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和賀龍，一個是老一輩革命家中的“少壯派”，一個是赫赫有名的開國元帥。習仲勛比賀龍小17歲，當習仲勛還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時，賀龍就已是北伐名將、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后來，在漫長的革命和建設歲月裡，習仲勛曾較長時期在賀龍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還和他是共負重任的好搭檔，兩人結下了很深的戰友情誼。
戰場上的一對好搭檔
1937年7月，在關中蘇區的涇陽縣雲陽鎮，時任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勛第一次見到鼎鼎大名的傳奇人物賀龍。當時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雲陽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及有關事宜。前總決定在關中特區選派一批兵員，補充即將改編的八路軍一二○師。習仲勛還專門拜會即將出任八路軍一二○師師長的賀龍。賀龍對20出頭的習仲勛的精明干練，印象十分深刻。他們倆一見如故，十分投機。為落實雲陽會議精神，習仲勛立即布置在關中部隊和游擊隊中進行兵員動員選調工作。經過層層動員精神挑選，確定了500名訓練有素的老戰士組成一個補訓團，補充給賀龍部。
1942年6月，賀龍奉命回延安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任西北局常委。7月，習仲勛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黨校校長，后又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區司令部政治委員。這一時期，他和賀龍交往的機會更多了。賀龍的黨性觀念和大局意識給習仲勛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7年7月，根據西北和全國戰場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舉行擴大會議（史稱小河會議），會議決定了加強西北戰場的措施，習仲勛再次擔當重任。會議決定將晉綏軍區並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由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簡稱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兼副政治委員。彭德懷在前線負責打仗，由賀龍、習仲勛統管后方支前。於是，賀龍先后將手下的3個野戰縱隊交給彭德懷指揮，習仲勛也撤離戰場，回到后方工作。
隨后，習仲勛與賀龍一同前往陝北綏德，統籌后方工作，共負西北野戰軍后勤保障的重任。在此后兩年多的共事歲月中，兩人經常是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個鋪，甚至同蓋一床破棉被。當時生活艱苦，賀龍帶警衛員打到幾隻石雞后，總忘不了邀請習仲勛打一下牙祭。習仲勛知道賀龍喜歡吃陝西的面疙瘩，每當炊事員做好后也會請他來就餐。
長期經受戰火蹂躪的西北地區，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物產匱乏，兵員補充和糧食、彈藥供給成了西北野戰軍轉入大規模作戰的瓶頸。8月10日，習仲勛與賀龍出席了在綏德召開的縣委書記聯席會議，集中討論統一陝甘寧和晉綏兩區的具體措施。他們提出要統一生產建設和金融貿易，加強對支前工作的領導，積極搞好土改，調動人民群眾生產支前的積極性。為作好精兵簡政工作，習仲勛還專門簽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義發出的《關於整頓后方的決定》。
此后，賀龍和習仲勛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奔波在黃河兩岸。在極短的時間裡，他們組織了2萬多人的游擊隊和10萬多民兵，斷敵交通，打敵據點，伏擊敵軍，緝查敵特，傳送情報，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隊作戰。當時的邊區遭受連年大旱，農業歉收，財政經濟困難。動員群眾發展生產是當務之急，但是青壯年都上前線了，鄉村勞動力奇缺。他們決定進一步精兵簡政，壓縮開支，甚至調整學校課程，把從機關和學校擠出來的工作人員派下去支援種地。
當時，為前方籌集糧草，輸送軍事物資，是賀龍和習仲勛擔負的首要任務。部隊打到哪裡，糧食就要送到哪裡。1947年底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8萬人，中共中央及陝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約2萬人。后期，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兵力進一步增多。為保証前線不斷糧，賀龍和習仲勛從聯防軍區僅剩下的一個正規旅中派幾批得力人員動員糧食，以完成作戰計劃。
習仲勛在陝甘寧邊區戰斗多年，熟悉當地的民情、社情。他深入綏德、米脂、清澗一帶征糧，親眼目睹老百姓對子弟兵的情深誼長。他們寧願吃糠咽菜，也要把僅有的一點糧食送給部隊，有的甚至還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來，連夜炒干送給部隊充當軍糧。晉綏地區是賀龍在抗戰時期苦心經營多年的老根據地，比陝甘寧地區富裕一些。賀龍就組織晉綏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從千裡之外將糧食運到陝北。同時，賀龍和習仲勛還積極組織從其他根據地運糧到陝北，支援西北地區的作戰。
在兵員補充上，賀龍和習仲勛積極動員組織兵源，全力經營聯防軍區的地方兵團建設，及時使游擊隊、地方兵團逐步升級為野戰部隊。僅1947年就動員3萬人加入野戰軍，5萬人加入地方軍。
在西北戰場，賀龍和習仲勛大力配合，做好支前工作，為西北地區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1949年2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改為西北軍區，賀龍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12月,賀龍率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及第七軍等部進軍四川，結束了和習仲勛的共事歲月。
中南海的兩位副總理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先后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區黨委委員、常委、第二書記等職，在彭德懷領兵赴朝之后，他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習仲勛結合大西北地區的實際開展工作，為鞏固新生政權，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西南各省解放后，賀龍任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他與鄧小平、劉伯承一起領導了清剿土匪，恢復生產，為和平解放西藏，建設大西南，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分黨組干事會書記，負責文化、教育、體育等方面的工作。同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向中央呈遞了《關於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報告中建議：在政務院下成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當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建議呈遞到中央之后，受到中央領導的充分肯定。作為分管文教體育等工作的習仲勛，也是極為贊成。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正式決定，在政務院下增設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任命賀龍為中央體委（1954年后簡稱國家體委）主任。
中央體委成立當天，習仲勛就開始抓此項工作。他召集國家體委負責人榮高棠、黃中等人座談，談完后就親自動筆給周恩來寫了報告：
總理：
體育運動委員會的工作，我召集榮高棠、黃中等同志談了一次，目前要解決的問題如下：
（一）以原體育總會為基礎建立機構，現有48人，需即補充62人，其中需要有一批骨干，提出一個名單已送安子文同志處。以后看情況需要時，再增加人。
（二）需買一所房子暫住，已向市府接洽。需建筑會址，擬請批准青年服務部球場地址（北京飯店對面）。原來體育總會辦的訓練班，現無住處，擬請批准在天津市買兩所房。
（三）前經中央決定全國訓練6000名運動員，除部隊訓練3000人外，地方的3000人應分配下去，並擬送一少部分人去蘇聯和東歐觀摩。
（四）明年工作計劃正擬訂中，其中擬於明年9月開全國運動會和邀請蘇聯、匈牙利體育隊來我國表演二事，應先請予原則批准。
此外，高棠同志等提出著手設計在西郊昆明湖南建筑國家運動場事，我意可緩辦，待后再說。
以上，請即予指示，以便著手進行工作。
此致
敬禮
習仲勛
11月16日
隨后，周恩來對此信批示，要求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辦理。賀龍出任中央體委主任后，習仲勛在分管工作范圍內，積極配合他建立機構，做好人員抽調工作。1954年國家體委在醞釀機構編制時，擬成立群眾體育處，隸屬辦公廳，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習仲勛在審定機構編制表時認為規格低了，說：那怎麼行？群眾體育要獨立成司。賀龍也同意習仲勛的意見。后國家體委遵此意見修改后呈報中央領導審定。最終，國家體委成立了群眾體育司。
1959年4月，習仲勛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他經常和賀龍一起參加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在首都機場迎送外賓以及中央領導人出訪及回國時，經常有習仲勛和賀龍在一起的身影﹔其他重要國事活動以及體育大賽時，也有不少習仲勛和賀龍在一起的鏡頭。
作為國務院的“大管家”，習仲勛十分關心賀龍等老帥們的身體。對肩負重任的習仲勛，賀龍也很關心。20世紀50年代后期，習仲勛工作極其繁忙，有時甚至夜以繼日地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一次，賀龍見習仲勛一臉倦容，便關切地詢問其身體情況。習仲勛說精神比較緊張，睡眠不大好。賀龍於是談到了練習太極拳的好處，並積極推薦太極拳名師給習仲勛。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小說《劉志丹》問題”遭誣陷，被隔離審查。此后，賀龍和習仲勛便失去了聯系。
新時期綿綿不盡的思念
在“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勛再次被卷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之中。賀龍則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殘酷迫害，於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賀龍含冤去世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下，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了《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雖然對賀龍予以平反，恢復名譽。但內容中仍留有“把賀龍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賀龍是“病故”的錯誤說法。習仲勛恢復工作后，去看望賀龍的夫人薛明，薛明談到賀龍平反不徹底的問題。習仲勛非常重視，積極把薛明的意見反映上去。
1979年6月，中央指示對賀龍的醫療經過情況進行調查。1980年3月24日，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牽頭的聯合調查組提出結案報告，指出“賀龍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殘酷迫害致死的”。之后，在已進入中央書記處負責常務工作的習仲勛等人的大力推動下，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做出了《關於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宣布：“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強加給賀龍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全部予以推倒﹔同時為受賀龍冤案所株連的所有同志徹底平反，消除影響。”看到老領導、老戰友賀龍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習仲勛感到十分欣慰。
1987年12月4日至19日，中共十三大閉幕不久，習仲勛到湖南考察工作。在考察過程中，習仲勛打破以往“人到張家界，必游黃石寨”的慣例，決定改變行程，第二天上午乘車直接奔赴賀龍的家鄉桑植縣，下午又馬不停蹄趕到了洪家關賀龍故居參觀。
當時正值隆冬，湘西的氣候寒冷逼人。在洪家關參觀賀龍紀念館時，習仲勛走到賀龍塑像前，深深向塑像鞠躬，以表達對賀龍的深切懷念和無限敬意。盡管當時已經夜幕降臨，室外雨雪霏霏，習仲勛仍仔細參觀了賀龍故居。
在賀龍生平事跡展覽室，習仲勛認真地觀看每一張圖片、每一件實物，認真地傾聽每一句解說、每一個故事。當他看到陳列室一張照片不夠清晰時，當即表示要給陳列館充實比較理想的內容﹔當看到賀龍生平介紹中寫著“含冤去世”幾個字時，習仲勛不由得把心中的無限悲痛化作了一聲深深的嘆息。
參觀賀龍紀念館后，習仲勛仍意猶未盡，對身邊的陪同人員滿懷深情地說：“真是很受教育。”並揮筆題詞：“資兼文武、勛功偉績、高風亮節、一身正氣”，充分表達了對老領導、老戰友的真摯情懷。當了解到每年有全國各地的10多萬人前來參觀紀念館時，習仲勛十分欣慰地對當地負責人說：“一定要組織青少年來這裡參觀，讓我們的后代了解歷史。”
1988年7月，在八一建軍節即將來臨之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回憶起自己在人民軍隊的征程，尤其是在西北戰場的難忘歲月時，思緒如潮，撰文《學習和發揚賀龍同志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文中回憶起賀龍堂堂的儀表、瀟洒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描述了自己“幾度在賀總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后共負一個方面和地方的領導之責”的許多難忘的往事，兩人在工作中配合默契、生活中情意融洽的情景“歷歷在目，念念在心”，字裡行間充滿著無限的深情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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