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力
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斥打擊下處境困難。伍修權回憶說：“左”傾領導者甚至“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還擔任一定職務、在紅軍中有“很高威望”，他可能連長征都參加不了。可以說，長征中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的重新確立，離不開他與“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斗爭，其中的艱辛與坎坷鮮為人知。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以來紅軍遭受的嚴重損失表明，博古、李德不可能率領紅軍完成戰略轉移的任務。湘江戰役后，面對紅軍的慘痛損失，李德企圖諉過於人，下令將率部在湘江邊阻擊敵人、因部隊被打散自己負傷突圍的紅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捆綁起來軍法處置，被毛澤東制止。面對困境，博古更是一籌莫展，舉止失態，拿著手槍朝自己比劃。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見狀嚴肅告誡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此時，軍事指揮錯誤和部隊遭受的嚴重損失，也引起了紅軍指戰員的不滿。劉伯承回憶說：“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臨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成為全軍上下的強烈要求。
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很大努力。他首先爭取說服了張聞天和王稼祥。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曾是“左”傾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但現實也促使他們開始反思。廣昌戰役時，李德盲目硬拼的打法給紅軍造成巨大傷亡，彭德懷氣得指責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痛”﹔張聞天也批評李德的打法給紅軍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博古譏諷張聞天是“機會主義”，兩人因此激烈爭執，分歧逐漸加深。王稼祥先后參加過中央蘇區多次反“圍剿”的組織領導，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了解較早。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時，紅軍4萬人面對國民黨20萬大軍。當時，蘇區中央局大多數人都主張撤出蘇區以避敵鋒芒，毛澤東卻堅持在蘇區內實行“誘敵深入”方針打破敵人“圍剿”。最終，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氣勢五戰連捷，痛快淋漓地奪取了反“圍剿”的勝利。這給剛到蘇區不久的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他在寧都會議上曾支持讓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王稼祥因傷重未參與組織領導，但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曾多次提出批評。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等一起行軍宿營。途中，毛澤東不斷與他們探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分析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闡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使他們受到很大啟示，堅定了支持毛澤東的決心。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澤東表示，“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張聞天也認為“仗這樣打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毛澤東后來曾說：“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長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點，”“隻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事實証明，張聞天、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對爾后糾正“左”傾軍事錯誤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還根據敵情變化，多次向中央提出正確的戰略性建議。湘江戰役后，國民黨軍在前往湘西途中設置重兵，張網以待。中央紅軍已失去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的先機。何去何從，成為亟待解決的頭等大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行動方向。李德、博古堅持要按原定計劃前往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紅軍“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在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支持下，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人贊成，紅軍避免了可能陷入重圍的危險。紅軍西進貴州佔領黎平后，博古、李德卻仍不願意放棄北上湘西計劃。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再次討論戰略方向。毛澤東提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進軍，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這一建議被採納。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前往湘西的計劃“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打亂了國民黨軍的部署，為紅軍贏得了時間。12月30日，紅軍進佔烏江南岸的猴場等地。可是李德、博古又提出紅軍暫緩渡江，仍持“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議，決定中央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后新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從1932年寧都會議毛澤東被排斥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后，他的意見就很難對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產生影響了。但是，長征改變了這種狀況。通道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黎平會議以中央政治局決議的形式通過毛澤東的意見，猴場會議重申了毛澤東的意見。這表明，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以來所受損失的經驗教訓。
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政治局常委根據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和組織調整：以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為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在戰爭環境下，作戰勝敗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存亡，新的“三人團”實際上成為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黨，成為黨和紅軍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后，“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指揮下，紅軍一改之前“處處受制於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的被動處境，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在這一連串行雲流水般的行動中，紅軍將“走”與“打”有機結合，“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掌握了戰場主動權，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窩會議上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9月12日俄界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政治委員，成立以毛澤東為首，包括周恩來、彭德懷、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團”，領導紅軍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澤東任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1936年12月7日，擴大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23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團主席。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更加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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