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三，四屆人大之后
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澤東很關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理論防修反修。這種工作布局，也相應地反映在他對人事布局的考慮之中。
對第一件事安定團結，毛澤東通過反復批評“四人幫”搞宗派來解決，並說1975年的“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83頁。）這個說法意味深長，可作不同理解，由此為后來的政局發展埋下了伏線。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看出張春橋、姚文元隻批經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的缺陷，及時作了批評，同時支持鄧小平整飭地方上鬧派性的頭頭。
對第二件事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則主要讓老同志和“中生代”去做。張春橋雖然擔任副總理，排名靠前，但分工管文化教育，與姚文元的工作重疊，而鄧小平主持著國務院工作，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又是常務副總理。至於軍隊方面，則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張春橋雖然兼著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也參加會議，但他們事實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對人說：討論軍隊干部任免名單，“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隻好通過”。
至於第三件事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則讓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去做，吵吵鬧鬧地搞理論、造輿論，確也是他們的強項。
這時候，非常有政治經驗的鄧小平則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攏在一起，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是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時也意在強調三件事是一個整體，抓理論宣傳不能同安定團結、經濟整頓對立起來。實際上，鄧小平對理論宣傳這件事也看得很重，抓得很緊。和毛澤東一樣，他深諳理論秀才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主政西南時講過一些名言，諸如：“共產黨員不懂理論是可恥的”“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宣傳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糧草”“要改變一個人的腦筋就要做宣傳工作”。毛澤東重視鄧小平，不僅欣賞他的辦事才干，也清楚他在思想方法和理論水平上有突出優勢，特別是對鄧小平1960年代初期在前線指揮同蘇聯“打文仗”的水平印象深刻。
1975年大刀闊斧地主持整頓時，鄧小平確實也不是一般地重視理論秀才。1975年1月6日，四屆人大還未召開，他就約胡喬木談話，說正在考慮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等理論秀才當國務院顧問的事，還要胡喬木“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他說：“現在的一般文章，隻有結論，沒有論証，不能說服人。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寫作的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和毛主席不久前談到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這些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系統解答的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6月份正式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時候，鄧小平又要求“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一點的，培養作理論工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57頁。）從實際效果來看，當時的國務院研究室成為牽制“四人幫”，宣傳和推動整頓工作的重要輿論陣地。
總的來說，晚年毛澤東對中央領導層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又要有治黨治國的經驗能力，最好還要有指揮打仗的本領。反復比較，他對抓得起、穩得住的老同志更為倚重。為此，關鍵時候他信任周恩來，兩人敞開心扉，一道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評價葉劍英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他說“李先念會管經濟，是木匠出身，腰裡別著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對各種經濟項目該批的批，該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經歷、思想方法和處事風格與自己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鄧小平，更是眾所周知。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澤東從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開，對鄧小平有20次評價，內容均是正面的。林彪事件后為了重新起用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的好話就更多了，其中三條評價為人熟知，也最能體現晚年毛澤東的用人之道：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會打仗反修。中央領導層的格局配備，是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歷史形成的。老同志們的信仰、經驗、才干和威望，包括他們和毛澤東的關系，經過長期考驗。把他們擺在黨政軍的什麼位置，對全局的穩定會起到什麼影響，對工作的展開能發揮什麼作用，毛澤東都有所掂量，胸中大體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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