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抗戰家書的民族精神【2】

二、抗戰家書展現出偉大的民族精神

抗戰家書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座巨大的精神寶庫，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基石,它所呈現的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動力之一。

（一）抗戰英烈家書再現了浴血奮戰的犧牲精神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曾經涌現出眾多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像趙一曼、左權、張自忠、吉鴻昌、蔡炳炎、程雄等抗戰英烈，他們為了祖國統一富強，為了民族興旺發達，拋頭顱，洒熱血，毀家紓難，他們以視死如歸的氣魄、氣吞山河的氣概、滄海同深的志量，在中華民族史冊上譜寫了輝煌璀璨的一頁。今天，我們重讀他們遺存的一封封感天徹地、可歌可泣的家書，深深地震撼著我們心靈。那一句句血寫的誓言，展現英雄的一幕幕壯舉，我們宛如穿越時空，走進硝煙歲月、走近抗日英烈身邊。

鼎鼎大名的趙一曼，是一位舉世無雙的“甘將熱血沃中華”(趙一曼詩)的抗日巾幗英雄。她的抗日事跡,早已傳頌全國。1936年8月2日凌晨,年僅31歲的趙一曼在臨刑前，鐵骨錚錚的她，給兒子寫下了兩封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遺書，其一是:“寧兒，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要不忘記你的母親是為祖國而犧牲的。”這兩封遺書將趙一曼烈士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和偉大的母愛情懷詮釋出來，真是激人奮進、又催人淚下。

“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亡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我們決心與華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草，准備還吃草。”這是左權將軍的抗戰家書。字裡行間浸透著英烈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偉大情懷。左權將軍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指揮員。他犧牲的消息傳到延安，朱德總司令揮淚題詩：“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左權將軍的女兒左太北在《抗戰家書：我們先輩的抗戰記憶》一書的首發式上表示：“通過父親留下的這封家書，我才更加真切地了解父親，更理解他和愛他。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父親甘願犧牲一切個人利益的精神至今讓我深深感動。”

再讀張自忠將軍的家書：“仰之吾弟如晤：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由現在起，以后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我為其死，別無他法。”“為國家民族之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絕無半點改變。”張自忠將軍壯烈殉國，年僅49歲。他是抗日戰爭中殉國的最高級別的中國將領。1940年5月28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殉國的張自忠將軍遺體由宜昌專輪運抵重慶，蔣介石、馮玉祥到儲奇門應靈。8月5日，沿岸各界1000余人隆重舉行張自忠將軍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題寫“盡忠報國”的挽聯。11月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梅花山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靈柩舉行權厝儀式，蔣介石、馮玉祥等親臨墓前祭奠。1945年3月，為紀念張自忠將軍，湖北宜城縣曾改名為“自忠縣”，並使用了“湖北·自忠”郵戳來紀念張自忠將軍，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均設立了“張自忠路”或“自忠路”。

左權將軍、張自忠將軍以及所有為保家衛國流血犧牲的抗日將士們，正是這些祖國的優秀兒女、民族的鋼鐵脊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民族的尊嚴，他們的英名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民族英雄所作出的貢獻，他們的名字將永載史冊，流芳百世，這正是我們民族之魂最驕傲的展現。左權將軍的“我們決心與華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張自忠將軍所倡議的“為國家民族之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絕無半點改變”……抗戰家書中像這樣一句句飽含正義、擔當、血性的字句，是那麼鏗鏘有力啊！它展現了抗戰者寧死不屈用生命保家衛國堅韌不屈的理想、信念，展現了抗戰者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精神。……這種崇高的民族大義、家國情懷的抗戰精神不斷激勵著、感召著后人，成為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支柱。在抗戰中，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都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實踐証明，在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偉大的民族精神又一次得到了升華，共御外侮，改變了中日雙方的力量對比，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前途和日本帝國主義必然失敗的命運。

（二）海外華僑的家書突顯了萬眾一心的愛國精神

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深厚的感情”，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精神支柱和精神財富起到重要作用。祖國的興衰，民族的枯榮，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海外僑胞們的生存和發展。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僑紛紛回國，支援祖國抗戰，投身抗日前線，有些華僑子弟甚至獻出了寶貴的年輕生命，在華僑書信中，真實地再現了海外華僑在民族危亡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透過華僑書信對海外華僑一致抗日的解讀，重讀銘刻歷史的這些華僑書信實物文獻，深深地感受到華僑書信是“歷史的活見証，是海外華僑愛國情操的活見証”。

抗戰初期馬來亞華僑吳鏡明在給林氏妻的一封家信中，以一個海外華僑的視角，真實地記錄了這個時期的方方面面，為潮汕歷史留下了寶貴的原創性記錄。

乙年(1935)八月二日家信雲：“中日不宣而戰，而日本則行封鎖我沿海，違犯國際盟約：我國輪船則不能往來，別國之輪船則通行無阻：無須自驚，但此次我敵戰爭全賴上下一心一德，軍民合作，長期抗戰，最后勝利，必屬我國：汝等婦孺，凡事須鎮定，勿聽謠言為要。茲付去國幣貳拾元。”

這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記錄。吳鏡明對日寇不宣而戰、封鎖我沿海這種違犯國際法則的卑鄙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然而，他完全相信“全賴上下一心一德，軍民合作，長期抗戰，最后勝利，必屬我國”，這是何等堅定的信念。

七七事變爆發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旅居海外的華僑紛紛毀家紓難、踏上歸國抗戰的路程。1938年10月，旅居菲律賓的泉州籍華僑王雨亭先生，送自己年僅15歲的兒子王唯真回國參加抗戰，途經香港和兒子分手的時候，在兒子的小筆記本上留下了自己的臨別贈言。短短的幾句話，舐犢情深，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期望、以及對祖國和民族的熱愛躍然紙上。

真兒：

這是個大時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我當然要助成你的志願，決不能因為“舐犢之愛”而掩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別矣，真兒!但願你虛心學習、勿忘我平時所教訓你的“有恆七分，達觀三分”，鍛煉你的體魄，充實你的學問，造就一個強健而又智慧的現代青年，來為新中國而努力奮斗。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四日寫於香港旅次

這段肺腑之言，字字句句都充滿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兒子的殷切期望。華僑僑居國外，在祖國面臨危亡關頭，他們往往把宗族、鄉土觀念與國家的民族意識聯在一起，宗族鄉土觀念得到超越或升華后，民族愛國思想變成了主流。這就是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后，許多華僑舍家衛國、英勇獻身的內在動因。旅日華僑徐香進，偕同華僑劉兆樣等人回國參加淞滬戰斗，在為前線押送作戰物資時，遇敵機轟炸，粉身疆場。美國歸僑黃敏荃，駕機凌空迎擊來犯淞滬的日機，不幸身亡。他們是為祖國抗日而壯烈犧牲的第一批華僑烈士。

海外華僑每每在寄回家裡的信中，都時刻關注著祖國、民族的命運。1939年6月22日，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汕頭，海外潮人心急如焚。7月1日，新加坡僑胞洪家成在寄給潮安江東父母的家信中就寫道：“邇來潮汕戰事發，未卜俺鄉情況若何否？祈列明示曉。”11月29日，泰國僑胞陳維耀之妻在寄給澄海銀砂鄉家人的家信寫道：“聞得潮汕戰事日甚緊張，未卜俺附近豈受猖獗，至家人豈受驚否？因交通不便，消息少通，以至兒媳在外實深深懷念，日慕佳音以慰我懷耳。”面對日寇的瘋狂入侵，海外華僑在家信中，表達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一切為了抗日、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堅強決心。有一封華僑家書這樣寫道：“內助愛鑒：啟者自接回函，開眼觀看，僚然明達。在此國家千鈞一發，最貴要的自然是經濟問題。戰爭軍備，不外於此矣。人力心力，在於人民決持。然而我們既是國家的一份子，也須當努力，使解燃眉（之急）而得到勝利。鐵蹄之下，中國更一躍而上天矣。”數以萬計的海外華僑家書，凝聚著海外華人關愛祖國、報效祖國的拳拳赤子之情，充分見証了海外華僑熱愛祖國的優秀品質。

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曾對華僑抗日作了重要指示，揮毫親筆為《南國日報》題詞：“馬來亞的僑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國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斗爭。”“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對華僑抗日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三）社會各階層的家書體現出匹夫有責的團結精神

魯迅先生指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發揚起來，中國才真正地進步。”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一個崇尚團結的民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社會各階層人民團結精神的高度概括。抗日戰爭中，傳統的愛國自尊、救亡圖存精神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中國人民反侵略、爭獨立的愛國激情空前高漲，心系祖國命運的中華兒女肩並肩、手挽手，團結一致，冒著敵人的炮火，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

有這樣一封特殊的“家書”，它是70年前，由著名愛國人士聞一多先生親筆刻制的與抗戰內容有關的一篇文字。這是一枚刻在邊長1.3厘米、高5厘米的玉石印章的邊款上，方寸之間用行草刻了126個文字的“家書”。“家書”全文如下：

“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

該印章的印文是篆書人名：孫毓棠。根據文獻記載，這是1945年9月11日聞一多先生親自為好友孫毓棠所治印章。孫毓棠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抗戰爆發后，他與聞一多先生同在西南聯大執教，兩人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聞一多先生的推薦下，孫毓棠赴英國牛津大學做客座教授。這段邊款文字就是聞先生送給孫毓棠的臨別贈言，但它更像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書”。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以聞一多先生為代表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從“家書”文字可以看出，抗戰期間，聞、孫兩人曾經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反映了大敵當前，誓與國家共存亡的英雄氣概，流露出對抗戰獲得勝利后的喜悅。更突顯出抗戰時期像聞一多先生那樣的社會各階層人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品質和國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