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聰
梅益，1914年1月9日出生於廣東潮安，原名陳少卿，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二、三、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一、五屆委員。1929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193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淪陷后，他在上海從事地下黨的工作，此期間他翻譯了史沫特萊、斯諾等多人的進步作品，包括翻譯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教育了幾代人的作品。
一
梅益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在潮州城南小學接受新式教育。在學校，梅益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如飢似渴的汲取各種知識，從郭沫若的《女神》、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到冰心、泰戈爾的詩集。梅益還經常到青年書店閱讀《洪水》、《拓荒者》等進步刊物，這些書刊對他思想的進步影響很大。
1930年七、八月間，梅益由潮安經上海到達北平，他一邊求學，一邊尋找革命組織。
1934年，梅益開始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及上海《申報》等刊物上發表散文和譯作，也就是這一年，通過陳伯達的介紹加入北方“左聯”。1933-1934年期間，北方“左聯”遭到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嚴重破壞，許多同志先后被逮捕。為躲避特務的搜捕，梅益輾轉來到上海，與何家槐、王淑明一起編輯出版上海“左聯”的機關刊物《每周文學》，並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由其組織的抗日救國運動。
1937年梅益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擔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文委書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處於日軍佔領區包圍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淪為“孤島”。日軍將上海新聞界的抗日宣傳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挖空心思的用各種手段來禁止抗日宣傳。在日軍的淫威下，上海租界內出版的大批中文抗日報刊不得不停刊或外遷，如《申報》、《民國日報》、《大公報》及《時事新報》等先后宣布停刊﹔《立報》遷香港，《救亡日報》遷廣州，《抗戰》遷武漢……如何突破日偽的新聞封鎖，繼續堅持抗日宣傳，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孤島”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
中共江蘇省委根據“孤島”形勢的變化，通過了《關於上海淪陷后上海黨的任務的決議》，決議認為：“今后我黨在上海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日本在租界實力是加強了，租界當局將必然幫助日本鎮壓抗日運動，但日本對上海的佔領是更增加了英法美對日本的嫉視與相互矛盾，而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執行日本的每一個意旨，但我們的環境必將日益惡劣。”由此確定黨今后的基本方針是：“繼續鞏固和發揚群眾抗日斗爭情緒，發動組織群眾日常反日斗爭。”
與中文報刊的情況不同，在租界出版的許多外國報刊，如英文的《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大美晚報》，德文的《遠東新聞》，法文的《上海日報》，俄文的《俄文日報》等，由於受到各國的保護而繼續刊行，並且都在密切的關注著中日戰爭的進程。由於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加上美英法蘇等國在華利益的損害，這些外文報刊在報道有關中國抗戰的消息時，大多含有中國民眾抗日的言論。鑒於這種情況，避開日軍的新聞檢查和干涉，籌辦一個純翻譯性質的報刊，翻譯和刊載外文報刊中有利於中國抗戰的消息，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者的共識。
江蘇省委和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委托江蘇省委文委，搜集和翻譯租界內出版的外文報刊上的國際時訊及國內抗戰的報道。經江蘇省委同意，江蘇省文委決定由梅益和夏衍共同負責籌辦報刊的具體事宜。
通過拉投資、借貸等途徑，梅益籌到了創刊的經費，又在《大公報》原廣告部主任丁君匋的幫助下，解決了辦公場所和印刷的問題。1937年12月9日《譯報》在上海法租界創刊，經理趙邦榮，發行人丁君匋。梅益、王任叔、林淡秋、姜椿芳、馮賓符、江聞道和潘蕙田等人負責《譯報》的編輯工作。該報為八開四版，售價二分。梅益和夏衍一起負責選稿翻譯，他們又譯又寫，又編又校，每晚一直工作到深夜，所選新聞皆與中國抗戰相關，中國共產黨有關抗戰的主張、中日戰場戰況及國外對中國抗戰的支援等是該報的主要內容，南京大屠殺和八路軍勝利的消息就是《譯報》首先向國內報道的。《譯報》短期內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發行量從幾千擴大到一萬多份，但也引起了日偽的注意，1937年12月20日被迫停刊。
中共江蘇省委決定改變策略，由趙邦榮出面雇佣兩名英商大學圖書公司的外國人任發行人，以英商報紙名義出版，報刊更名為《每日譯報》，1938年1月21日恢復出版。改版后的報刊聘任《申報》原編輯錢納水為總編，王紀華為經理，張宗以為董事長，實則是中共江蘇省委的機關報，編輯成員中包括梅益等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他們利用“孤島”的特殊環境，沖破艱難險阻，堅持抗日宣傳。《每日譯報》經常登載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件，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等。《每日譯報》堅持刊行了一年多的時間，直到1939年5月18日，報刊的英商發行人被日偽收買而被迫停辦。
在此期間，梅益還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創辦了第一份挂洋商招牌的政治性期刊《華美周刊》，在《華美周刊》上轉載了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什麼是游擊戰》等文章，這份周刊政治色彩鮮明，是當時最具有戰斗力的一個周刊，成為中共江蘇省文委進行抗日宣傳的重要堡壘。同時，他還負責主編或與別人合作創辦了《譯報周刊》、《求知文叢》和《上海一日》等，受到當時負責領導上海工作的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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