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
[摘要]《鄧小平年譜》記錄了大量鄧小平關於中美關系以及中美發展問題的資料，展現了鄧小平對美外交思想的深刻內涵。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對美外交思想，同時又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我國外交工作的需要，豐富和發展了對美外交思想。鄧小平從戰略高度考量，致力於發展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學習和借鑒美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積極推動中美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共贏﹔同時他堅持立場與原則，正確處理中美關系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主權，在中美外交困難時期頂住壓力，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和策略，在堅決維護了國家利益的同時，積極推動了中美關系向前發展。
[關鍵詞 ]鄧小平﹔《鄧小平年譜》﹔中美關系﹔對美外交﹔台灣問題[中圖分類號 ] A849 [文獻標識碼 ] A
自1972 年尼克鬆訪華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以來，中美關系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鄧小平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作者注）記錄了大量的鄧小平關於中美關系及中美發展問題的談話、批語等，這些談話、批語展現了鄧小平對美外交思想的內涵，認真研究《年譜》中的對美外交思想，對於全面理解鄧小平理論，指導我國外交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繼承與發展：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對美政策
20 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國際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矛盾不斷加劇，中蘇關系惡化。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使中國外交進入到一個新階段。鄧小平曾在多種場合反復談到：中國對美外交政策是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的，這就是努力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1975 年8 月6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議員訪華團時指出：“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談到中美兩國人民希望友好。即使在二十三年的隔絕中，我們也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兩國人民總是希望友好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版，第77 頁。） 1980年他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時指出：“中國方面，從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就下決心同美國改善關系，這不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而是從戰略上考慮的。現在，我們總的對外政策還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制定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618 頁。）
1972 年， 中美雙方在上海簽定了《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開啟。鄧小平復出后在處理對美外交政策問題上，始終堅持上海公報的既定路線和方向，多次強調中美關系要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發展。1974年9 月5 日，他在會見以參議員詹姆斯·富布賴特為團長的美國國會議員團時指出：“中國對美的方針、政策沒有改變。我們相信，中美兩國關系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是可以得到發展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46 頁。） 1975 年4 月1 日，在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羅茲及隨行人員時他又指出：“隻要遵循上海公報的精神和原則，逐步發展兩國的關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們的願望就是，雙方沿著上海公報的原則精神堅持走下去，雙方都不要后退。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1頁。）
鄧小平在處理對美外交政策上，從國家利益出發，繼承和發展了周恩來的“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他清楚地認識到，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尤其是台灣問題，這是中美雙方無法回避的問題﹔同時，兩國之間也存在共同點，總體上是合作大於沖突，利益大於分歧﹔因此他將“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靈活運用到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1974年 7月 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及夫人時指出：“我們之間不會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共同語言，但確實在某些國際重大問題上可以找到一致點。”（《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第 2032頁。）1978年 6月 22日，他在會見美國當前危險委員會執委會主席羅斯托時指出：“在國際政治的廣大領域裡，我們同美國有許多共同點，從各自角度可以做很多工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29頁。）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我國外交工作的需要，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美外交思想，使我國對美外交政策具有前后一致的連貫性。
二、著眼戰略高度：發展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
鄧小平認為，中美兩國關系友好，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和平發展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
從《年譜》中可以看出，在鄧小平談到中美關系時曾多次表示，盡管中美兩國在政治觀點上存在分歧，但並不影響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1976年 1月 2日在會見美國國會女議員訪華團時指出：“不管中美兩國政治觀點如何，我們總希望兩國人民長期友好下去。……發展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使這種友好關系世世代代地保持下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140頁。）鄧小平多次強調，對待中美關系決不能像玩牌那樣換來換去，而要從戰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
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后，中美關系雖有改善，但由於種種原因，雙方進一步發展外交關系的步子始終邁不開，中美關系正常化也進展緩慢，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從政治高度、戰略高度來考慮中美關系，下決心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1977年 9月 27日他在會見喬治·布什時指出：“美國政府、國會和政治家要從長遠的角度、政治觀點來看中美關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關系正常化，如果從長遠觀點、從政治角度、戰略角度看問題就容易下決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207—208頁。）1978年是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關鍵性一年，美國總統卡特派人向中國發出了願意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信號。5月 21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對方談到美國已經下了決心准備同中國積極討論中美問題時，鄧小平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雙方的觀點都是明確的，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13頁。）7月 9日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時指出：“希望卡特對中美關系正常化採取比過去更積極的態度，步伐走得快一些。”（《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38頁。）11月 29日他在會見日本公明黨訪華團時說：“我現在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到華盛頓去，不曉得能否實現。”“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了，中國領導人就可以去了。……這要看美國政府、卡特總統的決心。隻要兩國領導人站在更高的立場上，把這個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解決，就比較容易達成一致。”（《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43頁。）
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下，1978年 12月 16日，中美雙方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自 1979年 1月 1日起建立外交關系，中美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這是兩國關系中的歷史性事件，也是國際關系中有著深遠影響的大事。鄧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一次會談中指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意義遠遠超出兩國關系的范圍。位於太平洋兩岸的兩個重要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於促進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無疑地將是一個重要因素。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世界形勢也在經歷著新的轉折。”（《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76頁。）1979年 1月 28日，鄧小平應邀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年譜》詳細記錄了鄧小平在訪美期間的主要行程和活動，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到，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友誼”“友好合作”是他頻繁使用的詞匯，2月 5日他為紐約出版的《美洲華僑日報》題詞：“願你們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更大的努力。”（《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5頁。）表達了他對發展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的願望。
三、合作共贏：開展各領域合作，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央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並號召大家團結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鄧小平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既要堅持自力更生，又要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和借鑒國際上先進的經驗，利用人類創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為此他積極倡導和推動同擁有先進技術的美國開展各方面的合作。正如他在 1979年 4月會見美國眾議院議員團時所指出的：“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原則是自力更生。任何國家的建設總應該以自己為主，同時也接受外國的先進技術，包括接受它們提供的資金。美國在這方面可以做許多事情，各個領域都可以，我們願意得到你們的幫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507頁。）鄧小平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裡存在著廣泛交流和合作的余地。
從《年譜》中記錄的鄧小平出訪美國和會見美國客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一條清晰的主線，就是他把對美外交工作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相聯系。他在接受坦普爾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律博士學位致辭中指出：“進一步發展我國人民同美國人民的友誼，向美國人民學習……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經濟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先進經驗結合起來，對於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0頁。）鄧小平深知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在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等眾多領域中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經濟管理和教育事業方面也有很多成就。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把學習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依托，為此他強調要以一種謙虛的態度學習一切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用和有利的東西。1979年訪美期間，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廣播電視界評論員的採訪時指出，這次訪問美國的使命之一就是了解美國“建設的經驗，學習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1頁。）在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總經理愛德華·卡爾森和波音飛機公司董事長桑頓·威爾遜談話時指出：“中國人民在爭取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努力中，有許多方面要向創造先進的工業文明的美國人民請教。”（《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5頁。）在參觀亞特蘭大地區時指出：“你們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3頁。）在訪問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時指出：“我們來這裡同朋友們會面，學習你們的先進技術。”（《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4頁。）
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合作，利用美國的資金和技術加快自身的建設步伐。美國經濟要持續發展，必須要為自己尋找廣闊的商品銷售市場和資本投資市場，而中國恰恰能為美國提供廣闊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因此鄧小平指出，中美兩國間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對雙方都有利。“中美關系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74頁。）1979年訪問美國期間，通過切身的觀察體驗使鄧小平更加堅信：“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在各個領域——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有廣闊發展前途。”（《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77頁。）“中美貿易不是幾百萬美元，而是幾十億美元，甚至是幾百億美元的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4頁。）
在推動中美各個領域合作的過程中，鄧小平尤為重視科技和人才培養方面的合作。他認為，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中國在科學和教育方面遭受巨大損失，在人才培養上耽誤了一代人。因此，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面臨的主要障礙就是缺乏知識，技術力量不夠，“科學和教育，這是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關鍵的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47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鄧小平同美國客人的談話都是圍繞著科技和人才這個主題。在科學技術方面，鄧小平一方面承認，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中國在科學發展上同世界的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他認為科技成果是人類共同的財富，美國的科學技術，在很多領域比其他國家先進一些。因此，他主張對外國先進的東西實行“拿來主義”，認為“‘拿來主義’不壞，真正的科學態度應該如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236頁。）他同時強調，要“把吸收外國先進技術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起點，不這樣干才真正叫爬行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228頁。）在人才培養方面，鄧小平採取“派出去”和“請進來”的方法，利用美籍華人科學家的便利條件與優勢，積極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人才支持。1977年 10月 8日他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吳健雄夫婦時指出：“現在我們正在創造條件，從各方面著手。一是請在國外的一些科學家回來工作，再就是派人出去，有的是短期考察，有的是學習幾年，把經驗帶回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218頁。）1978年 7月 10日在會見弗蘭克·普雷斯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時指出：“你們提出近期內接受五百人，我們提出的人數可能更多一些。用你們現成的條件，為我們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為什麼不干呢。我們還要請更多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學者來幫助我們，請你們幫助改造一些企業。”（《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40頁。）
為了推動中美各個領域的合作，鄧小平還及時解答美國各界人士所擔心的問題，以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1979年 2月 27日他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部長時指出，中美合作的一些項目可以用產品補償形式，不會發生償付能力的問題﹔對於一些沒有償付能力的項目，雙方可以發展其他貿易關系來解決。（ 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90頁。）針對美國擔憂中國政策的連續性的問題，鄧小平指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政策的持續性，不是由個人因素決定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贊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續就有了根本的保証。”（《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481頁。）1986年 9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電視採訪的談話中，在回答中國的現行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確定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的主要依據是，現行政策對不對，對國家來說對不對，對人民來說對不對，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過一些。……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要被打倒。”（《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73—174頁。）
四、堅持立場和原則：妥善處理對美外交中涉及中國內政和主權的重大原則問題
鄧小平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時，總是從國際形勢的大局出發，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但是，他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主權的言行則堅持立場和原則。
在中美關系中，始終有一個回避不了的、敏感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對此，鄧小平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樣，有著清醒的認識。1973年 10月，他在會見日本客人談到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時指出：“現在世界上都在談論正常化，實際上關鍵是台灣問題，這主要看美國的態度和決心如何。講正常化，不解決台灣問題怎麼行？我們兩國關系也是解決了這個問題后才發展的，還有些問題未談攏也是因為這個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第 1985頁。）1974年 12月 12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和夫人時更是直接指出，中美關系“步子邁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灣問題。……如果美國方面認為現在還需要台灣，我們可以等待”。（《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第 2072—2073頁。）
由於台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特殊性，對於處理台灣問題這一事關中國主權完整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問題，鄧小平始終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人無權干涉。”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197頁。）“台灣問題是我們國家的主權問題，在屬於國家主權的問題上是沒有談判余地的。”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254頁。）正如他在 1977年 8月 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時所指出的：“是美國欠了中國的賬，而不是中國欠了美國的賬。明確了這一點，問題就好解決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189頁。）正是在堅持這一原則立場下，在為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解決台灣問題的談判中，鄧小平提出了處理台灣問題的三個條件——撤軍、廢約、斷交。在中美建交的談判過程中，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談到台灣問題時，幾乎每次都強調這三個條件。如1974年 12月 12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和夫人時指出：“我們說，兩國關系正常化要採取‘日本方式’，就 是美國對台灣廢約、撤軍、斷交。如果實現了這三條，就可實現正常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第 2072頁。）1975年6月2日在會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時明確指出：“我們的立場很清楚，要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台灣問題隻能採取日本方式解決，具體地說，就是美國從台灣撤軍，同台灣廢約、斷交。……‘兩個中國’、‘一個半中國’和‘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立場，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變相形式的這種立場，我們也不能接受。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52頁。）1978年 5月 21日在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時又一次重申：“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條件都涉及台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到主權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14頁。）
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國又通過《與台灣關系法》，嚴重違反了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干涉了中國的內政。對此，1979年 4月 1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時嚴正指出，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系法》，中國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隻有一個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還是要保護台灣。美國認為，保護台灣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台灣，包括一旦有事美國還要干預。”美國的這種行為干擾了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鄧小平嚴厲奉勸美國，“這樣的事情不能干了”！（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507—508頁。）鄧小平曾明確地對美方表明，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人民的感情問題，人民的意志不能也不容違背，他說：“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政治家不理解別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不解決台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第 328頁。）
1989年 6月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后，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侵犯中國主權的又一體現。中美關系也隨之跌入低谷，陷入自關系正常化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鄧小平積極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反對破壞中美關系的言論和行徑，努力改善中美關系。
一方面，他把維護國家利益作為根本准則，嚴厲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在同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談話時，鄧小平明確提出：“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麼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決不會讓步。中國領導人……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決不含糊。”鄧小平嚴正地表達了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堅定立場﹔同時他還亮明中國的態度，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中國不怕制裁、不怕孤立。7月 2日他在會見美國特使前，同李鵬等談話時表示：“制裁措施我們不在意，嚇不倒我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84頁。）9月在會見日本伊東正義代表團談到制裁問題時指出：“老實說，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國也還是存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 1290頁。） 10月在會見泰國總理時又說：“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 1293頁。）
另一方面，在強調維護國家利益，表明中國決不會以接受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而求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決心的前提下，鄧小平也積極努力推動改善中美關系。他多次會見美國政要人士，指明美國在中美關系惡化中應負完全責任，希望美國主動採取積極行動。1989年 7月，他對訪華的總統特使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解鈴還須系鈴人’，希望美國今后能採取實際行動，取信於中國人民，而不要火上澆油了。”（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3版，第 175頁。）10月，他在同尼克鬆的談話中表達了希望中美兩國“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辟未來”的願望，同時明確指出中國是受害方，結束過去，應該由美國採取主動，“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32頁。）11月，在同基辛格的談話中，他再次表達了改善中美關系的願望，“希望結束最近發生的事，從而中美關系得以恢復正常”（﹝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 419頁。），並提出了解決中美關系問題的一攬子建議。這一時期鄧小平在與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往來的書信中同樣表達了這一願望：“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國的朋友，並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內中美關系得到發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時候，改變中美關系目前惡化的局面是我的心願”。（《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 1299頁。）12月，在同美國總統特使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時說：“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 1304頁。）中國在這一外交處境十分困難的時期終於頂住了外部壓力，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並使中美關系得到了緩和。
鄧小平在涉及國家內政和主權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態度鮮明，面對美國的挑舋和干涉，堅決與其斗爭，絕不讓步，體現了維護國家利益的勇氣和決心。
在處理中美關系上，鄧小平既堅持原則立場不動搖，同時又在解決問題中採取靈活的策略，既堅決維護了國家利益，又積極推動了中美關系向前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成為中國對美外交戰略的努力方向。認真閱讀《鄧小平年譜》，重溫鄧小平對美外交思想，對於系統理解鄧小平理論，梳理中美關系的歷史演變和全面理解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指導當前中美外交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張海，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生，北京 100091﹞
頻道精選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