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的情節與內幕【2】

建交談判情節與內幕

在中法建交中起橋梁作用的，法國方面是前總理埃德加•富爾，中國方面是那時以知名民主人士張奚若為會長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1957年，張奚若邀請富爾訪華。富爾訪華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接見，回國后宣傳新中國成就，認為西方國家不能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主張西方國家，尤其法國，應該同中國建交。為此，他還寫了一本書《leserpentetlatortue》(《蛇與龜》)，書名是取意於毛澤東詩詞中“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詩句，意思是中法之間應像武漢的龜山和蛇山那樣架起溝通的橋梁。

毛澤東和戴高樂這兩位20世紀的偉大政治家，雖然從未見面，可在20世紀60年代的國際反霸和推動中法關系等問題上卻常常不謀而合。1963年8月29日，針對美國侵略越南戰爭急劇升級，戴高樂發表強烈譴責美國侵略越南的講話，並公開宣布他對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主張。就在這一天，他緊急召見富爾研究同中國建交的問題，可找不到富爾，而且誰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原來，富爾被毛澤東委托的人請去了。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將富爾請到瑞士首都伯爾尼中國大使館去了。李清泉大使向富爾轉交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張奚若會長的邀請信，邀請他第二次去中國訪問。看來毛澤東和戴高樂一樣，這時也在考慮要富爾溝通中法建交問題了。

戴高樂在得知富爾將再次去中國時，私下給予富爾官方身份，作為他的密使前去探路，摸清中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立場與主張，同時與中國談判建交。

戴高樂向富爾交代了同中國談判建交要堅持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要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法國要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的國家。他不認為英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同中國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系是真正建交，英國只是因為香港問題的需要而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商務辦公室而已，法國不能抄英國模式。第二個原則是無條件建交，不接受中國那時同外國建交要求對方同台灣當局斷交的條件。

富爾帶著戴高樂的這些指示與原則赴中國。由於法國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戴高樂保持他一貫的高傲姿態，避免他作為法國總統同沒有外交關系的中國領導人直接聯系，轉而給了富爾一封親筆授權信，讓他帶去中國。信的形式是寫給富爾的，內容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字裡行間告訴中國領導人富爾是奉他之命去同中國領導人談判建交事宜的特使。

為對外保密，特別是向美國保密，戴高樂還親自細心安排富爾去中國的路線。為模糊富爾去中國的政治使命，他讓富爾扮成到亞洲旅游的自由旅行者。去的路程不直接到北京，先到柬埔寨首都金邊，並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回程時經印度首都新德裡，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以模糊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政治影響。回程時到了印度有意不急於回國，不慌不忙悠閑旅游，在印度停留兩個星期，將他與中國政府建交談判的文件由法國駐印度使館的一位秘書專程及時送回巴黎。

富爾偕夫人於1963年10月22日到北京。對外他公開說這次到北京同1957年一樣是私人訪問，但他對中國當局明確表明他是戴高樂總統的特使，並將戴高樂給他的親筆授權信交給周恩來總理。

富爾到北京后談判遇到的難題是台灣問題。戴高樂不願宣布與台灣斷交，要求同中國無條件建交。但中國那時同任何國家建交都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首先必須同台灣當局斷交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談判一開始就陷入僵局。

戴高樂不願同台灣斷交有兩個原因：一是為向西方國家表明他同中國建交不是屈尊求成，是無條件的﹔二是還有深層的原因，他難斷同蔣介石的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曾給予過他幫助。1940年，法國戰敗向德國投降后將在亞洲的印度支那殖民地讓給日本。1941年7月，法國的維希政府還同日本簽訂《“共同防御”印度支那協定》，法國在那裡的殖民當局和駐軍幫助日本侵略軍維持秩序鎮壓人民。戰爭即將結束時，戴高樂想收復印度支那，美國、英國等盟國都認為鑒於法國殖民當局和駐軍在戰爭中成為日本的附庸，戰后法國無權收復印度支那。蔣介石主動表示中國無意佔領印度支那，支持法國重返印度支那。那時中國的首都在重慶。戰爭后期，日本將法國在印度支那的行政人員和僑民驅逐出印度支那，蔣介石讓他們撤退到中國境內。戴高樂還向重慶派出了他領導的戰斗法國常駐重慶的代表。戴高樂認蔣介石為二戰中的戰友，在他家裡一直挂著蔣介石的像。他不願因同台灣斷交而刺痛蔣介石。

富爾緊緊守住不同台灣斷交的立場，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同富爾從北京談到上海，共進行了6次談判。富爾一再表示法國無意搞“兩個中國”。富爾承諾：“法國將按國際法解決同台灣的關系。國際法不允許在同一地域有兩個擁有主權的政府存在。法國與北京政府建交，就意味台灣必須同法國斷交。法國可以承諾，在台灣宣布同法國斷交后法國宣布同台灣斷交。”那時台灣當局也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確實一旦某國同北京建交它就宣布“斷交”和撤走人員與機構。考慮到我國同法國建交對沖破美國對我國的封鎖和擴展我國在西方世界的外交陣地有重要意義，我方決定採取變通處理的方針，中法先宣布建交，然后法國根據同中國建交后的客觀形勢，了結同台灣的關系。

富爾在談判中還要求在中法建交后法國要在台灣保留一個領事館，對此遭到周恩來總理斷然拒絕：“這絕對不可能。”

由於富爾只是來談判，未被授權簽署建交公報，所以他同我方隻簽署了建交談判默契協議。建交公報的最后敲定與簽字是由法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雅克•德博馬舍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在瑞士首都伯爾尼中國大使館完成的。最后商定和公開發表的公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這份建交公報別具一格。首先這是中國同外國建交最短的公報，隻有兩句話。其次是明文規定任命大使的時間。這是戴高樂特別要求的，因他擔心中法建交后萬一台灣不撤走人員與機構，中國不派出大使而成為只是代辦級外交關系。

中法雙方在1964年1月27日宣布建交。由於建交公報沒有表明雙方應承擔的義務，特別是沒有中國堅持的建交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在宣布建交的第二天，1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中法建交奉命發表以下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並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按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推翻的舊的統治集團。因此這個國家舊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被看作是這個國家的代表，同這個國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國家裡或者同一個國際組織中。中國政府是根據這樣的理解，同法國政府達成中法建交和互換大使的協議的。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這一聲明實際上是以另一種形式重申了法國對中法建交所承擔的相應義務。

戴高樂總統及時回應了中方的這一聲明。兩國宣布建交以后的一個星期，他向法國外交部下達指示：“從國際法的觀點看，隻有一個中國，而且所有中國人都這樣認為。既然法國與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大使級外交關系，法國就認為北京政府是中國政府。法國有理由不承認台灣代表機構的外交地位，並盡快向其告知此意，和為此進行相應的物質准備。”根據戴高樂的這一指示，2月10日，法國外交部通知台灣當局的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外交代表機構就將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台灣在當天就宣布同法國“斷交”和撤走其在巴黎的“使館”。

永遠的遺憾

戴高樂積極倡導法國同中國建交，在當時最重要的目的是為同毛澤東共商印度支那問題，共同將美國擠出亞洲，實現他所主張的建立獨立中立的印度支那聯邦。建交是為他走近中國鋪路。可他的計劃隻完成了一半，同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但沒有能同毛澤東走到一起共商印度支那問題和將美國趕出印度支那。

戴高樂很想訪問中國，但為維護他的尊嚴，他要中國領導人先到法國去訪問。1966年2月17日，法國曾向中國發出邀請，邀請周恩來總理訪問法國。5月16日，戴高樂在接見中國駐法大使黃鎮的時候又親自口頭邀請周恩來總理訪問法國。但是，由於中國很快進入“文化大革命”，中國外交幾乎陷入停止狀態，周恩來總理不可能出國訪問。1969年4月22日，戴高樂交代即將赴任的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要他促成中國領導人訪問法國。那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戴高樂看不准該邀請哪位到法國訪問，他對馬納克大使說：“到底派誰來，我也弄不清楚。隻要中國領導人願意訪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義邀請，都將受到我的很好接待。”

戴高樂想到中國訪問，不僅是為同毛澤東共商印度支那問題，還想實地了解他久仰的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更想了解共產黨領導和管理的新中國。雖然願望強烈，但為維護尊嚴，他執意要在中國領導人先訪問法國后，才能到中國訪問。由於法國大使馬納克始終沒有能邀請到中國領導人去法國訪問，戴高樂也就沒有實現他訪問中國的願望。中國人民對戴高樂是懷有好感和尊敬的，對他沒有能到中國來深感遺憾。

戴高樂在1969年4月卸下總統職務后，隱居在他在鄉間的故居。法國大使馬納克曾在1970年建議戴高樂到北京訪問，實現同毛澤東的對話。馬納克還特別強調“隻有完成了這件事，當代的世界史才完整”。兩個星期后，戴高樂答復馬納克他已記下他的建議。遺憾的是，戴高樂在這年11月9日與世長辭了。戴高樂沒有能到中國訪問，毛澤東、戴高樂沒有能在一起對話商談世界大事，這是這兩位20世紀世界偉大的政治家留在人間的永遠的遺憾。戴高樂逝世后毛澤東給戴高樂夫人發去唁電：

獲悉夏爾•戴高樂將軍不幸逝世，謹向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當時的法國和西方國家的許多報刊都報道了毛澤東這份不尋常的唁電，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對西方政治家史無前例的積極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