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軍
2015年11月7日下午2時59分，在新加坡的香格裡拉大酒店大廳右側的東陵廳，來自全球各地620多名媒體人，見証了世人矚目的中國海峽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長達1分20秒的握手。這穿越了66年風雨的歷史性瞬間，翻開了兩岸關系歷史性的一頁。世界上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在頭條報道了此次“習馬會”，而且幾乎都用到了一個詞——“historic”，全世界都在見証歷史。
而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同樣是在新加坡，1993年4月首次舉行的“汪辜會談”同樣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次會面。
彼時，作為“汪辜會談”的親歷者之一，筆者曾赴獅城採訪這一事件。就在“習馬會”即將正式登場的前夕，我特地再次走訪了位於新加坡亞歷山大路456號的“汪辜會談”的舊址——海皇大廈，解密當年的——
1993年4月27日。
新加坡，海皇大廈。
這個日子和異國的這座地標性建筑，注定成為中國海峽兩岸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曾經陰雲密布，同胞隔海相望，親人音訊斷絕，給無數家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甚至是無法彌補遺憾的44年的台海堅冰，在汪道涵和辜振甫兩位老人誠摯熾熱的胸懷中慢慢消融，在鎂光燈和無數媒體見証下，歷史性“握手”的一幕最終定格。
第一次踏出國門的我作為特派記者，赴新加坡採訪了這次以兩位老人姓氏命名的——“汪辜會談”。當時，在中國內地，僅有北京和上海兩地共16家和涉台口相關的媒體採訪這次會談。
一
第一次“汪辜會談”，還要從1987年談起。
1987年7月14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長達30多年的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后，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隨之發展起來。此后，台灣當局不得不調整“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於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接受台灣“行政院”指導、“陸委會”為其主管機關、實際上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與大陸聯系與協商的民間性團體——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並於翌年3月9日開始挂牌運作。為便於與海基會接觸、商談，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並授權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性商談的基礎。
此后，1992年3月到1993年4月，海協會和海基會進行了多次事務性商談，期間（指1992年11月16日）還確立了著名的“九二共識”，最終，在進行17次函電往來以及預備會議磋商后，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之間首次會談即“汪辜會談”於1993年正式在新加坡舉行。
這次會面，是海協會、海基會最高負責人之間的首次會晤，也是40余年來，兩岸高層人士的首次接觸。盡管這次會談隻局限於民間性、經濟性的范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在當時引起了兩岸和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1993年4月24日上午8時28分，我們乘坐的航班從上海虹橋國際機場起飛，這是東方航空公司首航新加坡。約5個小時以后，飛機平安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機場。
下午4時45分，我們一行9人剛到達麗晶酒店，就得到一個信息：下午5時30分，會談雙方的“二號人物”唐樹備和邱進益將在亞歷山大路海皇大廈舉行新聞發布會。
於是，我們顧不上辦理入住手續，將行李箱包托付給總台小姐，便驅車直奔海皇大廈。
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和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在新加坡的預備性磋商當天結束。“汪辜會談”的所有准備工作全部就緒。
翌日中午12時，唐樹備在麗晶酒店的夏宮，邀請來自中國大陸的記者和部分香港記者共進午餐。唐先生用一口純正的上海話同我們幾個上海記者交談。他說：他祖籍上海，是在上海出生的唐家第八代，在南洋中學讀過6年書，1949年后歷任上海市總工會干事，《福建日報》社編輯、記者站站長。1955年，被派往越南河內任《新越華報》社編輯組組長。1957年后，任中國新聞社廣播部編輯組組長。1971年起，出任外交部領事司副處長，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一等秘書、領事部主任，外交部領事司處長。此后，唐先生曾任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美國使館公使。1988年，任外交部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1993年，到海協會工作。他說，他在舊金山時，與汪道涵結識，他們的友誼就是從那時開始的。當我們的話題轉向即將舉行的“汪辜會談”時，唐先生笑道：“見一次面總比不見面好，見兩次面比見一次面好。見面一次情，見面總有緣。雙方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就是很大的成果。”他還說：“我們是敲鑼打鼓的，最后要由汪老和辜先生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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