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義國
一碧如洗的藍天下，一座栩栩如生的群雕聳立在通道轉兵紀念館廣場，群雕由著名雕塑家賀仁寰設計：毛澤東從容淡定、意氣風發地大步向前走，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神色凝重。特別是毛澤東那微微揚起的右手，堅定地引領著紅軍進軍方向。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毛澤東那首著名的《十六字令》：“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然而，真相總是令人心碎。當年紅軍突破湘江之后，由8萬精銳之師銳減到3萬。1934年12月1日起，紅軍被迫進入老山界。當時寒風漸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都大病未愈，特別是毛澤東身患痢疾，基本上靠擔架和拐棍跌跌撞撞前行，加上對前途未卜的紅軍的擔憂，身體更加虛弱。當時的紅軍就像風雨飄搖中的危房，隨時都有可能坍塌......
更令紅軍危急的是，蔣介石沒有就此罷休，又調集了湘、桂、粵軍閥，在湘桂邊境布置了一個更加密集的“天網”，一個據說牢不可破的口袋，正等待紅軍“自投羅網”。
擔架上的“陰謀”
俗稱“一腳踏三省”的通道，位於湘、桂、黔交界地帶。沿著紅軍長征線路進入通道，一路上可謂“山路十八彎”，蜿蜒崎嶇，險情頻現。我無心觀看路邊的無限風光，默默遙想當年的紅軍。拖著湘江血戰后極度疲憊的雙腳，他們如何翻越這一座座高山？而單薄襤褸的衣衫，又如何能抵擋住那陰冷冬季的嚴寒？
當時，紅軍正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而蔣介石既命桂系軍閥繼續追趕，又在紅軍前進的方向布下了十幾萬軍隊蓄勢以待。疲憊不堪的紅軍將士無暇休整，而前路又充滿險惡。戰士們在當年或許不能預料到紅軍的生死存亡正系於一發之間，但可以想象得到，隊伍中已經開始彌漫一股憂慮和懷疑的情緒。
“樹三十面征旗，收來豪杰英雄，虎豹威，熊羆猛，吊民伐罪，隻鼓一氣渡黃河。”1861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40萬軍隊從廣西取道通道，是何等豪邁。然而，通道之后卻折戟沉沙以悲劇收場。73年后，紅軍的“通道”又將通向什麼樣的道路？歷史是否會有宿命般的巧合？
此時，3萬多中央紅軍面臨的是一次生死抉擇。
採訪中，筆者聽到一句民謠：“上有骷髏山，下有八寶山，離天三尺三。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然而，比這個更加艱險和可怕的，是來自人心的偏執和無知。中央紅軍的命運當時基本上就掌握在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手中。當時的博古不顧中國革命面臨的實際情況，借共產國際的名號和所謂的革命激情處處頤指氣使，認為轉兵進入貴州不符合軍事原則和共產國際原定的目標，而且認為革命就是要流血犧牲，西進貴州是貪生怕死之舉。
真實的歷史遠沒有現在回憶起來這麼輕鬆。當時，蔣介石的部隊像毒蛇一樣，一直緊盯著這支疲憊之師。在廣西龍勝與通道交界的傳素鄉梨子界，筆者看到一棵隻剩下半截樹干的古樹，雖然樹身要兩人才能合圍，但已經四分五裂地綻開，就像一個陳舊破敗的篩子。這棵樹見証了80多年前蔣介石派飛機轟炸紅軍的悲壯故事。1934年12月，紅三軍團從龍勝廣南出發，經城步前往通道。國民黨軍就在這紅軍必經之道設下埋伏，並派飛機轟炸。這棵樹當年就被敵機炸斷。紅軍浴血奮戰才打退敵人，確保中央紅軍安全通過，為此，數十名紅軍長眠於此。
令人驚奇的是，這棵樹歷經80多年風雨剝蝕居然容顏依舊，它的周身還長出了數棵新樹，在冬日的寒風凍雨中傲然挺立。
此時已被奪去軍權的毛澤東，焦急萬分。為挽救紅軍，找到革命生存的“通天大道”，他隻得私下與一些中央負責人和紅軍高級將領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戰事一再失利的原因，指出北上湘西的危險結局，力主中央紅軍西轉進入貴州。由於毛澤東、王稼祥經常坐著擔架行軍，使得他們不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時間，也為他們創造了深入交談的機會。
在毛澤東看來：一、必須改變最高“三人團”的錯誤軍事路線﹔二、時刻關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出現的情況，謹防全軍覆滅。“簡單地說”，毛澤東在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形勢后，對王稼祥有些憤慨地說道，“博古、李德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開始犯了冒險主義，繼之是犯了保守主義，而所謂進行戰略轉移又是犯了逃跑主義。你看，給他們戴這樣三頂帽子合不合適？”
“合適，合適！”王稼祥贊成地說道。從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路線開始，毛澤東精辟的分析逐漸贏得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的認同。時任紅三軍團四師政委黃克誠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毛澤東同志先同王稼祥同志交換了意見，並提出需要認真考慮軍事路線的是非問題，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贊同。接著毛澤東同志又說服了張聞天等其他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
“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中央政治局領導成員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不同程度的認同與支持。”美國著名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的第七章“擔架上的‘陰謀’”裡，對長征初期因病、因傷隻能坐擔架的毛澤東、王稼祥與張聞天是如何形成“中央隊三人集團”、如何就紅軍轉兵進入貴州達成共識的過程，作過詳細的描寫。
2012年4月24日，二炮原政委張海陽上將視察恭城書院，他講了一個細節：“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天下既是打出來的，也是談出來的，毛主席的這個談話非常重要，也非常關鍵。”
就在毛澤東爭取中央領導人支持的同時，李德和博古也在為“堅定布爾什維克理想”加油。李德的德國名字叫奧托·布勞恩，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長征途中，李德以自身的經歷說服博古不要因為流血犧牲，而對共產國際的決議產生動搖，要“堅定地做一個純粹的布爾什維克，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
“兩大陣營”都認為自己手握真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當時他們之間的辯論是何等激烈。
在毛澤東的反復堅持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紅軍於12月10日進入通道境內，佔領了這個“當時唯一能給予紅軍休整、提供食物和冬衣”的地方。
書院裡的“戰爭”
金戈鐵馬今猶在，運籌帷幄憶當年。站在通道會議紀念地——縣溪鎮恭城書院裡，筆者感慨萬千。
這座200多歲的書院，是湖南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保存最好的書院。書院前廳柱子上刻著一副對聯，上聯是：“小學畢業的一定要上中學，中學畢業的一定要上大學”﹔下聯是：“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學，家境貧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學”。
據講解員粟秋梅介紹，這些勸學的“大白話”，是民國十年通道縣長翁信浮立下的。當年，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胡適等一批文化干將為白話文搖旗吶喊，新思潮的種子也隨風播撒到了這個山間鄉野的書院。
就在這個接受了新思潮的書院裡，1934年12月12日晚，一場與紅軍命運生死攸關的臨時軍事會議在這裡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李德，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
紀念館一份留存的電報，說明了當時紅軍的處境已是岌岌可危。據《朱德關於各軍團縱隊11日西進的命令部署》稱：“綏寧已到敵六十三師，其六十二師亦將續到。有由綏寧向通道截止我軍可能。桂敵廖部昨已進入馬蹄街……企圖利用由南向北大道向我側擊……”《中共黨史資料》第7期也記載了聶榮臻的回憶：“當時目的還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進，企圖與二、六軍團會合。可是敵人調集了十幾萬大軍在湘西正等著我們，敵劉建緒、薛岳、周渾元、李雲杰的6個師開赴城步、綏寧、洪江、黔陽、靖縣等地筑堡堵擊。”紅軍何去何從？決策已刻不容緩。
避強就弱改變行軍路線？還是繼續遵從萬裡之外的共產國際在莫斯科發出的指令？
書院模擬了當時的會議場景：與會者的座椅圍著一張方桌依次擺開，毛澤東坐的那把椅子擺在會議桌的一角，似乎是個旁聽者。而在當時，這個座次與毛澤東所處的地位是相稱的。自從寧都會議被解除兵權以來，毛澤東對紅軍重大軍事行動就沒有了發言權。
會上，李德仍然堅持從通道北進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創立新的根據地。毛澤東猛吸一口煙后發問：“蔣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張網以待。湘江之戰的教訓還不夠嗎？如果中國工農紅軍在此損失殆盡，你負得起責任嗎？”毛澤東接著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麼一定要去鑽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你們中國革命的責任難道要我一個德國人承擔嗎？”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盡管當時爭論激烈，但是為了3萬紅軍將士的生死，毛澤東依然力主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迫於形勢，在事關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毛澤東的意見，除博古沒有表態外，得到了其他與會人員的贊同。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講述了當時的情形：“會上討論了以后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南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毛澤東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當時就准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據講解員粟秋梅介紹，關於會議的細節，也有不同的描述。有人認為，當時會議上，並沒有發生過於激烈的爭論。李德因身體原因，陳述完畢后就提前退場了。博古在連戰連敗的軍事壓力下，隻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保留意見稱：進入貴州后仍應引軍北上。
會后，當日19時30分，以軍委的名義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了西入貴州的電報，並特地標明“萬萬火急”。12月13日，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轉兵西進。一路由通道的縣溪，進入靖州的新廠、平茶，然后由新廠、平茶分兩路進入貴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陽，進入貴州的洪州，向黎平進軍。是日，軍委又向各軍團、縱隊發出電令：“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會，以便轉入黔北。”
通道會議后，紅軍自此步入了一條通天的大道。正如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書中指出：“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
時間的流逝也許會讓這些歷史細節變得模糊，卻永遠不會抹去歷史事件本身的光芒。劉伯承在1959年接受《八一雜志》採訪時稱：“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通道縣史志辦主任李新穎介紹說：“沒有通道轉兵，也就沒有黎平會議，更不會有了后來在中國革命史上光輝奪目的遵義會議。也正是這一次轉兵，使一度被剝奪了黨內、軍內領導職務的毛澤東，就此重新崛起，開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對紅軍的領導。”
道不盡的“紅色印記”
在紅軍進入通道的第一個宿營地——下鄉流源聖宮，筆者見到的只是一座典型的侗族建筑，靜靜佇立在絲絲煙雨中。當時紅軍的最高領導——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等人曾在這裡短暫停留。
中央紅軍通過通道，不過7天7夜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流逝，紅軍留下的痕跡越來越模糊。長征，更多地存在於通道人民的口口相傳中，並成為一種精神財富，長久滋養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關於通道，當年留下的文字記載極其稀少。82年過去了，長征當事人的記憶尤顯珍貴。據縣史志辦李頁利介紹，因受傷等原因，當年有10多名紅軍戰士留在了通道。
祖籍福建寧化縣的原紅軍第三軍團紅五師戰士余茂盛，於1934年5月在家鄉加入紅軍。他跟隨蘇振華將軍的部隊參加了長征，途經通道與部隊走散后，被淳朴善良的通道侗鄉人民舍身相救，便安家扎根於此，直至1996年4月去世，享年88歲。余茂盛60歲的兒子余富強是一名普通退休教師，他說，通道是轉兵之地，銘刻著紅色的印記，“我在通道工作、生活了一輩子，教書育人，現在退休了，但絕不會褪去紅色記憶，我會繼續努力教育好子孫后代，發揚無私奉獻的長征精神，更要用紅軍后人的身份傳承紅色文化和長征精神。”
世事無常，那些留下來的戰士的紅軍生涯大多在通道停止了。而那段短暫的長征記憶，卻如此刻骨銘心，使他們此后的漫長人生都充滿意義。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很多戰友都已在通道犧牲。
在紀念館裡有一座群雕，描述了紅軍在通道小水之戰集體跳崖的故事。講解員粟秋梅說，那是一場與狼牙山五壯士一樣悲壯、但早於那個眾所周知的故事的戰爭。1934年9月，長征先遣隊取得小水村突圍的勝利，但傷亡很大。在中央紅軍進入通道前，這片青山綠水間，已洒滿紅軍戰士的熱血。在距離小水戰斗紀念碑不遠處，有一處高達50多米的懸崖，就是當年8位戰士集體跳崖的地方。群山靜默，但我們的耳邊似乎還依稀回響著82年前紅軍將士寧死不屈的慷慨壯歌。
縣溪鎮90多歲的楊定國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當年初見紅軍的惶恐以及隨之而來的驚奇。那天，13名年輕的宣傳隊女兵來到了楊家。紅軍有紀律，主人不在家，即使有再多空房，也必須住在屋外。楊家騰出了兩間小廂房，女兵們住了進來。女兵們文靜而和氣，白天吃了早飯就出去做宣傳。越來越多的百姓回到家園，圍著女兵聽她們演講，備感新奇。一天清晨，沒有驚動任何人，女兵們悄悄地離開了。她們沒有帶走楊家一點東西，但卻給楊定國留下了82年都未曾忘卻的記憶。
通道縣電影公司經理吳友學給筆者講了一位“長征老人”吳景雄的故事。土著老吳是菁蕪洲鎮水南村人，在當地很有知名度，而他與長征的關聯，在於他的生日和紅軍過通道正是同一天。1934年12月11日，聽說紅軍要來，一個即將分娩的孕婦慌忙逃到山上。次日凌晨，孕婦產下一子，這孩子就是吳景雄。老吳認定自己與紅軍有種說不清楚的緣分，決定了他堅持一生的信仰。老吳曾經當過縣糧食局副局長，退休后回到農村居住，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幫助當地百姓脫貧致富上。幾年來，老吳出資幫助村裡建了28座小橋。現在，在當年紅軍搭浮橋經過的雙江河上，一座堅固的石拱橋連接兩岸，徹底解決了世代困擾村民的交通問題。這座橋，就是在老吳的一手籌劃下建成的。
“從紅軍長征中吸取勇氣、力量和智慧。”1985年，聶榮臻在《解放軍畫報》第9期為紀念長征50周年題詞。徐向前在1986年7月為長征的題詞，也被刊發在《解放軍畫報》上：“長征道路困難艱險，奮斗精神繼續發揚。”與他們一樣有著深厚長征情結的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很多，像蕭克、王震等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墨寶留存於通道轉兵紀念館，成為激勵通道人民前行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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