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華
[摘要]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對本人著作和毛澤東思想始終秉持科學的態度。首先，毛澤東對自己的文稿表現出慎重態度，不僅對新作勤於修改，而且根據實際情況對有現實價值的舊作精心闡發、認真審改﹔其次，用發展、務實的態度對待自己以往的著作﹔再次，審慎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宣傳，特別強調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要謙遜，不要強加於人。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體現了其一以貫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基本方法，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歷史借鑒和現實參照。
[關鍵詞 ]毛澤東﹔《毛澤東年譜（1949—1976）》﹔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中圖分類號 ] A84 [文獻標識碼 ] A
毛澤東如何對待本人著作和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2013 年12 月，中央文獻研究室推出六卷本《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年譜》），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權威資料和獨特視角。依據《年譜》，從毛澤東本人角度考察這一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其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本人著作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乃至世界許多地方得到廣泛宣傳和深入學習、研究，毛澤東自己的認知至關重要，《年譜》為此提供了大量權威的第一手資料。其二，這一角度也有助於進一步分析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內在聯系，豐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其三，這一時段內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艱辛探索及其經驗教訓，對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對自己的文稿持認真、審慎態度，反復修改，多方征求意見
毛澤東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系統總結和集中概括。自黨的七大以來，毛澤東思想就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但毛澤東對自己的文稿始終表現出認真、慎重態度，不僅勤於修改，而且精益求精，多方征求意見。
《年譜》顯示，1957 年2 月27 日下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會前，毛澤東寫了一個講話提綱。6 月17 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定稿，6月19 日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近四個月時間，毛澤東前后15 次就講話內容進行講解、修改、征求意見，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即形成了“自修稿”三稿、“草稿”七稿。在向從中央委員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他多次強調，“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動筆加以修改”。這一切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對兩類矛盾學說的認真探索和審慎態度。《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於正確認識、把握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尤其是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是一篇當之無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盡管如此，1969 年3 月，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草稿時，仍然刪去原文稱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劃時代的光輝文獻”中的“劃時代的光輝”六個字。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35頁。）同樣，在 1960年 10月 1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前，毛澤東本人前后共九次作了專門審讀。毛澤東對自己著作的審慎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是一些反映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曲折的篇目，毛澤東的態度依然是非常慎重的。1955年 7月 31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這篇講話總結了前一階段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進展情況，提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09頁。）的判斷，加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進程。毛澤東非常重視這篇文獻。8月 23日，他將《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修改本送劉少奇、周恩來等 13人征求意見，並附信說，“此件已根據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書記會議的討論，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談建社准備工作一段和談蘇聯經驗的兩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要求這些同志看后再“提出修改意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422頁。）8月 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下發《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通知，強調修正本“暫時不要在公開的報紙刊物上發表。各省市委區黨委書記帶去的未修正本，請繳還中央辦公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422頁。）9月 2日晚，毛澤東同陳伯達談《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修改問題。10月 13日，為征求對《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第三次修正稿意見，毛澤東又給在京的十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八位副秘書長和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寫信，要求這些同志“收到后，即予審閱，提出修改意見”並及時返回。關於第三次修正稿，信中寫道：“修改之處，主要是將原來的第二第三兩節，合並為第二節﹔增加了解釋工農聯盟問題的第九節﹔在第二節中將落后鄉除外一句改為一部分邊疆地區除外﹔在第三節中將河北省的例子刪去一部分﹔在第五節中，在談社員成分問題的第一第二行和談地主富農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幾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將第十節中談地富入社的那幾句刪去﹔在第十節和第十一節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節的第二行、第四節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說了注重質量的問題﹔在第八節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頓、間歇的意思，還加了要有及時的批評一點。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450頁。）這封信再次表明，毛澤東對自己的重要文獻，態度之認真、修改之細致，堪稱典范。《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最終於 10月 17日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
對於確認是正確的，特別是具有重要現實指導作用的著作，毛澤東不僅認真修改，而且大力推廣。1961年是毛澤東親自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年。3月 11日，為印發剛發現寫於1930年的一篇舊文《調查工作》，毛澤東給三南會議（ 指 1961年 3月 10日至 13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南、西南、華東三個地區的大區和省市委負責人會議。）寫了如下批語：“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在重新審讀該文，對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並將題目改為《關於調查工作》后，毛澤東將其印發給與會人員。3月 13日，為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也為了糾正干部在工作中“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的毛病，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以及三北會議（指 1961年 3月 11日至 13日在北京舉行的華北、東北、西北三個地區的大區和省市委負責人會議。）各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這篇文章，並說“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澤東之所以重視自己的這篇舊作，一方面在於“那裡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是經過一番大斗爭以后寫出來的”﹔另一方面在於當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他說：“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因此，他強調，“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3月 23日，他又逐節介紹《關於調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內容，強調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毛澤東說：“這篇文章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很不容易的。……教條主義這個東西，隻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正確的策略隻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隻能來源於調查研究。”（《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553—555、566—567頁。）1964年 3月 26日，毛澤東再次審閱《關於調查工作》一文，經過認真回憶，確定了寫作的經過和時間，並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對《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的修改、審定和闡發，不僅體現出他對自己著作的認真負責態度，而且反映出他對文章現實價值的科學考量。
二、用發展、務實的態度對待自己以往的著作
毛澤東始終用發展、務實的態度對待自己以往的著作。這表現在他同意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著作外譯加以必要的說明，表現在他對《實踐論》的肯定和相對來說對《矛盾論》的嚴格評說，等等。同時，毛澤東對結集出版他新中國成立后的著作一事持冷靜態度，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著作當時還需要進一步檢驗。
毛澤東始終以發展的眼光看待自己過去的文章和講話。1964年 6月 8日，他在談話中甚至將自己新中國成立前的著作即《毛澤東選集》四卷謙稱為“古董”。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9頁。）既然是“古董”，所以一方面，毛澤東充分尊重和保持毛選四卷各篇文章的歷史原樣。1967年 3月 16日，在談到再印和翻譯《毛澤東選集》是否要修改或刪去一些人的名字等問題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名字一個不要去掉。因為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歷史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64頁。）另一方面，他對過去的即使是正確的著作與論斷，也以發展的變化的眼光看待並加以必要的修訂或說明。《年譜》記錄，早在 1951年 3月 27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復信中指出：“《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出選集時擬加修改。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18頁。）1952年 9月 17日，又在致李達的信中說：“《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無論什麼矛盾，也無論在什麼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裡‘也無論在什麼時候’八字應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卷，第 600頁。）1958年 9月 2日，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些“觀點隻適合一部分國家”。眾所周知，《實踐論》《矛盾論》和《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的重要代表作品，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毛澤東依然以一種認真、嚴謹、科學和理性的態度進行評判。1962年 1月 10日，田家英就出版毛澤東軍事文選的外文譯本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報告中說：為了適合外國讀者的需要，我們增加了一些注釋。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講到建立游擊根據地的條件之一是地區廣大，在小國進行游擊戰爭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沒有。我們准備在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條注釋，說明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各國人民進行革命戰爭已經同我國抗日戰爭所需的條件不完全相同，國家幅員大小，已經不是游擊戰爭能否最后勝利的決定性的條件。1月 22日，毛澤東在批閱報告時，就此注文批示：“照辦。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 73頁。）
關於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著作的出版，尤其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以后各卷的編輯出版問題，毛澤東的態度十分鮮明。1964年 6月 8日，當有人提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毛澤東說：“那沒有東西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 359頁。）1966年 3月 18日，談到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六卷時，毛澤東再次說道：“我也沒有寫什麼，不如第四卷。”（《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 567頁。）1967年 3月 16日，談到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六卷時，毛澤東明確表示：“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64頁。）1967年 12月 29日，在談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方針等問題時，毛澤東同意按前四卷編輯體例，選入有關理論、政策、方針和重大問題的文章，並說：“要選那些現在還有用處的，沒有多大用處的不要選。有些手稿，將來再說，現在不選。”毛澤東表示，第六卷的文章可先內部發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148頁。） 這四次談話表達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第一要“有東西”，即有關理論、政策、方針和重大問題的文章﹔第二要“有用處”，即有現實指導意義﹔第三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所以有些文稿要“將來再說”。
被毛澤東看成是“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的《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在 1956年初近兩個月時間聽取國務院 34個部門匯報的基礎上形成的重要思考。1958年 3月25日，毛澤東說：“《論十大關系》究竟對不對？至少還要看五年。”（《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25頁。）1975年 7月 13日，在審閱鄧小平送審的《論十大關系》整理稿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的請示報告時，對於報告中提出的“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的建議，毛澤東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97頁。） 據《年譜》顯示，從1956年到 1975近 20年時間內，毛澤東先后五次論及這篇經典文獻，但他最終還是定位於“全黨討論”和“將來出選集再公開”。這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著作的科學態度。
三、對宣傳毛澤東思想持慎重態度
毛澤東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在國際上進行宣傳，持慎重的態度。這與他堅信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性思考和認識有關，也與他在對外交往中一貫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包括反對蘇共“老子黨”的態度相關。
一方面，毛澤東對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提法或論斷十分堅持，體現出他一貫的理論與實踐自信。1954年 8月 13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重新為中央起草的給波立特的復信，不同意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英譯本中把《戰爭和戰略問題》第一節的頭兩個自然段刪去的提議，並指出：“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並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麼修正。”（《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269頁。）1958年 10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為轉載《毛主席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文所寫的按語時，加寫了一段文字：“這些文章、講演和談話，雖然多數是發表過的，沒有發表過的隻佔少數，時間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採取集納的形式，但是看起來卻使人感覺好像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論文。其原因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一方，各國人民為另一方，這樣一個基本的矛盾並沒有解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3卷，第 483頁。）1961年 9月23日，在會見蒙哥馬利時，蒙哥馬利詢問“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該怎樣理解，毛澤東說：就是革命要經過戰爭。蒙哥馬利又問：主席是否認為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毛澤東說：恐怕對有些國家還有效，我還相信這句話。革命不是哪個想干不想干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干革命的問題，是因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干。（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 25頁。）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於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又十分謹慎。1956年 3月 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並宴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同他們進行交談。毛澤東明確表示：“對已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如《實踐論》就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並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個階段、后二十年是一個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546頁。）1958年 9月 2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見了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當他們說讀過《新民主主義論》等毛澤東著作時，毛澤東表示：“我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不可能再出現基馬爾式的土耳其那樣的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沒有其他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觀點隻適合於一部分國家，對於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家卻不適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3卷，第 431頁。）1962年 12月 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巴西客人拉格爾•柯索伊夫人和阿馬裡利奧等，當拉格爾說毛澤東的著作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時，毛澤東說：“我們是這樣提法的——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173、174頁。）事實上，從七大論述毛澤東思想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闡釋，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這也是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立場。1964年 3月 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波多黎各學生代表。客人說：您的著作不僅僅適用於中國，而且也適用於全世界。毛澤東說：“供你們參考。你們要根據你們國家的實際情況去學習外國的經驗，不能完全照抄外國的經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第 325頁。）
1967年 6月 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紅衛兵到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講話稿時，強調對外宣傳要謙遜，並說要少引他的話，指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發展馬克思主義時不要吹得太厲害，要謙虛，要謙遜一點，但又不能失掉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93頁。）類似的問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反復提及。例如，1967年 11月 5日，在談到由楊成武署名在 11月 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文章時，對楊成武說：“以你的名字發表的那篇文章，我隻看了標題，沒有看內容。從標題看，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138—139頁。）1967年 11月 27日，在批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11月 25日編印的簡報《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時，對於簡報中提到的日本左派理論刊物《革命戰士》編輯安齋庫治等三人提出的“中國一些同志關於要日本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種種暗示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的論點，毛澤東批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142頁。）
當然，無可否認，毛澤東晚年，特別是在他錯誤發動了“文革”以后，一度在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化和對他個人的神化上放鬆了警惕，甚至有時為了某些實際需要還予以一定程度的默許。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毛澤東也一直在努力地糾正這些錯誤。1964年 5月，《毛主席語錄》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由此在全軍掀起了一個新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1966年 8月 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第一次使用“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提法。1966年 12月 16日，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再版前言。其中寫道：“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對於上述“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和“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偉大，從《年譜》可知，毛澤東一直持否定的態度。1967年 1月 17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時，毛澤東說：“給了我許多頭銜，說什麼‘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我看這些都不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34—35頁。）1971年 9月 3日，毛澤東在杭州同南萍、熊應堂等談話時就說過：“那幾個副詞，我圈過幾次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有三個副詞。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九大黨章草案上那三個副詞，我就圈去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398—399頁。）1971年 11月 20日，毛澤東在接見來京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的負責人曾思玉等人時，再次強調：“馬列主義的黨，對人民不利的事不要辦，對人民不利的名詞要改。‘四個偉大’改了嗎？‘三忠於’我就不懂。你們開會討論一下，把不適當的名詞、形容詞廢掉，不要搞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419頁。）據《年譜》的記載，短短五年間，毛澤東前后共 15次對“三個副詞”、“四個偉大”提出批評或刪除意見。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從毛澤東本人來看，終其一生，他對毛澤東思想以及作為毛澤東思想重要載體的本人的著作，總的來說都秉持客觀和冷靜的態度。
毛澤東對本人著作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體現了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基本方法。毛澤東的談話、文章、批示和修訂等所體現出的，正是他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出發的基本立場以及在此基礎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重要觀點的堅持與運用。毛澤東始終強調，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毛澤東思想正是這一結合的產物。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理論家的博大胸襟和實事求是的理論品格。
﹝作者張新華，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重慶 400041﹞
頻道精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