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喜歡同年輕人打交道，做朋友。金寨青年羅炤備受胡耀邦的關心和愛護。
羅炤，安徽金寨人，1943年11月出生，1962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是同班同學。
剛進入這所全國聞名的高等學府時，羅炤心中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他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后，他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羅炤精神上受到極大的震動。對照雷鋒的事跡，他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羅炤認定，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自己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算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這一想法雖然后來看上去有些幼稚，帶有極“左”的成分，但確實是真實的。
在同學當中，羅炤與胡德平很談得來。1963年5月，羅炤對胡德平說，想給胡耀邦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胡德平非常高興，告訴羅炤，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於是，羅炤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長信。過了幾天，胡德平告訴羅炤，說父親看了他的信，很高興，但對他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父親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后再給予回答。
后來，羅炤他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紛紛表示要和他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將此事匯報給了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匯報，一面在同學們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他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他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還專門去找了胡耀邦一次。
1963年10月，胡耀邦找羅炤、胡德平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他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他們不要頭腦發熱。胡耀邦說：“我要給你們潑一瓢涼水！”要求羅炤他們安心在學校學習。幾個年輕人不服氣，認為胡耀邦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就引經據典，和胡耀邦辯論，想証明自己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耀邦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5年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由於北大的派性斗爭，胡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羅炤常去胡家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工作的羅炤即將離京，他又來到胡家，一進門就看到房間裡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羅炤開始沒認出來那就是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
胡耀邦見到羅炤，便關切地問起他和北大的情況。即將踏上工作崗位的羅炤心裡有點茫然，不知前程如何，而且“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羅炤苦悶、彷徨。見胡耀邦詢問，羅炤便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面對向自己敞開心扉一吐苦悶的年輕人，胡耀邦痛痛快快地和羅炤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后怎樣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成長，也談到自己挨整被批的往事。他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后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人家不信，隻好隨他們去了。”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羅炤暢談起理想、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羅炤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與胡耀邦的這次見面，讓羅炤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胡耀邦對於理想、事業的執著，和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都深深地銘刻進羅炤的記憶之中。此后的7年，羅炤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他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耀邦的這次談話以及后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羅炤的重要精神支柱。
1969年3月，羅炤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黨的九大剛開過不久，胡耀邦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羅炤前去看望時，胡耀邦對他說，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人找他談話，讓他寫一個“深刻的”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那樣的檢查。他對羅炤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裡會想到能有后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羅炤很快知道了，九大之后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胡耀邦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因為他知道那些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胡耀邦一直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那些人認為胡耀邦掌握有很多鄧小平的材料，就是不肯與鄧小平劃清界限。
1969年10月，胡耀邦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干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羅炤從黑龍江回京探親時，常去胡耀邦那裡聊天。胡耀邦給羅炤講述干校生活，話語中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交談中，胡耀邦還拿出一份干校勞動心得體會給羅炤看，其中詳細描寫了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100多公裡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這些給羅炤留下的印象最深。
在聊天中，胡耀邦告訴羅炤，他在九大前后拒不做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但是，羅炤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胡耀邦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干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羅炤很為他擔憂。
過了幾天，羅炤又去探望胡耀邦。胡耀邦拿出一份檢查稿給羅炤看。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耀邦對他說：“不知道這樣能不能過關，我隻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証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耀邦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他感到矛盾、痛苦，精神上備受煎熬。每次羅炤去見他，他常常是長久地沉默不語，羅炤也隻能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不能問。
從1971年開始，羅炤在黑龍江的山溝裡從事譚嗣同哲學思想的研究。1976年11月，已調回家鄉安徽金寨的羅炤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寄給胡耀邦請求批評指正。12月8日，胡耀邦給羅炤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在贊揚鼓勵他的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
小羅：
你的大作和兩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時，德平正准備第二天出差去山西，我要他先寫幾句話給你，並告你我將給你寫封較長的信，他大概寫了吧。
你知道我是不大願意同人通訊的，對你卻是一個例外，我知道你也是不輕易寫信的人，要寫，總有點值得看看的東西，你那種頑強追求真理的治學精神，那種獨立地用新鮮活潑的語言表達自己思想的風格，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我用了三個晚上的時間粗略地翻了一遍。我深信你是花了苦工夫的。但是你能體諒我，我不僅對自己祖國歷史上的許多著名英雄沒有研究過，就是對生長（在）自己家鄉的這位赫赫人物也不甚了了。因此，即使再仔細看多少遍，還是提不出甚麼切中要害的意見來。我隻能答應你一條，就是德平回來后，我一定要他親自去找幾位有權威的而又認真負責的同志（其實真正有權威的也一定是認真負責的）看看，然后再商討怎麼處理告你。因為在你面前可以無話不談，我想先把自己這樣一個很粗淺的想法告訴你。
現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務是批判“四人幫”。這是一場關系我國革命前途的偉大斗爭。要知道，把這一小撮喪盡人心的壞蛋拉下馬來，打翻在地，這是一舉成功的事情，但要從各個方面把這幫蛀虫們多年來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從而把我國革命引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還須作極其艱巨的努力。你的這個作品，同這個任務聯系得不密切。這是否合乎“時宜”這是一。
第二，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即使充滿著唯心主義的糟粕，但這個人畢竟是我國十九世紀末思想界的一個先驅，他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那種一往直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極大地鼓舞了后來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對他這個方面肯定得不夠，這會使連中國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現代青年可能產生錯覺，無形中會使一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去看待古人。這是否合乎“人宜”？
從上面這個理由出發，我非常希望你抓住這兩三年的寶貴時間，集中精力參加批判“四人幫”的戰斗，你的歷史知識是比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別在這個方面下功夫，作貢獻。十多年來，“四人幫”在各個領域裡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學領域來說，前幾年，在所謂儒法斗爭問題上，他們……的大量言論，真是達到了胡說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來，他們……所寫的一些歷史人物的論文和出版的小冊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對武則天、呂后等人的介紹，對秦皇朝、太平天國失敗的評論，其荒誕無稽，大概也是前無古人的。這些東西，有些有心人可能還沒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則可能還有些顧慮，不敢放開寫，而像我這樣的人，又隻能望洋興嘆，這就更希望像你這樣的人勇敢地拿起筆來。
談到勇氣，我還想在這裡多啰嗦幾句。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筑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沖決了……他們的殘渣余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筑起這兩道堤壩嗎？當然，小小的障礙物總是難免還會有的。但是，由幾億人民已經掀起的歷史巨浪，小小的障礙物怎麼能夠阻擋它的奔騰前進呢！一個經受了種種磨煉的幾億人口的國家的意氣風發的政治局面，已經確實無疑地呈現在你們這一代青年的面前。你們這一代應該在這個大好時光裡，信心百倍地有所作為。
還有，對這幫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這幫罪犯曾經有意地混淆了反革命與路線的界限、政治路線與思想路線的界限、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的界限、修正主義路線與修正主義傾向的界限，為他們大批整人作藉口）不能沒有一點嘲笑、一點諷刺。這就要求宣傳時還要有點匕首式的小品文。魯迅先生說得好，他說把良家女子說成是婊子是罵，說娼妓是娼妓就不是罵（未查原文，是大意）。自然，罵也需要技巧，做到他老人家所要求的那樣：“嘻怒笑罵皆成文章”，你是有這方面的才智的，也希望你在這方面顯顯身手。
至於寫出來的東西，在你和周圍的同志真正感到滿意之后，就可以直寄《人民日報》，或《光明日報》，或《解放軍報》，或《紅旗》。經過改組后的領導班子，我相信他們有眼力不會放過好作品。自然，為著告訴我們一下你的戰果，也歡迎你隨時抄寄一份給我們欣賞欣賞。
我在靠邊的又一年裡，非常懊悔的一件大事是：沒有好好讀點馬列，而是翻閱了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以此來排遣心中的憤懣和憂慮。現在，雖然在加緊翻閱馬恩四卷、列寧四卷、斯大林兩卷、主席四卷和魯迅的一些論文，但還得同時檢閱壞蛋們那一大堆臭東西，真是臨陣磨槍，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關於批判“四人幫”問題，我還同德平談了不少的看法和想法，因為寫得太長了，就不願再寫了。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要德平選擇他認為對你有點幫助的東西告訴你。
祝
近好！
依然未倒的笨伯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在信中，胡耀邦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他還熱情地鼓勵一代青年：“你們這一代應該在這個大好時光裡，信心百倍地有所作為。”
在胡耀邦的關心教導下，羅炤成長很快、進步很大。1981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后，他一直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9年7月16日，羅炤在《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精神導師胡耀邦伯伯》的紀念文章。在文中，羅炤深情地回顧了與胡伯伯的親密交往過程，暢談了從胡伯伯身上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切身體會……感恩之情、懷念之情，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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