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歷史演進、概念體系與語義用法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摘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國家建設的宏偉奮斗目標。以黨的文獻為中心，對“現代化”的用法進行文本分析，可以審視“現代化”的歷史演進、豐富內容和深刻內涵。從縱向的歷史維度看，在黨的文獻中，“現代化”大量使用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38年，主要用於國防領域，新中國成立后逐步確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改革開放后“現代化”擴展到各個領域。從橫向的邏輯結構看，中共對“現代化”的使用，既有頂層設計層面的概念，又有國防、經濟、社會、科學、政治等方面的概念。從語義上看，“現代化”在詞性差異、邏輯層次、生成路徑等方面具有鮮明特色。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的文獻﹔現代化

當今中國仍然處於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現代化”也再次成為高頻詞。本文分別從縱向的歷史維度、橫向的邏輯結構以及具體的語義分析三個層面，梳理和研究黨的文獻中對“現代化”一詞的使用，探求作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在什麼時候最早使用“現代化”這一概念，之后又提出哪些與“現代化”有關的概念，以及黨對“現代化”的認識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並分析“現代化”在黨的文獻中的科學內涵、具體用法和使用范圍等，從而全面把握中國“現代化”的內涵和發展。

一、“現代化”的歷史演進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及此后西方列強的大規模入侵，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封閉性發展的邏輯。千年未有之變動，帶來了思想領域的變革。“中體西用論”“西化論”“中西互補論”等思潮開始興起。

20世紀30年代，圍繞中國發展道路問題，“中國本位論”與“全盤西化論”展開了一場大爭論。爭論中，中國思想界初步形成了“現代化”的基本概念，並逐步取代“西化”這個偏狹的概念。用“現代化”概念取代“西化”概念，不僅是修辭上的問題，而且是對觀察現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論”的修正和突破。（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319頁。）

中國共產黨作為當時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黨，也在這一時期開始使用“現代化”的概念。1931年秋，瞿秋白在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的《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中提出，“要發動新的文字革命……直到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羅馬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卷》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頁。）1933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在告青年書中說，“英帝國主義使廣東的反動軍隊更‘現代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頁。） 這兩處用法，“現代化”的含義並不十分明確，帶有進步、先進的意思。

黨的文獻中大量使用“現代化”這一概念是在1938年。在與裝備先進的日軍交戰中，中國共產黨切身感受到中日差距，明確提出要實現軍隊、裝備的現代化。1938年1月7日，周恩來在《怎樣進行持久戰？》一文中，使用了“現代化的軍事工業”“裝備的現代化”“軍隊現代化”等說法。（參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頁。）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指出，“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此后，黨的文件和其他領導人開始較多使用“現代化”這一概念。從當時“現代化”的用法看，主要是用於國防領域，強調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機械化的兵團。這一認識，符合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邏輯，是對當時歷史條件下客觀形勢的反映。因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一開始面臨的迫切任務是民族獨立，在性質上屬於防衛性現代化，早期的洋務運動就是從興辦軍工企業入手。這一任務，在日本全面侵華后顯得更為緊迫。在此形勢下，中共提出軍隊、裝備的現代化，是應勢而為的。

進入1949年后，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建設問題，“現代化”的內涵逐漸擴展。1949年2月，毛澤東在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會談時指出，“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毛澤東傳（1893—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7頁。）3月5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強調，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4月17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也指出，“中國太落后，現代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隻佔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極大的努力才能使國家現代化”。（《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頁。）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務，逐步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4年9月23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為了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頁。）這是黨的文獻中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最早表述。到1957年，“現代化”的使用主要涉及經濟、國防領域。這期間的主要提法有“現代化大生產”“現代化軍事科學技術”“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現代化的經濟”“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等。這些提法中，現代化意指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對於落后國家來說，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提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一定要努力把小農經濟基礎變成大工業經濟基礎”，“隻有當國家實行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頁。） 列寧的這一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提出“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思想來源。

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任務，即“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頁。）1958年后，“左”的錯誤逐步蔓延，“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沒有得到充分落實。1966至1974年，“現代化”被淹沒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潮中，三屆人大確定的“四個現代化”很少被提及。中共九大、十大的會議文獻都沒有出現“現代化”的相關提法。1974年11月6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后聽取李先念關於國民經濟情況的匯報時，作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為四屆人大重提“四個現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據。（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5頁。）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宣布了中國一定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從此，“四個現代化”又重新回到黨的文獻中。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決定。於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成為新時期黨的文獻中的高頻詞。在總結歷史經驗中，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社會主義在制度建設上還存在不少不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能局限於“四個現代化”。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所說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說現代化事業隻以這四個方面為限。我們要在改善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學文化水平，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發展高尚的豐富多採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頁。） 於是，現代化的內容不斷豐富和拓展，“四個現代化”的提法逐步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替代。相比“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現代化。於是，現代化在外延和內涵上得到擴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先后出現的有關現代化的提法主要有：“現代化道路”“經濟現代化”“現代化管理”“現代化社會”“農村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城市現代化”等。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概念。其含義就是要適應時代發展，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和完善，實現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參見《人民日報》2014年1月1日。）這屬於政治現代化范疇，相比此前“現代化”的使用，是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