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勝
毛澤東難以滿意的兩次黨代會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還提及他參加中共五大的情況：“五次大會我參加了，但沒有表決權。我當時身為農委書記，提出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央不通過，五次大會也沒有採納。現在黨是比過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會有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陣營內部的矛盾亦趨於復雜化和尖銳化。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需要中國共產黨准確判斷形勢並採取果斷行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中共五大於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但是，陳獨秀的報告並沒有吸取教訓，也沒有提出新的方針政策，而是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但他提出的農運決議案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
五大未能改弦易轍，特別是沒有認真討論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注定難以承擔起在生死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毛澤東預感到一場劫難即將來臨，心情蒼涼地寫下《菩薩蠻·黃鶴樓》：“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7月15日，汪精衛集團步蔣介石的后塵，同中國共產黨決裂，並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九大，同樣是一次讓毛澤東難以滿意的黨代會。在他心目中，已經進行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結束之時。他在3月間談到九大文件時明確表示：“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並一再強調團結問題，並在審改九大報告時加了一句：“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毛澤東還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制定“三五計劃”，把整個局勢逐步納入正軌。
但是，毛澤東對九大的期望並沒有實現。對此，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出這樣的結論：“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正是這些錯誤醞釀著更加復雜尖銳的斗爭，使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越來越難以預計和駕馭。
九大難以“勝利”結束“文化大革命”，也難以實現毛澤東一再呼吁的“團結”局面。實際上，在准備九大報告時，毛澤東就十分不滿陳伯達的稿子，以致推遲會議開幕時間，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據當年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吳法憲回憶：“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麼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當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后，林彪說“寫什麼就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彪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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