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兵
廉伯、子谷、群英、關淑、冰茹：
我鄉土改，聞已完成。土改是打倒幾千年來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運動，不但是從政治和經濟方面摧毀它，同時也要從思想意識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許依靠封建剝削致富，而應該是勤勞致富。在這個問題上，在你們來信中和實際行動上沒有看到轉變或者沒有充分計劃去轉變。從去年到今年的來信中，你們從未提到如何生產，只是叫苦，說困難，要我幫助。關淑跑到友仁，不回家設法生產﹔群英的女兒、媳婦，也不在家生產﹔一些小孩子，不管聰明與否，讀書沒讀書，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帶去。原因是仍想過不勞而食的生活。看了你們的信，雖然了解你們，但看不到你們有志氣、有計劃地創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氣。
早年，我總感覺穿綠長褂子不是出路，曾費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廉伯是不大願意的。記得大革命時期參加一次農民協會，來信說下了決心做農民了，但大革命失敗后至今，雖然勞動了幾十年，勞動觀點尚不濃厚，証據就是不把隻能做農業勞動的孩子留在家，卻仍想雇長工作田。早年，還費力要淑英群英學會縫紉，都學好了，除群英殘廢不能作外，淑英竟不動針線，從來不勞動，因此竟成了神經病人。
家裡進行生產條件是有的，我家自耕部分完全沒有動，田土較集中，子谷田土，雖分得散一點，想也不大壞。阿婆、滿嬸，大約都分了地，家裡的孩子們出外學習的又都由公家供給。這樣，耕種的收獲，穿吃有余。加上搞些副業，很可以過好生活。提議：廉伯、子谷合成一家，關淑主持屋裡的事，廉伯主持田裡勞動的事（淑英沒有希望，就算了），把阿婆、滿嬸都接在一起住，輕的勞動，女人老人做，小孩上學回來，要學習勞動，可以作得出那些田，隻要收一二個陽春，就可以過好生活。過去你怕好了我，我怕好了你的財利相煎的思想，經過土改之后，應該打消了，不打消也得打消。
群英的女兒、媳婦，應叫她們回去好好作田作土，賀勝坑是好地方。何況群英家有喂豬婆子的一門長處。這是農村需要的，於大家有益的。
冰茹家較困難一些，但冰茹能織布，不要出外找工廠，在家作點山土，一邊織布，可以慢慢轉好。帶著小孩進工廠不可能，工資隻能養活一個多人，也許進工廠又要從（重）新學起，年齡大了又不要，不如在鄉下勤勞耕織靠得住。
子谷仍專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耘平應該回去作田土。應該自己下田下地作活，才能討到生活。
你們不要再猶豫了。除老、小、殘廢不能勞動的外，其他都要勞動。不願意勞動的，政府有法令一條，叫強迫勞動。叫你們向鄉政府交出生產計劃，定時向政府實報勞動生產情況。隻有你們自己立起志氣，肯勞動，才能解決問題，農會也會幫助你們。如果你們不改變，那是你們的事，由農會及鄉政府督促你們，不要再寫信給我了。等到農會與鄉政府說：你們觀點變了，生產很好，那時你們再與我來信。
覺哉
五月廿五日
1951年5月25日，謝覺哉寫給兒子謝廉伯和謝子谷、兒媳何關淑、女兒謝群英和謝冰茹的這封信，情真意切，今天讀起來仍然感人肺腑，發人深思。
當時在湖南寧鄉縣沙田鄉堆子山南馥沖老家的謝廉伯、謝子谷等人，是謝覺哉與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孩子。1927年因馬日事變離開長沙后，謝覺哉與家人的聯系中斷了整整10年。1928年，他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到上海負責編輯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和《上海報》，1931年秋轉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任省委秘書長，並主編政府機關報《工農日報》，1933年又調中央蘇區，先任毛澤東秘書，后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后擔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內務部長等職。在此期間，一直未與家人聯系，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后，謝覺哉任黨中央駐蘭州辦事處代表，方才恢復了與家人的書信聯系。在信中，謝覺哉不忘對女子的教育、引導。
新中國成立時，謝覺哉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孩子們得知父親在政府做了“大官”，都想去北京看一看，也希望得到一些“照顧”，能夠離開鄉下，到城裡工作。謝覺哉知道孩子們的想法后，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在1950年1月21日寫給謝子谷、謝廉伯的信中，他首先表示“兒子要看父親，父親也想看看兒子，是人情之常”。接著又表示要等一等，因為這時候“你們很窮”，“籌路費不易”，來到北京，“我又要替你們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煩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來不遲。謝覺哉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並以詩言志：“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謂“焦官”，意思就是不掙錢的官。而“周老官”，更是謝覺哉家鄉一位勤勞能干的雇農。不僅說自己是“焦官”，還自比為普通的農民，可見謝覺哉的良苦用心。
為了引導子女拋棄幻想，在農村老家搞好生產生活，謝覺哉寫了1951年5月25日的這封長信，中心思想仍舊是讓他們安分守己，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結合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強調這是“打倒幾千年來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運動，不但是從政治和經濟方面摧毀它，同時也要從思想意識方面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許依靠封建剝削致富，而應該是勤勞致富”，進而指出子女們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正確的認識，“來信中和實際行動上沒有看到轉變或者沒有充分計劃去轉變”，“只是叫苦，說困難，要我幫助”。
有鑒於此，謝覺哉一針見血地指出，症結就在於“勞動觀點尚不濃厚”，“仍想過不勞而食的生活”，做那種“穿綠長褂子”的人，而且不從實際情況出發，不管小孩子“聰明與否，讀書沒讀書，全想出去依靠人”，而不是將“隻能做農業勞動的孩子留在家”。謝覺哉嚴厲地批評孩子們說：“看了你們的信，雖然了解你們，但看不到你們有志氣、有計劃地創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氣。”
讓人感動的是，謝覺哉在信中還根據每家每戶的情況，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一個為子女操心的慈父形象躍然紙上。這包括：讓兒子謝廉伯、謝子谷兩家合成一家，由何關淑主持屋裡的事，謝廉伯主持田裡勞動的事，謝子谷仍專心做他的教育工作。要求女兒謝群英叫女兒和媳婦們回家好好作田作土，並發揮喂豬婆子的長處。建議謝冰茹一邊在家作點山土，一邊織布。由此可見，謝覺哉雖然離家多年，但始終牽挂著家裡的情況，對孩子們的狀況也比較了解。
在信的最后，謝覺哉對孩子們重申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強調“隻有你們自己立起志氣，肯勞動，才能解決問題，農會也會幫助你們”。他還嚴肅地告訴孩子們：“如果你們不改變，那是你們的事，由農會及鄉政府督促你們，不要再寫信給我了。等到農會與鄉政府說：你們觀點變了，生產很好，那時你們再與我來信。”
在謝覺哉的指導和要求下，謝廉伯、謝子谷等人都積極行動起來，並隨時向父親匯報新的思想認識和勞動成績。對此，謝覺哉心裡很高興。1952年1月1日，他在給謝子谷、謝冰茹的信中說，知道你們的情況，“頗使我安心”。並進一步鼓勵他們說，“人總要有上進心，從困難中打開局面，也必然可以打開局面”，更何況，“現在是新的困難，進步中的困難，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觀也會跟著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謝覺哉在家書中教育子女，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既嚴格要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又根據實際，出主意，想辦法。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他1952年3月28日致信侄女婿吳豈凡，指出他的來信中“有些話是聰明的，有些則須考慮，如說來京學習機會等”。為什麼呢？因為“學習是必要的，除日常學習外，還可以有離開工作短時間的學習”，但是“機會必然多，在省或縣，而不在北京”。可能是為了照顧親戚的情緒，謝覺哉在信末不忘補充一句：“要來北京玩玩，決定於你。我們無假期，任何時候都一樣。”一方面堅持原則，另一方面不失親情，或許就是謝覺哉家書留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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