同志和習仲勛同志的指示下，省委、省革委會委托廣東方面的王全國、曾定石，以及中央工作組的甘子玉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和起草文件。我們這個臨時組成的起草小組經過十多天時間的反復研究，於6月正式擬定了《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
在廣東的工作結束后，谷牧同志率領工作組又立即趕到福建，也幫助福建起草文件。這兩個報告同時上報中央，中央在7月就正式批准了這兩個報告，形成了著名的“中發〔1979〕50號文件”。這件事情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起到了先鋒性作用，我很榮幸地參與了這段濃墨重彩的歷史，也見証了習仲勛同志在這段歷史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於1980年調到中央后，您和他工作上接觸是不是就更多了?
李：是的。習仲勛同志1980年年底離開廣東，調回北京先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這個崗位上，習仲勛同志分管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民族宗教﹔工、青、婦群眾組織﹔加強港、澳、台、僑工作﹔統一戰線﹔等等。這段時期他和在廣東主政時期一樣忙碌，投入了許多精力去處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可以說，從1978年他復出以來，一直在把一天當作兩天用，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把他受迫害期間耽誤的時間盡量彌補回一些來，盡量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我對他的這種精神是非常敬佩的。
當時我在國務院工作，和中央書記處在工作上有著密切聯系，也有很多和他工作接觸的機會。他細致、嚴謹的工作作風以及平易近人、艱苦朴素的生活作風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採訪者：1985年以后，您就到深圳主持工作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您成為習仲勛同志所開拓的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繼承者和執行者。
李：只是其中的一員吧。深圳是習仲勛同志精耕細作過的地方，從反偷渡外逃時期，習仲勛同志在寶安殫精竭慮地工作，到后來深圳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經濟特區從一顆小小的種子終於成長為參天大樹。習仲勛同志對深圳一直非常關心，對深圳人民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無論他主政廣東期間，還是回到中央任職期間，都在牽挂著深圳的發展和建設。
1987年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會來深圳視察、指導工作。今天深圳的良好發展形勢和習仲勛同志當初所做的開拓工作和巨大的推動作用是分不開的。所以，他就是我們的主心骨，他就是我們的堅強后盾。他每年來到深圳，我們都會面對面地向他匯報工作。他也經常會對深圳的建設、發展、改革開放事業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的很多很好的建議，開拓了我們的思路，為繼續推動深圳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段時期，我和他接觸非常多，而且因為時間離現在比較近，所以對許多事情的印象還非常深刻。
剛才你所提到的，我和很多同志一起成為習仲勛同志所開拓的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繼承者和執行者。不僅如此，改革開放后廣東的干部群眾都繼承了這個開拓性的“先行一步”的種種有利條件。比如財政大包干，讓廣東改革開放的順利開局得到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這一制度的創新，給了廣東很大的財政權，作用非常大。上繳給中央多少，地方留用多少，在開局時就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廣東也按照中央的辦法，把這個政策層層向下推廣，對各地市也實行財政包干、分灶吃飯，這一舉措充分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后廣東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再比如，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的自主權，這也是廣東發展的重中之重。過去，廣東這方面一點兒權力都沒有，無論什麼都要跑到中央去批，甚至想進口一些很小的零配件，廣東省自己說了都不算，都要層層審批，跑斷了腿也不一定跑得下來。現在，廣東無論是外出考察、對外貿易，還是引進外資、外匯，都有一定的權限，有了這些權限，廣東就不得了了，發展得非常快。像那些“三來一補”、外資企業、合資企業都爭相在廣東落地生根。
經濟特區的建立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寶安、珠海成為出口加工基地以后，具有很大的擴大外匯收入的作用。再到后來發展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對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現在中央支持成為經濟特區，定位為“利用外資，發展工業”，讓我們站在了一個更高的起點上，而且更加具有靈活性和機動性，可發揮的權力也更大了。
總的來看，習仲勛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大聲疾呼，為廣東要權，給廣東爭取到“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可以說是給了廣東一個巨大的發展契機。而且，我們不該忘記，習仲勛同志當時剛剛結束了受審查、被關押的生活，剛剛復出，甚至強加給他的罪名還沒有平反，在當時那個復雜的政治環境下，他不顧個人安危，冒著一定的政治風險為廣東大聲疾呼。現在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他的努力，就沒有廣東、福建乃至沿海地區這30多年的迅猛發展和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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