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 奕
四川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始人之一王右木和馬克思讀書會的部分成員合影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國近代社會矛盾及人民革命斗爭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1926年2月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的成立，是四川地區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產物，實現了黨對全川革命斗爭的統一領導，也掀開了重慶歷史嶄新的一頁。為紀念中共重慶地委成立90周年，本刊特推出系列特稿，以緬懷革命先輩、感悟創業艱辛。
1921年7月，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僻處西南的重慶，開始有了一些共產黨員的分散活動。但是，重慶的建黨活動，卻是從團組織的創建開始的。在黨組織建立以前，團組織長時間代黨工作，發揮黨的作用。其間，重慶團組織開展國共合作，領導重慶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推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掀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並在大革命運動的高潮中開始了在重慶的普遍建黨，最終迎來中共重慶地方黨組織的創建。
在歷史大潮中應運而生
歷來被世人稱作“天府之國”的四川，僻處內陸，交通閉塞，長期處於封閉型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和割據型的封建軍閥統治之下，在進入近代以后，政治經濟的發展都較沿海緩慢。因此，無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發展，乃至建黨建團，四川都相對落后。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在這場規模空前的愛國運動中，四川人民不居人后。有關五四運動的詳細報道在5月16日傳到四川后，學生們立即奮起響應，以成渝兩地為中心，在全川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在五四運動后的短短兩三年中，四川人民還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包括四川自治運動、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運動、重慶裁兵運動等一系列以反對軍閥專制，爭取民主政治為主要形式的斗爭中，展開了以拯救中華為目的的偉大探索。
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在重慶蓬勃發展，社會上的文化思潮空前活躍。1924年出版的《重慶商務日報十周年紀念刊》這樣描述道：“當此人心激昂，舉國騷動的時候，四川的新聞界，以及一般輿論，也就非常感動鼓午起來，如服了興奮劑一般，一變以前沉默態度，而為一種熱烈奮發的樣子﹔與各省取一致，以學生為后盾、攻擊政府之外交政治，反對日本之侵略行為﹔提倡文化，鼓吹自治，高唱民權。……四川當時新出的日報、月刊、季刊、雜志、不定期刊……等出版物，也就風起雲涌的出現了。”
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四川的廣泛傳播，為建團奠定了思想、組織基礎。馬克思主義在四川的傳播主要有3種途徑：
一是當時川內川外的各種新刊物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920年以前，四川青年對馬克思主義的零星了解，主要還是通過《新青年》一類的進步刊物來獲得。1920年以后，各種宣傳新文化、介紹新思想的刊物在四川紛紛創辦，外地的各種新文化刊物也通過各種途徑相繼涌入四川，“四川人人羨慕新思想，容納新思想，要算二十二行省中第一。就以各種出版物說，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國》《每周評論》，四川一省的總數都佔外省的第一位”。新文化刊物在四川的大量涌現和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廣泛傳播，都為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尋找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是先進分子出川帶回革命真理。那時的四川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尋求真理的願望非常迫切，不少人選擇外出探索：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四川青年就有兩三千人﹔1919年初至1920年的留法勤工儉學熱潮中，我國共有1579名愛國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四川有名在冊的有472人，居全國之冠。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回川的同時，也帶回了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留在外地的也通過信函往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王右木是四川舉起共產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他留學日本時曾廣泛接觸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回國后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開始轉向社會主義。1920年暑假，王右木到上海考察，會見了陳獨秀等人，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發起到成立及上海開展工人運動的情況。1921年春，王右木在四川首建馬克思讀書會。他以成都高等師范學校為陣地，創辦《人聲》報，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團結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從俄國歸來的王維舟也在家鄉宣漢縣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創辦學校，培養革命人才﹔吳玉章在成都高等師范學校任校長期間，在校內培養革命力量，組織學生傳播革命思想，在他周圍團結了從日本歸國的楊闇公等一批革命青年。
三是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物紛紛來川活動。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惲代英、鄧中夏、黃日葵、蕭楚女等早期共產黨的活動家、宣傳理論家先后來四川活動，促進了共產主義的傳播，為四川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了一大批革命的種子。1921年夏，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鄧中夏、黃日葵應邀來重慶參加“暑期講演會”進行講學，在重慶青年學生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講學會結束后，鄧中夏留在重慶，領導了四川省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學生反對封建教育的“擇師運動”，到10月，才返回北京﹔1921年10月惲代英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之聘，從武漢到四川瀘縣川南師范任教，在他的培養和影響下，川南師范學生於1922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2年，蕭楚女來到四川，先后在重慶、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等地開展革命活動，並擔任《新蜀報》主筆，經常撰寫引導青年革命的文章，積極從事青年運動。
通過種種渠道，馬克思主義在四川廣泛傳播開來。站在時代前列的先進分子在探索中確定了自己的方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自覺地運用初步掌握的革命理論開展各項活動，積極投入和領導工人運動和四川人民的革命斗爭，建立了重慶及四川各地的社會主義青年團。
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團的創建
先建立共產黨組織，再在黨組織的領導和幫助下建立團的組織，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地方組織的普遍規律。但重慶的情況卻較為特殊，是黨員先建立團的地方組織，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團組織“以團代黨”，發揮領導作用，然后在此基礎上建立黨的地方組織。
1922年4月，共產黨員唐伯焜受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托，回到重慶，在重慶聯中任教員並負責主持和聯絡籌建地方青年團組織。他與此前回渝的共產黨員周欽岳一起，聯絡各界進步青年如董寶琪、李光斗、李守白等10余人。10月9日夜，唐伯焜、周欽岳、董寶琪、李光斗、李守白等人在重慶正式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重慶地方團成立時，共有團員10人，書記周欽岳。但是，當時在重慶地方團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唐伯焜。
會后，重慶地方團立即向團中央報告成立情況，並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速予以正式承認，建議團中央與地方之間應該密切聯系，注意加強各地方團之間的團結﹔同時，還決定立即著手組織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馬克思學術研究會和民權運動大同盟重慶支部等組織，以便更好地加強對工人運動的指導和更廣泛深入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其在重慶地區的影響。當月30日，團中央承認了重慶地方團的成立，此后，又陸續承認了成都和瀘縣地方團的成立。
重慶團組織是四川地區最早成立的為團中央所承認的正式團組織。重慶地方團成立后，重慶其他地區也陸續開始了建團活動。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鄒進賢回到綦江開展革命活動，發展團員，於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個青年團支部﹔1924年9月，童庸生發展鞠雪芹等人入團，建立了涪陵團支部，隸屬重慶地方團。1925年1月，團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團也隨之更名。2月，重慶地方團派南川籍團員張嘉銘回縣開展團務，吸收汪石冥、張庚白、談如淵為團員，並組建由張庚白任書記的共青團南川支部。到1925年春季，重慶地方團除了在市區的川東師范學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巴縣師范學校、巴縣中學、《新蜀報》等設有支部外，還先后在江北縣（今重慶市渝北區）、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永興場等地建立起了團的支部組織。
隨著重慶地方團和各地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相繼成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共產主義運動在重慶地區已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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