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聰
二
1938年，梅益在主編《每日譯報》期間，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劉少文交給他一本書，並囑咐道：這本書描寫了一個蘇聯青年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故事，黨組織認為這部作品對我國讀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一定有教育意義，希望你能夠把它作為組織上交辦的一項任務翻譯出來。這本書就是由紐約國際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毫不遲疑的接受了這個任務。梅益認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不僅要求譯者要有語言和藝術修養，更要熟悉作家本人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創作手法，這是提高譯本藝術水平的重要保証。因此，為將這本書翻譯好，梅益認真查閱各種資料，包括作者本人的生平經歷、相關書籍文獻、蘇聯內戰時期和建國初期的社會狀況等，以便了解此書的成書背景，准確再現作者描寫的思想內容。梅益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也得到了諸多專家學者的關心和幫助，如孫光英、劉遼逸和姜椿芳等。他們依據俄文原著認真校閱，使譯文即忠實於原文，又打破字詞的雕琢，真正做到了與原文精神實質的契合。當時梅益的工作非常忙，家庭生活也很困難，既要為一些報刊寫社論，編輯《華美周刊》，還要為《世紀風》翻譯史沫特萊的長篇連載文章《紅軍在行進》等，更令他傷悲的是，妻子和兩個幼子先后逝亡。在這種身心交瘁的境況下，梅益以頑強的毅力和奉獻精神，堅持工作，完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翻譯任務。1942年，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上海新知書店出版了這本書，初次發行5000冊，同年，上海遠方書店再版，這本書在解放區青年讀者中廣為傳播。彭雪楓讀到這本書時，曾對梅益說：真是一本好書，讀后很受感動。
在此期間，梅益還翻譯了史沫特萊介紹紅軍的文章《紅軍在前進》（1938年）、描寫日本海戰的《對馬》、《尼赫魯自傳》（1941年）、《列強軍備論》，和其他同志共同翻譯斯諾夫人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梅益也是斯諾《西行漫記》最早的譯者之一，他和“孤島”內的一批抗日救亡志士，在胡愈之的組織下，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中譯本的《西行漫記》。1938年的一天，梅益接到胡愈之的通知，馬上趕到胡在上海的寓所，此時已有5名譯者等在哪裡。胡愈之將拿到的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一章章的撕下來，分為6份交給大家，讓大家帶回家翻譯，並要求梅益他們兩星期后交回譯稿。大家工作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預期，譯稿很快就全部匯齊到胡愈之手裡，由胡愈之校審后送印刷廠付印，前后不過一個多星期。1938年2月，《西行漫記》中文版發行，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三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941年，時任華中局書記的劉少奇在蘇北參議會上講話中說，要在根據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要創辦大學，為革命事業培養和輸送人才。按照劉少奇的要求，這項工作由江蘇省委具體組織落實。江蘇省委對中央文件和劉少奇的意見非常重視，省委書記劉曉專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貫徹落實。此時，日軍正在上海推行奴化教育，上海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學生面臨失學的困境。江蘇省委研究后，與新四軍軍部取得聯系，決定在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籌辦一所綜合性大學，吸收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戰爭中去。華中局批准了江蘇省委的意見，決定學校由新四軍軍部領導並由其解決經費和給養問題。陳毅軍長親自將學校定名為“江淮大學”。時任江蘇省文委書記的梅益接受省委的指派，在其他幾位同志的協助下和沙文漢（省委委員、宣傳部長）一起，負責主持籌辦工作。梅益接到指示后，一面迅速和上海各大學與中國共產黨關系比較好的教授們取得聯系，一面通知各大學的黨支部，要求他們做進步學生的工作，動員他們到解放區讀書。隨后，華中局通知上海黨組織將這些聯系好的教授和學生安全護送到解放區，並指定由淮南行政公署負責具體的接待工作。自1942年8月到11月，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裡，上海100多名師生，在黨內交通的妥善安排下，越過敵偽重重關卡，全部安全到達根據地。進入根據地的師生先在淮北、淮南兩地集中，最后於新四軍四師淮北根據地淮寶縣仁和集正式開學上課。學校沒有教室，師生們就將地主大院、廟宇及祠堂辟做校舍，以田野和樹林作為課堂，滿懷激情的投入到學習之中。
梅益任江淮大學的黨代表。他為人謙和，常深入學生之中，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能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針對性的開展思想工作，以風趣、幽默的言語化解大家的思想疙瘩。梅益經常勉勵江大的師生，要大家不斷磨練自己，克服自身的弱點，樹立正確的革命人生觀，向工農學習，向群眾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
江淮大學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兩年的時間。1944年6月，根據華中局的決定，江淮大學撤銷停辦，學生們分別奔赴淮南、淮北和新四軍軍部所屬各單位，走上新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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