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崢嶸
譚平山，1886年9月28日出生於廣東省高明縣明城新坊一個裁縫家庭，1909年加入同盟會。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廣州共產黨組織的主要創建人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兼組織部長，他為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貢獻。大革命失敗后，參加領導了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南昌起義失敗后，受到了錯誤的黨紀處分，在黨外，他仍堅持革命立場，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恢復黨籍。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他“為黨為國奮斗終生”。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逝世，享年70歲。
領導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公開揭露汪精衛等把持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反革命行為，並宣布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武漢政府。當時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駐武漢國民黨中央黨團書記的譚平山與在國民政府擔任部長的共產黨員蘇兆征聯名發出辭職書，決然退出武漢政府。當晚，在離開武漢以前，他與已加入國民黨的陳公博等進行了一次談話。他認為：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隻有從農民暴動起來沒收，直至農民自己能夠解決為止。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應該存在”，“應該改組國民黨”，或另組第三黨。如果因為怕第三黨不能真正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拿共產黨來推進這個第三黨。
在武漢國民黨政府實行分共清黨后，中共中央確定組織民眾武裝起義的新政策，著手制定在湘、鄂、粵、贛4省發動秋收起義的計劃。為此，在武昌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作了撤退的部署，迅速地將黨的各級組織轉入地下，並把聚集在武漢的共產黨員派往各地掌握武裝力量，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將從事軍隊工作的中共黨員集中南昌、九江一帶，做聯絡張發奎返回廣東的准備。
7月19日，譚平山與李立三、鄧中夏等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從武漢抵達九江。此時，由中共掌握的革命軍隊集中在九江者約6個團。黨的不少負責同志，亦相繼轉移至九江。20日，譚平山召集了一個座談會，准備武裝起義。參加座談會的有鄧中夏、李立三、聶榮臻、葉挺等。會上，多數主張葉挺即刻聯合賀龍的軍隊舉行起義，“向武漢政府示威”，“表示我們反對分共主張”，“保持國民黨的三大政策，脅迫張發奎贊成這一主張，反對武漢政府”，並派李立三與鄧中夏到廬山，將這個決定委托在廬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待中央命令到達后即行起事。
23日，譚平山為約賀龍參加南昌起義，特地介紹賀龍與九江的各省代表見面，就南昌起義事征詢賀龍的意見。賀龍表示堅決支持和參加起義。24日，譚平山等在第三次的九江會議上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為集中黨權、政權和軍權之最高機關。24日，譚平山與惲代英、李立三等一起到達南昌，住在賀龍的二十軍司令部。28日，周恩來到達南昌后，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負責領導南昌起義的工作。譚平山參加了前敵委員會，並與其他前委成員一起討論領導發動起義事宜。29日，由譚平山、韓麟符負責召集國民黨的左派中央執行委員及各省黨部負責代表，准備組織國民黨政治及常務機關。
7月30日，張國燾自九江趕到南昌。前委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提出起義需征得張發奎同意，方能進行。譚平山與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人一致反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認為“暴動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張已受汪之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劃”。爭論數小時，會議未得結論。31日早晨，再次開會。由於譚平山和前委成員一致據理力爭，張國燾放棄了他原來的主張，“最后表示服從多數”。會議決定於第二日（8月1日）凌晨2時舉行暴動。決議明確“由賀龍、葉挺、譚平山、周恩來組織國民黨內的特別委員會，主張（持）這個運動”。
起義成功后的當天，譚平山與宋慶齡、鄧演達、彭澤民、林祖涵、惲代英等國民黨左派中央執行委員一起聯名在南昌《民國日報》上發表綱領性文件《中央委員會宣言》。此宣言是由譚平山起草，經前委改定的，是一篇聲討蔣、汪反動派的檄文。同日，聯席會議還通過了《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宣言》（簡稱《聯席會議宣言》），它用國民黨左派的名義，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為基礎，分別提出內容一致的政綱，這個綱領不僅反映了國民黨左派人士願望，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組織統一戰線，進行民主革命的主張。
8月2日，譚平山率領革命委員會所屬機關工作人員，撤離南昌，隨軍南下，旋即乘船往香港再赴澳門。
被開除出黨 審時組建第三黨
1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左”傾盲動主義的指導下，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認為：“譚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會后，當任國民政府農民部長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后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中國C.P.而另組織第三黨，並向知識分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另組織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央許可私自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呈請書內復大罵農運之棘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后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澳，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為他和賀龍談話之投機和賀可反張，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干的反黨空氣，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員中，其后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后通知或徑不通知前委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土地）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
譚平山受開除黨籍處分。對此，1944年3月，周恩來在延安黨校所作的報告中談到譚平山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時說：“是張國燾反對南昌起義，譚平山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當時我任前委書記，這位師長來征求我的意見，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這樣做。后來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代表就決定把譚平山開除了。今天看來，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的。”
1928年初，他在澳門休養了兩個月后，從澳門回到上海，尋找黨組織，獲悉已被開除黨籍，要求復議，並要求黨組織送他到莫斯科學習，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教訓，以便更好地為黨工作，但遭到拒絕。譚平山一如既往關心黨的工作，關心中國革命的進展，他給黨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看法。鑒於當時“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譚平山認為這是“超時代的策略”，指出：中國共產黨應繼續不斷地與其它政黨合作，絕對不能拋棄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而應積極地領導他們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他認為俄國多數黨在1905年后，1917年前，反對沙皇的反封建的聯合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現在所應該認為的最可寶貴的經驗。
這時，在上海匯聚著大批尋找革命出路的青年人，但是“群龍無首”。在這些人當中，一部分是與蔣介石決裂或被蔣介石國民黨開除的左派民主人士﹔一部分是游離了中共或被中共開除或與中共失去聯系的共產黨人。譚平山和鄧演達在這兩部分人中很有代表性。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在生活上也很困難。不甘沉淪的譚平山為了更好地繼續革命，他借自己在各方面的影響，開始出面聯絡召集會議，多次協商重新建立革命組織事宜。他在上海聯絡部分脫黨的中共黨員、國民黨左派分子，成立了“國民黨左派聯合辦事處”，准備建立新黨。譚平山和鄧初民起草《黨綱》和《政綱》，主張“實行民族的社會革命，向著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
1928年3月，譚平山在上海一家外國人開的旅館裡主持召開了第三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會議選舉譚平山、鄧演達、鄧初民、章伯鈞、鄭太朴、朱蘊山、李世璋、張曙時、馬哲民等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鄧演達為總負責人，在鄧未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
中華革命黨成立后，譚平山又起草了《中華革命黨宣言草案》，這一文件概括了該黨籌備期間草擬的“黨綱”和“政綱”的內容。6月下旬，譚平山在上海召集了中華革命黨負責人的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宣言草案，這個《宣言草案》共有八章，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回答了人們提出的中華革命黨與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關系等一系列的問題。《宣言》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三特質”的革命。
1928年5月25日，譚平山創辦了《突擊》周刊，6月1日又創辦了《燈塔》周刊。6月13日，他以中華革命黨主席團的名義發布了《訓令第一號 》。中華革命黨利用自己的宣傳陣地，揭露和批判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布：“站在革命的立場，向失了革命本質的封建集團宣戰”﹔主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
中華革命黨不斷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國民黨改組派把中華革命黨說成是中共的“工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也攻擊中華革命黨是“共產黨的工具”，“共產黨的附庸”，“他們的綱領還是聯俄、聯共和暴動三項”。
共產國際出於對鄧演達、譚平山的成見，認為譚平山所組成的新黨“將是孟什維克的反工農的黨，做蔣介石及其他工農劊子手的走狗”﹔並指示：“中國共產黨應當實行嚴厲的斗爭”，“是黨當前的任務”。1928年7月，中共“六大決議案”指出：“大會同樣贊成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對於鄧演達、譚平山的所謂‘第三黨’的估量。”
1930年5月，鄧演達由香港密秘回到上海，起草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一新的綱領。在醞釀改組中華革命黨的過程中，譚平山支持鄧演達的反蔣主張。但在黨的理論指導、土地政策、黨的名稱、革命斗爭方式等重大問題上兩人卻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關於黨的理論指導，譚平山認為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已為蔣介石、汪精衛所玷污，而且三民主義“缺乏階級基礎”，因此，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重新解釋，使之成為“科學的三民主義”，來作為指導革命的理論，從而把革命推向社會主義。
關於黨的名稱問題，譚平山認為自蔣、汪叛變革命后，國民黨不再是革命組織，而是反動組織的總稱，國民黨早已失掉人心，而且我們的主張與國民黨是完全不同的，用中華革命黨的名稱可以表示我們與國民黨決裂，而且還可以說明我們是繼承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關子反蔣斗爭方式問題，譚平山認為必須發動工農群眾開展斗爭，不能單純策動國民黨軍隊，搞軍事投機。在新綱領正式通過之前，譚平山向鄧演達表示，要出國作短暫的休息，希望鄧演達主持全部工作。鄧演達表示同意，但希望譚平山什麼時候感到要回來工作，就什麼時候回來。不久，譚平山由上海到香港轉入地下活動。
對蔣介石的幻想破滅
盧溝橋事變后，譚平山在香港與中共中央派來的代表張雲逸及其他愛國人士商談抗日救國大計。不久，他從香港經廣州赴武漢，要求從事抗日活動。
1938年春，蔣介石知道譚平山到了武漢，便想利用譚平山這塊招牌點綴自己的門面。他特別召見譚平山，征求譚平山對施政的意見。譚平山即坦率又抱幻想地說：“國民黨已經衰老，現在抗日戰爭，要依靠新生力量，要增加新血液，改造國民黨。”他被蔣委派參加起草《抗戰建國綱領》。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譚平山被恢復國民黨黨籍，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這期間，張國燾想拉攏譚平山，要求與譚見面，遭到譚平山的堅決拒絕。陳獨秀也約見譚平山，譚平山同意見面。但事先聲明不談政治。陳、譚兩人在漢口南京飯店譚的住處見面，開始時只是談各自的經歷和生活，談了兩天。后來，在談話中雙方的觀點不一致，不歡而散，從此，兩人再也不見面了。
10月武漢失守后，譚平山離開武漢到重慶，這時的國民黨政府開始將其重點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譚平山開始對國民黨採取消極的態度。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採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取消了抗日初期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譚平山對蔣介石的幻想破滅了。他對大家說：“現在看來，蔣介石還是原來的樣子，沒有改變，我想把三青團搞成革命組織，但是，實際上成了欺騙青年的反革命秘密組織。”他在思想上陷入仿徨和苦悶之中。蔣介石很注意譚平山的動向。在重慶市內，蔣介石害怕譚平山與進步人士接觸，再給他帶來麻煩，常派賀衷寒、康澤到譚平山家，實際上是暗中監視譚平山的行動。譚平山乘市內住房遭到日本飛機轟炸之機，全家搬到了郊區，賀、康一班人就很少到譚家。他從此擺脫了十三太保的糾纏和監視，與共產黨人以及其他進步人士接觸也就更多了。
這時的蔣介石越來越反動，國民參政會的斗爭逐漸公開化，譚平山也卷進了斗爭的漩渦。他向中共黨組織提出要求，重新審查他的歷史，恢復他的黨籍，並表示要到延安解放區去的決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勸他繼續留在國統區，多做爭取團結各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從此他心情舒暢，干勁倍增。他對別人說：“今后我的行動與黨的行動同一步調，黨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譚平山看透了蔣介石的陰謀，他以到成都去擔任國民黨政治訓練班教官為名，從重慶搬到成都，不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活動，也進一步擺脫三青團等特務的糾纏和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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