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人
周恩來是全世界公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像這樣一位偉人對待下級卻是充滿與眾不同的人情味兒，體現與眾不同的人格魅力。
給“馬軍長”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証”
1935年10月的一天，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挑選了一匹上好的棗紅馬帶著馬夫周家榮來到周恩來的住所“稻佐鋪”，並介紹說馬夫叫“馬軍長”。周恩來很是高興，望著周家榮說：“哦，也姓周，一家子的嘛！”看到周家榮顯得局促不安，又開玩笑責怪徐海東道：“你個徐老虎也真是的，怎麼把我一家子的叫‘馬軍長’嘛！”看到如此儒雅風趣的周恩來副主席，周家榮放鬆了，搶聲說到：“我喜歡首長叫我馬軍長的。”現場的氣氛活躍了，大家哈哈大笑。周恩來也笑了：“那好，就叫馬軍長吧。”自此，周家榮便鞍前馬后跟隨著周恩來，成為中央警衛團的戰士。1939年9月，周恩來騎馬失事。康復后見鞍前馬后沒了周家榮的身影，后來得知因周恩來騎馬失事，別人硬把責任推到周家榮身上，因而讓他下部隊。周恩來濃眉緊鎖，一言不發。后來又知道了周家榮曾兩次身負重傷的英勇事跡后，既高興又痛心，立即命令把周家榮接到延安的醫院，並由援華抗日的外國醫療專家親自治療。不到半年時間，周家榮又生龍活虎地回到周恩來的身邊，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之中。1946年，周恩來又親自出面做媒，把在延安工作的廣西籍姑娘李永仕介紹給周家榮。自此，二人帶著對周恩來的無限感激和囑托，相濡以沫，度過幸福一生。全國解放前夕，周恩來又把周家榮送到解放軍洛陽榮軍學院學習。1952年，周家榮畢業后謝絕了各級政府提供的休養所的挽留，響應毛主席號召，攜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到河南省光山縣的老家。臨行前，一張由周恩來親自簽發的“特別通行証”送到了周家榮的手中。持此証能在整個中國大陸暢通無阻，其中飽含著偉人的深情。1962年秋，“信陽事件”和三年自然災害，加之嚴重的浮夸風，使信陽地區的干部群眾吃不上飯，餓死了許多人。在這樣的殘酷現實下，周家榮手持這張“特別通行証”乘車到達信陽，准備進京，把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實際情況向中央匯報。他的行動被發現后，幾個當權者考慮到自身的利益，竟然沒收了他的“特別通行証”，強行將他送回新縣，軟禁在縣政府招待所，並嚴格控制他的行動。直到中央解決“信陽事件”后他才恢復了自由，但周恩來頒發給他的“特別通行証”卻查無蹤跡下落不明。
終生不忘陳友才
陳友才，湖南郴州人。1936年2月任周恩來的警衛參謀。為進一步做好保衛工作，他常利用自己身材相貌酷似周恩來的特點，穿著與周恩來同樣的服裝，以迷惑盯梢敵特。1937年4月25日，他以副官的身份隨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代表團乘車由延安赴南京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途中，於勞山地區突遇何應欽收買的一股200余人武裝土匪的偷襲。司機中彈犧牲、警衛人員傷亡嚴重，陳友才的腿被打斷。他命令兩位警衛戰士全力護衛周恩來迅速撤離公路，自己則扶著卡車的護板站起來，將匪徒們的密集火力引向自己，直到壯烈犧牲。匪徒們誤以為目的已達到，就停止行動，周恩來安全脫險。陳友才犧牲后，人們把他隨身攜帶的一條布滿刀痕和濺滿鮮血的毛毯交到周恩來手中時，周恩來禁不住淚流滿面：“友才是替恩來死的，永遠也不能忘記他！”27日下午，陳友才遺體被安葬於延安寶塔山。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客人來到延安，處理完其他事務后，親自去陳友才的墳上祭奠，並說：“我一生中曾遇到過多次危險，但最危險的是這一次。”當延安的有關負責同志告訴他，1947年胡宗南進犯，陳友才的墳墓遭到摧毀，再沒有找著時，周恩來傷心得當即掉下了眼淚。臨別前，他還再三叮囑：“陳友才同志犧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們請進陵園，給他們立個碑！”1976年，周恩來去世后，工作人員從他的內衣口袋裡找出了一張發黃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來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題著：“勞山遇險，僅存四人。”四人能存，重要功臣是陳友才。正如鄧穎超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所說的：“友才是替恩來死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
給身邊工作人員的家裡“報平安”
1944年12月，從重慶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來收到中共米脂縣委書記馮文彬來延安開會時轉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縣印斗區區長林彬（原名楊湜萍）寫的，是要打聽妹妹楊莉萍的情況。周恩來看罷后立即給林彬寫了回信。周恩來因何要給林彬寫信呢？1940年3月，周恩來從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時，帶了幾個報務人員，林彬的妹妹楊莉萍就在其中。臨行前楊莉萍來到了當時還在延安女子大學學習的姐姐那裡，把自己即將到重慶去工作的消息告訴了姐姐。1940年5月底，楊莉萍到了重慶，在紅岩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擔任報務員。在來重慶的路途中，豆蔻年華的她還對周恩來的警衛副官鐘韻產生了好感。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為了保存黨的力量和在大后方更好地開展工作，組織決定楊莉萍轉入地下工作。這年5月，派她和與之相戀的鐘韻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電台，后來兩人結了婚，生了個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調兩人回到重慶紅岩村。不久，組織又派兩人到昆明建立秘密電台。由於楊莉萍到了重慶后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沒有給在延安的姐姐寫過信，因此幾年來，楊湜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來托馮文彬帶給楊湜萍的信是這樣寫的：“林彬同志：馮文彬同志帶來你的信收到了。楊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當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應該來信問我的。她於四零年隨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與軍隊中老干部鐘韻同志戀愛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該處結婚並取得職業掩護。四三年回重慶，當時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現在該處有職業，情形亦好，惟因屬於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將通訊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見他倆時身體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氣，幸好鐘韻尚肯幫助她，故彼此相處甚得，此點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來。”楊湜萍沒想到周恩來會給她親筆復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向下級道歉
1949年3月25日下午，來到北平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將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接見工農商學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快到中午時分，周恩來沒找到負責西苑機場警衛的察哈爾省社會部部長揚帆（進城時分管安全保衛工作）了解那裡的布置情況，所以午飯后看到了揚帆，因不知道他一直在頤和園的廚房檢查給中央首長准備的午飯是否安全，就批評說：“你跑到哪裡去了？眼下工作這麼忙，找都找不到你!”揚帆不便解釋，隻好默認。下午，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在西苑機場閱兵完畢，接見結束，按計劃到香山住地。揚帆乘一輛吉普車負責在前面開路，后面緊跟著的是毛主席的吉普車等共11輛車。揚帆擔心道路上有敵特埋設的地雷，就讓司機把車開得快一些，同毛主席的車拉開距離。沒想到，毛澤東的司機和后面其他中央首長的司機，都沒有領會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緊跟。車隊到達香山后，周恩來叫住揚帆，批評說：“你在前面是怎麼帶的車？道路這麼窄，又高低不平，車速又那麼快，司機都不熟悉路況，如果翻一輛怎麼辦？你呀，怎麼不用腦子想一想！”揚帆進北平第一天就受到周恩來的兩次批評，感到很委屈，一連幾天悶悶不樂。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說：“看來，不是揚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負責的錯誤，而是我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我找個時間，向他道歉，作檢討。”就這樣，在一天晚上，周恩來找到揚帆，開口就說：“揚帆同志，對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來向你作檢討的。”接著又說：“那天我對你的兩次批評，是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錯怪了你，給你思想上造成了負擔，請你對我批評幫助。”揚帆聽周恩來這麼一說，惶恐地說：“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檢討呢？”周恩來說：“在我們黨內，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政治上一律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還說：“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像一個人身上沾了塵土，別人發現后，給你指了出來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這有多好哇！”最后又說：“一個政黨是在不斷改正錯誤中前進的，一個共產黨員是在經常改正缺點毛病中進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強黨‘健體’的法寶，任何時候都不能丟掉它！”說完，緊緊地握住揚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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