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模生
五、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不是在一個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幾個地方出發
（1）中央紅軍保衛東線門戶之戰，一度成為敵軍整個戰局的重中之重。
1933年9月，國民黨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向各蘇區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以50萬兵力分成東、南、西、北四路軍“圍剿”中央蘇區。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何鍵為西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東路由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負責。
1933年底至翌年初，蔣介石親自指揮其嫡系部隊約10個師入閩，平定十九路軍“閩變”后，立即掉過頭來，將其入閩“討逆”部隊組成東路軍，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依然分東、西、南、北四路軍進攻中央蘇區。其實，名為四路，實際發揮作用重點進攻的是北路軍和東路軍。因為何健指揮的西路軍窮於對付突圍西征、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六軍團﹔陳濟棠指揮的南路軍與蔣介石矛盾尖銳，后來又與我黨和紅軍建立了抗日反蔣統一戰線，達成了秘密停戰協議。所以，西路軍和南路軍對中央蘇區的五次“圍剿”，只是配合防守而已。
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的敵北路軍和東路軍，在廣昌戰役之前，敵北路軍是重中之重。廣昌戰役后，由於中央紅一、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在溫坊戰斗中，消滅敵人一個旅和一個團共4000多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次極大的勝利，使蔣介石極為驚恐，所以將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調到東路軍取代蔣鼎文，指揮東路軍作戰。因為長汀的鬆毛嶺是中央蘇區的東線門戶，隻要打開了這個東線門戶，再往汀州城，一路都是丘陵地帶，向前推進就不成問題了。反之，如果這個東線門戶遲遲不能打開，那麼北路軍和東路軍的“分進合擊”就難以實現。因此顧祝同在東路軍師長以上會議上，鄭重地代表蔣介石說：“這次大舉‘進剿’，其成敗關系到黨國的安危存亡，大家必須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心，務期於短期內殲滅共軍的主力。北路軍現正以全力進攻寧都、石城，東路軍應迅即擊破當面的共軍，進取長汀，配合北路軍的作戰。”因而，能否打開鬆毛嶺這個東線大門，這時就成了敵軍整個戰局的重中之重，否則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就不必調到東路軍取代蔣鼎文了。
（2）中央紅軍分別在東、北兩個主戰場抵御敵軍，所以中央紅軍不在一處，而在福建、江西幾處出發長征。
中央革命根據地是由江西的贛南和福建的閩西連成一片組建而成的。敵人的五次“圍剿”也是對著贛南、閩西作重點進攻的。敵軍以北路軍和東路軍作為重點進攻，我中央紅軍也以北線和東線作為重點抵御防線，而且，這種局面一直保持到進行戰略大轉移，因此中央紅軍不單在江西的一兩處，而應該是在福建、江西的幾處出發地出發長征。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廣昌戰役失敗后，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就開始決定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隻因“左”傾中央過分強調保守秘密，不准向廣大干部戰士傳達動員，所以才秘而不宣。但是隨著戰局越來越不利，甚至到了危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不得不在繼續組織兵力拼死抵御敵人進攻的同時，開始著手進行戰略轉移的一些具體准備工作。例如，1934年9月中旬，因興國戰事告急，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團從長汀抵達瑞金時，周恩來向林彪、聶榮臻兩人傳達了中央關於主力紅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決定，要求秘密做好准備。時隔不久，9月25日，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奉命到瑞金中央開會，聽取決定實行戰略轉移。這次會議在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一書中也有記載：9月間，李德曾召集“各部隊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干部到瑞金，通知撤退計劃”。所以，9月28日，中革軍委命令紅九軍團撤出鬆毛嶺戰斗，30日，紅九軍團從長汀鐘屋村出發進行戰略轉移，應該確定這是福建方面，也是所有中央紅軍中率先出發長征的一支中央紅軍，也是唯一一支不在於都境內集結，也不在於都河渡河離開中央蘇區的中央紅軍。實際情況是紅九軍團從福建長汀鐘屋村出發，前往瑞金武陽，並在武陽擴充了紅二十二師和於都補充第一團，然后，紅九軍團前往會昌珠蘭埠休整了6天，隨即連夜從會昌曉龍鄉渡過濂江（這是一條從安遠流向會昌的河，又稱安遠河），離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為什麼其余中央紅軍都在於都境內集結，又在於都河渡河離開中央蘇區，唯獨紅九軍團例外呢？顯然絕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這是因為中革軍委已決定紅九軍團作為野戰軍的左翼后衛，從會昌渡過濂江，然后緊隨紅一軍團，擔任左路后衛，直插桃江（信豐河），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這是一條十分有利於紅九軍團保障中央野戰軍左翼安全的近道。
綜上從實而論，中央紅九軍團長征出發地是長汀，具體地點是鐘屋村。告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離開地是會昌，具體地點是珠蘭埠。
（本文作者系中共長汀縣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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