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
[摘要]“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精神壓力，嚴重損害了周恩來的健康。通宵達旦的工作，使周恩來心臟出現了問題，繼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襲，於1974年6月1日住院治療。住院期間，周恩來一面同疾病“苦斗”，一面堅持工作，處理國內外大事，直到生命結束。病中的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關懷，毛澤東總是及時就周恩來的病情及治療檢查問題作出指示。在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在病床上與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鄧穎超商討身后事，叮囑“一定不要特殊化”，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和風范。
[關鍵詞]周恩來﹔“文化大革命”﹔住院﹔毛澤東﹔鄧穎超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精神壓力，嚴重損害了周恩來的健康，透支著他的生命。在會見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時，周恩來曾就自己的健康情況談到這樣一段話：“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減弱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頁。）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健康狀況而停下奮斗的腳步，反而把這種奮斗精神作為一種“養身之道”。他曾對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說：“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歲月中，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這也可以算是我的‘養身之道’吧。”（《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66頁。）周恩來的這番話，表達了一個共產黨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宵達旦的工作，使周恩來心臟出現問題，繼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襲
1967年2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心臟病，這是因為經常通宵達旦的工作，長期疲勞所致。據周恩來工作台歷記載，他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最初的半年，僅接見北京和全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代表這一項工作就有160余次﹔他被診斷患有心臟病后的2月份一個月內接見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談各類問題43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27次﹔3月份一個月內接見群眾組織代表31次，接見各地負責人談各類問題49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05、132、142頁。）因身邊工作人員陸續調離，到1968年，周恩來隻剩下兩個秘書，一個是老秘書錢嘉東，一個是新調來的年輕人紀東。周恩來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客人說：“我現在隻有兩個秘書，其他都支工支農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時，一個人得工作十二小時，我不能不讓他們休息。晚上我讓他們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寫、自己辦。”（《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257頁。）
1967年9月24日那天，周恩來曾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八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91頁。）這之前，他還曾對群眾組織代表說：“我這樣的身體，這一年就成了這樣，你們總要讓我們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我身體不好，一天工作這麼長時間，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沒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52、161頁。）
心臟出現異常后，周恩來經常需要吸氧，辦公時均有醫生和護士在外面守候，隨時准備搶救。
“文化大革命”中局面混亂，紅衛兵運動、林彪事件，特別是“四人幫”對各項工作的干擾等等，一件又一件復雜棘手的事情不斷擺在周恩來面前，使他無法停下工作靜心休養。
周恩來的心臟病伴隨著繁重的工作一天天發展。1972年9月，他兩次發生心絞痛，其中一次伴有早跳，同時脈搏較快，脈壓差較大。經做心電圖發現，他的脈狀動脈供血不足情況有所加重。11月11日，中南海門診部組織心臟科醫生會診，大家一致認為，周恩來的心臟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注意。
就在這一年，癌症又悄悄地向周恩來襲來。
從1971年6月開始，周恩來的便中不斷發現潛血。1972年5月19日晚，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大夫接到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的電話，說周恩來的尿液中發現紅細胞，請醫療組負責人吳階平大夫約幾位醫生研究一下﹔5月25日晚又接到北京醫院病理科醫生馬正中的電話，說尿標本中找到高度可疑之癌細胞，幾位醫生看過后口頭表示，可以基本確定為癌細胞。隨后幾天，經京津滬三地專家會診，意見基本一致，臨床醫生認為“有泌尿系腫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5月19日至29日。）當時，根據中央的指示，這些病情對周恩來是保密的。但是，尿中的紅血球問題還是引起周恩來的注意，他曾向大夫詢問“自己尿中紅血球的問題”。（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6月8日。）大夫根據紀律要求，沒有向他透露檢查結果。從這以后，周恩來每天要驗尿，觀察病情。
1973年1月5日，周恩來發生大量便血。（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571頁。）2月5日又開始出現肉眼血尿，“顯微鏡下紅細胞布滿視野”，“均找到癌細胞”。3月1日，由於肉眼血尿頻繁，又開始出組織塊。這樣，再說不檢查（膀胱鏡），已無法向病人解釋。經報毛澤東后，3月2日晚由葉劍英等將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和鄧穎超，說明：“以前有懷疑，2月5日以后高度懷疑，3月1日出組織塊，即証實有些問題。”（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3年3月2日。）為此，在接待基辛格訪華的工作完成后，周恩來向政治局請假治療，並向毛澤東匯報了病情及檢查治療的安排。報告說：昨晚開政治局會議，遵主席指示，簡單地說明我的便血情況，需檢查一次，分兩步走，不要畢其功於一役，防止促進惡化。我向政治局請假，不管檢查情況如何，我都留在山上兩星期。一切外賓都可不見，會議可不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報告，請劍英同志主持和簽署。毛澤東在周恩來的請假報告上批示“同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472頁。）從3月10日至24日，周恩來在鄧穎超陪伴下，到玉泉山做全面檢查治療。此后，病情有所控制。
周恩來始終是邊工作邊治療。根據有關記錄統計：1974年1月至5月期間，周恩來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0—671頁。）由於過度勞累，這年上半年開始，周恩來的病情又開始加重。
這期間，周恩來靠輸血及其他治療堅持工作。1974年3月11日起至15日，周恩來到305醫院做全面檢查，確診為癌症復發。從4月25日起，由於癌症所致，周恩來出血不斷，量多，有時有血塊堵塞，甚至連續10分鐘排不出尿。尿中細胞呈陽性，是由腫瘤所致。別的病人也有出血，但出血量不如周恩來多。（參見吳階平報告記錄，1974年5月9日。） 在這種情況下，6月1日，周恩來住進305醫院。到8月確診為癌症轉移。
住院期間，周恩來從1974年6月1日做第一次大手術開始到1976年1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術，共做大小手術十幾次，約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面對疾病的折磨，周恩來一直很堅強，用鄧穎超的話說，是在“跟病苦斗”。（參見鄧穎超會見醫療組談話記錄，1975年10月16日。）周恩來在發現血尿之后，很注意，“對檢查的態度是積極的，配合是好的”。他希望了解真實情況，曾經對張佐良說：“張大夫，如果把情況告訴我，我自己好下決心嘛！”（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5月31日﹔1973年2月28日。）他還對醫務人員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1975年5月7日周恩來同周尚玨、鄭淑雲等談病情，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706頁。）
住院期間，周恩來不顧自己的病痛，始終關心的是其他患病的領導和同志，如李先念所說：“他管別人的病管得多，管得細。”（李先念談話記錄，1975年11月16日。）時為日壇醫院腫瘤科的大夫李冰回憶，周恩來在手術台上等著手術時，突然把她找來，向她了解雲南個舊矽肺病和肺癌問題。李冰說：“那個場面，他的聲音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他說雲南錫業公司礦工肺癌發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一些。知道了為什麼不去？你趕快去！就這麼幾句話，我當時發蒙了，總理麻醉以后手術中間還想著這個事。出來以后，我哭了。回來以后就做准備，內科的、外科的，還有搞胸部的專家，一個禮拜之后就去了。”（採訪李冰記錄，轉引自宋家玲等編《偉人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頁。）
對醫務人員，周恩來是“稱贊感謝”的，對他們始終予以鼓勵，叮囑說：“不要責怪任何人，感謝大家，特別是吳階平、吳蔚然、方圻、吳德誠等同志。”(鄧穎超談話記錄，1975年11月11日。)當周恩來判斷自己的病難以治療后，對醫生說：我的病在醫院待下去已沒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去住，這裡還有好多病人，你們應去照護他們。（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720頁。）他還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鄧穎超曾經這樣說過：“恩來對於自己個人離開人世沒有絲毫挂慮，對祖國的科學發展和未來卻充滿了熱情和期望。”為了實現周恩來的願望，鄧穎超對醫務人員說：“在他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你們要支持恩來的這一行動。”（《鄧穎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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