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艷婷 蔣國經
收藏在文物館內的書丹碑刻
沈從文作為著名的文學家為大眾所熟知，然而一般人並不知道，他還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書法家。
沈從文書法造詣頗深，擅長楷書、行書及章草，還撰有評論古今書法的文章，對宋四大家、近代文人名家的書法頗有獨到的見解。至今，湖南省芷江縣文物館內還收藏著一塊留存沈從文書法的長2.07米、寬1.05米、厚0.1米，青石質地而價值非凡的石碑。這是沈從文一生中的第一次為人書丹立碑，並且是他青年時期唯一留世的書法真跡。這塊光彩熠熠的石碑無疑成為后人研究沈從文的書法、早期思想、個性特征以及后來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活檔案。
整塊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標題為“芷江縣警備隊隊長段君治賢墓志銘”，石碑落款處刻著“潭陽(今芷江)鄧其鑒撰文﹔渭陽(今鳳凰)沈從文書丹﹔渭陽沈岳煥(沈從文原名)篆額”，立碑時間“民國十年(1921年)歲次，辛酉二月谷旦”。
石碑記敘了警備隊長段治賢不平凡的人生簡歷。段治賢，黔陽人，生於光緒五年十二月九日,15歲時父母相繼過世,與一個多病的弟弟相依為命，武昌革命軍起義后毅然投軍,因機智果敢、英勇善戰而被提拔為連長，后因護送熊希齡太夫人離開鳳凰經辰溪、瀘溪、沅陵等險要地段多次遭到土匪的襲擊，總是英勇無畏、巧妙周旋、化險為夷，保護太夫人安全到達目的地有功，熊希齡不勝感激，於是將他推薦給當時芷江（沅州）縣府任警備隊長。段治賢任警備隊長期間，芷江土匪非常猖獗，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害得鄉民百姓無家可歸。段治賢正義感極強，常常率領警備隊員清鄉緝匪，使土匪對段治賢痛恨至極。民國八年（1919年）正月二十五日，警備隊長段治賢率隊清剿巨匪，途經芷江縣西鄉楊公廟地段時，被百余窮凶極惡的土匪圍困，經激戰數小時，子彈打盡，士卒傷亡過半，此刻段治賢用佩刀與土匪拼殺，殺死土匪數人，土匪瘋狂地叫喊著：“這就是段隊長，殺死段隊長……”終因寡不敵眾，段治賢身中數彈而殉難。碑文記述了段治賢“勇敢善戰，屢緝巨匪，為民除害”的英勇業績。
警察局裡提升書法造詣
1917年，沈從文的父親沈宗嗣參與同鄉組織的鐵血團，准備謀刺袁世凱。由於暗探發現，同鄉被捕。沈宗嗣得到口信，匆匆離家出走。沈宗嗣的出走，給沈家罩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沈母黃氏拉扯著幾個子女整天過著擔驚受怕、度日如年的日子，心地善良的沈母朝思夜盼自己的丈夫能活著並早日回家。
1919年，沈從文的母親得知沈宗嗣還活著流落在外的消息，果斷地將沈家在鳳凰古城中營街的老屋賣給了田友蘭，所得銀兩一並交給長子沈雲麓讓其千裡尋父，然后舉家搬遷來到芷江，投奔時任芷江縣警察局長的沈從文的五舅，沈從文也隨母來到了芷江。
因五舅的關系，沈從文就在警察局謀了一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抄寫違警處罰的條子。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稅的工作。沈從文便從事起“稅官”這項工作。那時芷江是沅水上游一個極為重要的大碼頭，往來船隻頗多，真可謂水河上百舸爭流，加之芷江自古以來又是官道，人流量較大，每天要宰殺數十頭豬牛。當時每頭豬征稅640文，牛征稅2000文。沈從文每天填寫稅單，另一人負責檢查。為防止宰殺豬牛漏稅，沈從文常常要跑遍全縣城的每一個屠宰攤點，經常往返連接城東城西的侗鄉風雨橋——龍津橋。由於從事征稅工作，沈從文要與各式人物交往，於是，沈從文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熟悉了不同階層的各式人物，並和他們交上了朋友，尤其是與那些屠戶。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我當時的職業，倒容易去和那些專諸、要離后人厮混。如喜歡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張屠桌邊都可以蹲下去，受他們歡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臉上生有連鬢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作庖丁解牛工作的壯士身邊看景時，忽然看到幾個在假期中回家，新剪過發辮的桃源女師學生，正從街上走過。她們是芷江縣大小地主的女兒。這些地主女兒的行為，從小市民看來極其不切現實的派頭，自然易成笑料。記得面前那位專諸后人，一看到她們，聯想起許多關於學生的傳說，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參加了一份。不意10年后，這些讀書不多熱情充沛的女孩子，大都很單純地接受了一個信念，很勇敢地投身入革命的漩渦中，領受了各自命運中混有血淚的苦樂。”
當時，沈從文在芷江還有一個“大拇指人物的親戚即姨父，有錢有勢”，“從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軍隊都對他十分尊敬，從不敢稍稍得罪他”（見沈從文《女難》）。當警察局長的五舅非常喜歡與姨父吟詩作對，沈從文每天收稅回來，一邊看他們作詩，一邊替他們抄錄詩文。此時此刻，沈從文也非常盼望所抄寫的詩被人褒獎。於是，他用在從軍期間節衣縮食省下的錢購買了大量的書法碑帖，如《雲麾碑》《聖教序》《蘭亭序》《夫子廟堂碑》等。
他把這些書法名帖當作寶貝隨身帶著，一有空就按照字帖認真練習，並且特別用功。加之，當時在警察局裡有一位叫鄧其鑒的師爺非常擅長書法，沈從文虛心好學，經常誠心向鄧其鑒請教。鄧其鑒也就極為熱心地賜教，常給沈從文講授我國古代最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蘭亭序》、王安石的《楞嚴經旨要卷》和蘇軾的《新歲展慶帖》，幫助沈從文分析這些書法名家各自的特點和長處。因為鄧其鑒個性非常直爽，為人和善，他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既肯定沈從文書法的優點，又指出其不足。沈從文的書法雖然四平八穩，但顯呆滯，不夠圓潤和豐實，欠活力，筆力不夠。所謂筆力，是發自腰、臂、肘而達於手腕，貫注於筆端的內在力量。鄧其鑒還教導沈從文“練楷書要達到形神兼備，大小相兼，收放結合，疏密得體，濃淡相融”，“練草書又不能一味臨帖，草書無法，亦無章，在於意。書者，抒也。草書是作者內心的飛動。心動筆動，若靜若動，若有若無，方為境界”，告誡沈從文書法要在神韻、情趣、筆意上狠下一番苦功，並再三強調：“書法之道，在於樁基，樁基不穩，必無所成。所謂樁基，便是楷書。楷書為一切書法之基。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走好了才能奔跑，一步一步來，如果楷書練得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就能進入到行草的書法境界了。草書是書法各體之王，被稱為書法王冠上的明珠，是書法的巔峰。”沈從文牢記鄧其鑒的教誨，受益頗深，書法長進特別快。沈從文很快成為芷江城內小有名氣的青年“書法家”。
一氣呵成書丹留墨寶
民國十年期間（1921年），盡管段治賢已殉難兩年之久，但段治賢的品格和英勇業績在鄉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鄉民因經常遭土匪的襲擊、擄搶燒殺，苦不堪言，非常懷念和敬佩這位英勇善戰，並很有正義感的警備隊長，於是經常有數百以上的鄉民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地方名流集結在縣府，強烈要求縣府給段治賢樹碑立傳，以褒其美德，頌其業績。
在鄉民百姓和一些地方名流的再三要求之下，縣府決定給段治賢刻碑立傳，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縣警察局。警察局長（沈從文五舅）把為段治賢撰寫碑文的任務交給了鄧其鑒，鄧其鑒把碑文稿寫好后便向警察局長推薦沈從文為其“書丹”，沈從文欣然受命。此時此刻，沈從文心潮翻滾，認真閱讀了碑文所記載的段治賢那短暫一生的悲壯事跡后，喚起了他那顆正直的良心。加之，平時警察局的人也經常談論段治賢的英勇事跡，沈從文對段治賢早已產生敬佩之情。段治賢為民除暴、英勇無畏的精神使沈從文從心底佩服。他想到自己要親手為這位前警備隊長書丹立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和激動。
很快，一塊高大而頗有重量的石碑擺在了東紫閣的涼亭裡，在眾目睽睽之下，沈從文起了一個架式，定了會神，揮筆疾書，將碑文一氣呵成，寫得非常順手。由於沈從文書法氣勢非凡，運筆上下翻轉，忽左忽右，起伏擺蕩，有疾有緩，有輕有重，像是節奏分明的音樂旋律，極富動感，因而贏得了觀賞者的陣陣掌聲。沈從文頓時覺得心情無比舒暢。然而，年青的沈從文當時未曾料到，他竟在芷江（沅州）為后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墨寶。
沈從文早年為前警備隊長碑文書丹，為芷江留下極為珍貴墨寶的事鮮為外界知曉，但芷江人民一直以此為自豪和驕傲。由於新聞媒體的傳播，中國著名畫家、美協副主席黃永玉獲知在湖南芷江文物館內還保存有沈從文墨寶真跡的消息后，於1987年10月12日，專程從北京來到芷江拓印碑文手跡。1988年春天，沈從文的一位親戚來到芷江文物館參觀，他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觀賞了沈從文親手書寫的碑文，對沈從文的欽佩之情油然而生，當講解員向他介紹此碑是沈從文年青時期的書丹時，這位親戚感到格外高興。后來，他小心翼翼地將碑文拓片帶到北京，親手交給正躺在病床上的沈從文觀看。沈從文見此碑文拓片激動得熱淚橫淌，用顫抖的雙手捧著拓片，無比興奮地說：“是啊！沅州城還有我的字啊……”
如今，前來芷江文物館參觀游覽的游客絡繹不絕，凡來參觀的游客和欣賞了沈從文書丹碑刻的藝術家們，無不拍手贊嘆！更有詩人贊詠沈從文書法：“對客揮毫小小齋，風流草草出新裁。可憐一管七分筆，寫出蘭亭醉本來。”沈從文的書法瀟洒、遒勁，又有獨特的風骨。人們欣賞沈從文的書法，尤其是他的章草和小楷，可以明顯感覺到，其線條沉穩含蓄，其風格俊雅溫厚，真可謂一橫一撇，法度自在筆墨之間。若苛求，沈從文的書法則略有拘謹之態，草書尤甚之，秀氣有余而霸氣不足。或許這與沈從文的個性氣質有一定的聯系。但凡欣賞了沈從文手跡碑文的藝術家們和游客無不贊嘆此碑文有著非凡的收藏價值。
是的，這塊珍貴的書丹石碑不僅對研究沈從文的書法有著極大的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沈從文早期思想，以及他為何走上文學創作之路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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