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
住院期間，周恩來沒有增加一點休息，也沒有減少一點工作量
如前文所述，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醫院。中央決定周恩來治病療養期間，由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代周恩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1975年初，周恩來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在場的余秋裡說：“我聽到這裡，再看看總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裡非常難過，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夠康復。”（《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頁。）
但是，病床上的周恩來實際上沒有能夠完全休息，沒有做到專心治病。吳階平說：“本來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裡治病，可是他腦子根本就沒離開過工作，一會一個問題，都是工作。”（宋家玲等編《偉人周恩來》，第204頁。）衛士高振普則回憶：“周總理沒有因為他的病而增加一點休息，也沒有因為他的病減少一點工作量。”他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從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周恩來生命最后的587天，約人談話220人次，談話最長時間達4小時20分﹔公開會見外賓65次（含港澳人士3次），每次時間大都是1小時左右，最短的1次15分鐘﹔開會32次，去醫院外看人5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活動。（參見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頁。）高振普的這個統計數字可以說明，周恩來是在拼命地爭取時間為黨工作。
在醫院裡，周恩來會見最多的是外賓，包括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毛裡塔尼亞總統莫克塔·烏爾德·達達赫夫婦、加蓬共和國總統哈吉·奧馬爾·邦戈夫婦、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夫婦、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薩勒姆·魯巴伊·阿裡、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夫婦、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岡比亞共和國總統賈瓦拉夫婦、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婦、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伊利耶·維爾德茨等。談話內容很廣泛，氛圍很溫馨。比如，在會見馬科斯總統時，周恩來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律賓前外交部長——引者注）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710頁。）馬科斯在這次訪華中，同周恩來簽署了兩國政府聯合公報，建立了同中國的外交關系。周恩來身體很虛弱，但同外賓談起話來精神矍鑠，他握手時，眼睛總是親切地看著對方。池田大作后來回憶：“我到現在都記得，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不放，目光炯炯地看著我，注視著我。我看他的目光非常嚴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難以形容的一種非常感人的目光。”（《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頁。）周恩來的這些外事活動，促進了同各國關系的發展，努力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對外交工作帶來的一些消極影響。
在病床上，周恩來仍然關心著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比如：他曾經為甘肅定西和慶陽地區遭受旱災造成老百姓缺糧少衣而洒淚自疚，批示：必須立即解決（參見筆者訪問原國務院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吳慶彤談話記錄，2010年。） ﹔他看到山西一個山區的食鹽比城市貴一分錢的群眾來信后，立即指示：“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讓山區群眾吃上鹽”（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 ﹔他聽到遼寧營口、海城地區發生強烈地震的消息，批示國務院發出通報，表揚作出地震預報的有關單位，並提議派代表團到災區去，慰問受災群眾，鼓勵他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他請前往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的華國鋒帶去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帶去“養蜂促農”的科教片，希望當地干部重視發展經濟，搞好群眾生活。這些事看上去是平凡小事，但折射出周恩來的百姓情懷，驗証了那句膾炙人口的詩句：“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相連。”也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言：周恩來付出的愛最多，所以他得到的愛也最多。
在病床上，周恩來還關心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尚沒有完全解決問題的老干部及民主人士等，努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比如，他關心為賀龍恢復名譽的事情，親自修改審定了為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稿，指示公安部門對林彪等人用作賀龍“通敵”“証據”的材料進行技術鑒定，証明確系偽造，蓄意陷害。（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5頁。）他還抱病參加了賀龍骨灰安放儀式。1974年國慶節前夕，周恩來親筆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議增加起義將領衛立煌夫人韓權華、程潛夫人郭翼青、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義夫人劉芸生參加國慶招待會，並告：“因林彪利用東北軍一案大搞東北民主人士，現呂正操同志已平反，張學思已死（此案亦應弄清），故邀張學銘（即張學良之弟、張學思之兄——引者注）出席有此必要。”（《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7頁。）這些作法，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周恩來住院期間，“四人幫”以“評法批儒”“反經驗主義”運動等手段，對他進行攻擊和污蔑。周恩來同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其中一場斗爭是圍繞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展開的，斗爭很激烈。江青、張春橋等竭力想將他們的親信安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為達目的，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說周恩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到周恩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他們來往這樣頻繁，是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9頁。）這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在1974年8月進行大手術后因為連續工作很不好。醫療組在10月將周恩來術后情況向上級報告，提出：“恩來同志第二次手術后，於八月十六日開始會客，十月六日以后會客次數增多，最多時一天會客五次。談話時間有時也較長，最長一次超過兩個半小時。與此同時，批閱的文件也增多。連續會客、談話及批閱文件后，影響白天休息及夜間睡眠。最近幾天顯得疲勞，恩來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81頁。）葉劍英等非常擔心周恩來的身體吃不消，但當時的情況又急需周恩來親飛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及人事安排，取得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不顧病痛折磨，根據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情況，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兩個方案，后又增加了一個方案。他要和王洪文一起帶著這三個方案，飛長沙聽取毛澤東的意見。行前，周恩來便中又出現潛血，醫務人員認為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周恩來卻對他們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同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証周恩來安全回來。（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7頁。）從長沙返回北京后，周恩來沒有靜下心養病，而是抓緊時間召集各種會議，為四屆人大的召開做准備。高振普回憶：從長沙回來的第二天，周恩來“就忙於召集會議。這段時間，幾乎是天天開會，有時在醫院，有時去大會堂，有時去京西賓館。開會回來，就在病房裡修改報告，批閱文件。有時在燈下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這時候，身邊工作人員“隻能加強護理，及時給他用藥，誰也不敢去打擾他，因為那樣做隻會延長他的辦公時間”。（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220頁。）隨后，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統一黨內思想，為四屆人大順利召開做好准備。
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終於在北京隆重召開。在全體代表雷鳴般的掌聲中，周恩來瘦弱而又堅毅的身影出現在主席台上。“周恩來看上去很消瘦，臉黃黃的”，參加這次會議的羽毛球運動員陳玉娘說：“看到他的樣子，我心裡很難過。”（筆者訪問陳玉娘談話記錄，2007年。）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在報告中，他重申了1964年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兩步設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說：“今后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79頁。）這是周恩來為中國人民留下的政治遺言和指出的努力方向。這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為國務院副總理。與“四人幫”在組閣方面的斗爭最終取得勝利。會議期間，周恩來參加了天津代表團的討論。他對代表們說：我得了癌症，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但我要努力和疾病作斗爭，爭取更多的時間，和大家一起奮斗。在場的許多人都流下眼淚。
重病期間的周恩來心裡牽挂著很多事情，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祖國統一大業。1975年9月4日，他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這篇文章分析了蔣介石去世（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后台灣的局勢，介紹了蔣經國的經歷及其他情況。周恩來在文章稿上批示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和秘書錢嘉東：對蔡省三有關材料“進行分析”，並要他們找王昆侖、於右任女婿屈武弄清真相。批示落款“周恩來，9月4日”。后面接連四個“托”字，筆跡是顫抖的。這年12月，周恩來病情加重，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時，他讓高振普約羅青長到醫院來，“他聲音很低，口裡重復著羅青長的名字”。羅青長應召趕到醫院。高振普回憶說：“羅青長疾步走近病床，握著總理的手，叫了聲‘總理’，就哽咽了，總理示意他坐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開始與羅青長談話，總理說話聲音很低，但吐字還清楚。羅青長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難過和激動的感覺一齊涌上心頭，同時又有些緊張，他說聽不清總理講什麼。有些話是我把耳朵貼近總理嘴邊才能聽清，然后再說給羅青長，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只是原話照傳，我問羅青長：‘你知道怎麼回事嗎？’他說：‘懂，你就照傳吧。’”（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230、231頁。）在羅青長的記憶中有這樣幾句話記得很清楚：“總理說：‘青長，我平時不病，沒想到這次病成這個樣子，我還能夠看到你。’他說，我平常給你們講的台灣那些老朋友，他們有些人，過去對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們將來千萬不要忘記他們。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不要忘記他們。”（筆者訪問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談話記錄，1997年。）周恩來對台灣寄以深厚的感情，對台灣人民寄以深切的期望。他去世后，骨灰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停放了一個晚上。
其實，周恩來住院后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專心治療、養病，但是他沒有做出這樣的選擇，在他心中，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一息尚存，就要奮斗到底。這就是周恩來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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