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 奕
蕭楚女整團
盡管如此，重慶地方團自身仍然存在著嚴重缺陷，缺乏大規模開展革命運動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運動經驗﹔加之重慶地處西陲，不在革命發展的中心區域，同時又遠離黨、團中央，聯絡不便，不能獲得經常性的指導，使得重慶地方團的活動范圍較窄，大都限於組織學習和紀念宣傳等，不僅群眾性和戰斗性不強，且還沒有脫離“研究小團體”的狀況，大大制約了地方團作用的發揮。
1924年成都“五一”大會以后，一向標榜“超新”的軍閥楊森逐漸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大肆排擠知名革命者，廖劃平、楊闇公等被迫先后離開成都前往重慶。這時，四川共產主義運動先驅王右木也犧牲在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黨、團組織驟然失去了優秀的領導人，作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漸喪失。客觀形勢的驟變，歷史性地把重慶團地委推向了四川革命運動的中心地位。
但此時重慶團組織的狀況顯然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最嚴重的問題來自於組織內部。尚處於初創階段的重慶團地委不僅組織較為渙散，沒有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而且團員人數較少，總共才40余人，工作局面難以打開。特別是重慶團地委的主要籌建人唐伯焜組織能力較弱，且常不參加會議和活動。1924年初，團中央批准重慶團地委改選，新當選委員長（書記）的何星輔是個“江湖中人”，而任秘書的范英士竟沒有入過團、入過黨，甚至不知自己已“當選”，由此可見其草率﹔且當時重慶的團組織也大都是“學生團”，成員常因寒暑假回家或升學就業退團、脫團而去，整個團的組織活動實際陷於半停頓狀態。更突出的問題還在於團地委內部不團結、內耗大，先有王右木與童庸生鬧矛盾，以致分道揚鑣﹔之后，童庸生到重慶參加重慶地方團，雙方又將矛盾延續到工作中，進而影響到成渝兩地團的團結，使全川團組織力量受到削弱。
恰逢此時，四川地區出現了一件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呂潘締約”事件，后經團中央查實，“締約”屬於潘學海個人行為，與當地團組織無關。“呂”是呂超，國民黨在四川的重要人物，一直跟隨孫中山，時任熊克武“討賊軍”的第一路司令﹔“潘”是潘學海，曾是重慶地方團的團員，后來在南川縣（今重慶市南川區）工作。兩人在敘府（今四川宜賓）締約，其主要內容是潘學海會同成都、重慶、瀘州3處地方團向呂超請求每月接濟100元，補助每個工作人員每月5元。這顯然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等於把四川的主要地方團組織變為了國民黨的附庸，完全違背了共產黨、青年團組織在國共合作中保持獨立性的原則。事件發生后，了解情況的蕭楚女及時向團中央進行了反映。1924年9月1日，團中央作出嚴厲處分，決定解散成都、重慶、瀘縣的地方團組織，委派蕭楚女作為駐川特派員，授予他“調閱文件、教育同志、整頓組織之全權”。10月，蕭楚女受團中央委派來渝，指導重慶團地委進行初步改組，撤換了唐伯焜，改由羅世文任秘書、楊礪堅任組織、何薪斧負責農工。
在蕭楚女對重慶團地委組織整頓過程中，最大障礙來自於原主要核心成員唐伯焜、楊礪堅等人的抵制。唐伯焜是重慶團組織的主要籌建者之一，但他把團內任職看成是“必我終身任事之勢”，對外來的蕭楚女採取了不少排斥甚至攻擊的做法。童庸生等骨干也在認識上存在片面性和主觀性，特別對蕭楚女此前應聘為軍閥楊森秘書和出任《新蜀報》主筆之事提出責難。盡管這種指責毫無道理，但由於唐伯焜等人的煽動，不僅加深了童庸生對蕭楚女的誤解，甚至使楊闇公亦對蕭楚女表示不滿，認為蕭楚女是在搞“權利事業”“排除異己”“意圖破壞本團”。這使得本來就充滿危機的重慶團地委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
為盡快扭轉局面，蕭楚女忍辱負重，敢擔責任。經過觀察與調查，他了解到，團中央決定解散重慶地方團的根據主要是“與國民黨締約問題”，而事實上這一問題完全是潘學海的個人行為，與重慶團組織毫無關系，重慶團組織多數骨干成員是值得信任的。於是，蕭楚女決定相機化解他們對自己的誤會。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帝國主義在重慶肆意制造了“德陽丸案”（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德陽丸”號載運成色低劣的銀毫抵達重慶，用武力抗拒海關檢查，並打傷前去查驗的人員，還將其中4人拋入江中——作者注），由此激起重慶民眾強烈的反日情緒。為發揮重慶團地委在反帝斗爭中的作用，蕭楚女迅速率領重慶地方團投入運動，因勢利導地領導民眾開展反日斗爭。在這場反帝斗爭中，原本對蕭楚女懷有成見的楊闇公等人，因革命信仰及反帝反封建立場一致而站到一起，他們捐棄陳見，並肩戰斗，共同推動了運動的發展。通過這場反帝運動，重慶地方團擺脫了“研究小團體”的羈絆，從此成為一支活躍的政治力量﹔同時，也使重慶地方團與蕭楚女加深了彼此了解，逐步統一了認識。
1925年1月，重慶團地委進一步改選，由經驗更加豐富和老成的楊闇公任組織部主任代行書記職務﹔童庸生先是代理組織干事，后代理宣傳干事﹔羅世文改為負責學生部工作。“一月改選”是重慶整團結束的標志，從此，重慶團組織邁入了一個新的廣闊天地。
領導和推動四川大革命運動
在蕭楚女整團之際，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洪流正涌入巴蜀大地。新的革命形勢的到來，給新改組的重慶團地委提出新的課題，即如何把傳播馬克思主義與正在開展的大革命實際結合起來，使更多的人在參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接受馬克思主義，動員更廣大的民眾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蕭楚女和重慶團地委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
一是加強宣傳活動。重慶團地委發動全體團員深入城鄉各地開展宣傳演講活動。根據團地委的要求，團員們每周都要外出演講，每個團員均須分頭輪番出去演講，以周末、節假日和集會游行為最多。1925年2月，重慶團地委組織重慶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會員們，利用舊歷新年期間做了3次形勢演講，還利用國民會議促成會名義歡送出席全國國促會代表，集合14000余人舉行游行。除此之外，團地委組織力量到城鄉各地張貼反帝反軍閥標語，組織規模空前的50余支演講隊，進行6天5夜的演講，以及組織4萬多群眾參加街頭游行。在重慶團地委的組織下，黨、團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和《中國青年》，以及團地委創辦的機關刊物《爝光》周刊也在重慶地區的傳播逐漸擴大，對革命理論的宣傳得到擴展。
二是加強組織活動。當時，蕭楚女在加強對青年知識分子革命思想宣傳的同時，還特別注意在工人中開展革命理論的宣傳。他除了以《新蜀報》為主要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外，還經常利用各種機會深入到工人當中，運用生動比喻和具體事例等工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對他們進行革命宣傳和教育﹔楊闇公也經常出席一些學會和演講會，向工人講解剩余價值及唯物史觀等問題，對提高工人的理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貫徹團中央關於加強工人運動的指示，重慶團地委於1925年2月設立了農工教育訓練委員會，並增設了團的工人支部。同時，重慶團地委還通過吸收工人參加團的外圍組織和免費入夜校學習等方式，在廣大工人中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工人參加各種政治活動。
三是加強建黨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中，對類似重慶這樣尚未建立黨組織的地區提出了明確要求：“為著擴大黨的數量，在尚未有我們組織的其他工業區及大都市，如東三省、河南、重慶、九江、蕪湖、福州等均應努力開始黨的組織。”為此，團的三大在《組織問題決議案》中也作出相應規定：在“有團的組織而沒有黨的組織的地方，團的中央應聽黨的指揮，去為黨發展其組織或代為進行其工作”﹔“團員在25歲以上者，應酌量介紹其入黨”。根據黨、團中央的兩個決議案，重慶團地委承擔起一項極為重要和特殊的任務，即代黨發展黨員，籌備建立黨的組織。1925年3月，重慶團地委著手從團員中發展黨員，楊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團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四是領導反帝反封建群眾運動。1924年11月19日，駭人聽聞的“德陽丸案”發生后，引起重慶各界群眾極大憤慨，軍閥政府反而向日本道歉，並不准將此事登報，不准群眾團體、學校師生介入，妄圖掩蓋証據。慘案發生后，蕭楚女立即在《新蜀報》上以“匪石”和“寸鐵”為筆名連日發表長篇專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丑惡嘴臉。同時，重慶團地委在蕭楚女、羅世文、楊闇公等人的帶領下，迅速領導民眾開展反帝斗爭。11月27日，重慶團地委組織了46個群眾團體在巴縣圖書館召開大會，成立了“德陽丸案”重慶外交后援會。在蕭楚女等人的支持下，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提出“不經過各級官廳，由人民直接進行國民外交”，並鼓動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分頭邀請各校師生一致力爭。12月8日，“德陽丸案”重慶外交后援會發表第二次宣言，提出“德陽丸案”中的犯罪日人應即按照中日領事裁判條約，由兩國官憲會同審判治罪﹔“德陽丸案”中的犯罪華人，應即要求日領事依法引渡，交中國官廳辦理﹔受傷落水之海關查驗人員，應由日清公司給予相當之損害賠償﹔取消德陽丸船主在長江一帶航業界之服務資格﹔日本領事向中國國家道歉﹔日本領事保証該國商船以后不得再有此等販幣毆人之行為等6項強硬主張，要求當局接受，並表示“不達目的，決不休止”。13日，重慶各界群眾7000多人，高舉“外抗侵略，內肅官方”的旗幟，在打槍壩舉行群眾大會。會后，還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並搗毀了省長公署。這場反帝愛國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迫使地方軍閥政府不得不撤換了重慶海關監督，日本也被迫調回了駐重慶領事。
1925年1月，中共四大號召勞動群眾組織組成國民會議促成會，推動國民會議運動的發展以期廢除不平等條約，結束軍閥混戰的局面。重慶團地委積極響應號召。1925年1月16日，重慶國民會議促成會正式成立，楊闇公當選為總務部副主任，直接領導運動的開展。2月27日，重慶團地委又組織1萬多群眾歡送重慶赴京出席國促會會議的代表，極大地激發和鼓舞了廣大市民的斗爭熱情。
通過一系列的斗爭，重慶團地委在重慶地區的影響和聲望日趨高漲，成為了這一時期領導四川地區革命的核心力量。重慶團地委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做的大量開創性工作和發揮的重要作用，為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在重慶的建立准備了條件。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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