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二，從十大到四屆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澤東的主導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調整和穩定中央領導層的結構，成為他一再考慮的要事。除繼續讓中央領導層的老干部發揮作用外，他設想從工農中間提拔一些，從相對年輕一點的領導干部中選一些。由此，從1973年8月的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在中央領導層逐步形成四撥人：以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吳德為代表的“中生代”領導干部，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則為“文革”路線的代表，還有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這些工農代表。
這四撥人中，老一輩革命家最有經驗、資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經驗，可操持實事﹔工農代表有象征意義，可學習辦事﹔至於“四人幫”，與“文革”運動相生相伴，是維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這種安排，是“文革”運動的必然結果，也反映出毛澤東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顧了各個方面、各種傾向，有利於結構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結合。但是，這個試圖把方方面面攏在一起以托長遠的結構，看起來合理，實則脆弱而充滿變數，勢必出現毛澤東擔心的團結問題。因為以老一代革命家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之間的矛盾，根本上很難調和。
果然，到1974年，以老干部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的斗爭公開化了，一會兒是鄧小平赴聯大的風波，一會兒是“風慶輪事件”。到這年底，圍繞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幫”更是動作不斷，還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從而使毛澤東不得不對這兩撥人的優長作出比較，在使用上再次面臨選擇。
《毛澤東年譜（1949—1976）》詳細披露了這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的談話內容，主要涉及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心裡都清楚，兩人都老病纏身，來日不多，這或許是他們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2頁。）“難”在哪裡呢？難在人事安排的緊迫性和復雜性，需要慎重﹔難在這次安排涉及兩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領導層人員的特點分析清楚，還要表明態度，有些話就需要說得透底直率一些。於是，毛澤東在談話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幫”這個概念，對他們表示強烈不滿，分別讓江青和王洪文作檢討，不讓江青組閣，隻讓她研究國際問題，讓張春橋管黨務（而組織工作另由紀登奎負責），姚文元管宣傳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澤東堅持朱德擬任委員長，副委員長中董必武、宋慶齡排在前面﹔盡管周恩來已經病重，毛澤東毫不猶豫堅持：“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這個職務非周莫屬﹔他還講，“國務院的工作要能辦事的”，周恩來生病期間，“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頂”﹔再次明確，鄧小平擔任黨的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2、563頁。)
此番安排，看起來是不棄鳴響不已的“瓦釜”，心底裡卻更為期待和倚重音雄韻厚的黃鐘大呂。畢竟，黨和國家當時面臨的紛繁復雜的艱難局面，還是要靠“能辦事”且久經考驗的老干部才撐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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