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前
2016年07月19日08: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現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一所當地人稱為“新房子”的堂屋召開了有20多人參加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討論決定的問題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以毛澤東對它記憶特別深刻。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決定北渡長江。部隊進至土城附近，遭到川軍阻擊。於是，紅軍調頭西進，渡過赤水，到川滇邊境的扎西地域休整、縮編，擬尋機渡過金沙江去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此時，敵軍為阻止紅軍北上渡江，調集重兵對紅軍形成合圍夾擊之勢。
為扭轉局勢、跳出敵之包圍圈，毛澤東主張回師敵人兵力暫時空虛的黔北地區。於是，紅軍二渡赤水，激戰婁山關，再佔遵義。在被稱為遵義戰役的作戰中，紅軍重創敵中央軍兩個師、黔軍8個團，取得長征以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的第一次大勝利。遵義戰役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紅軍高層領導干部及廣大戰士的士氣。在此情勢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號召紅軍將士一鼓作氣“打大勝仗，消滅大量的敵人”，用戰爭的勝利推動“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建立根據地”。
而就在這期間，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經由畢節、大方開到了仁懷縣的魯班、壇廠一帶構筑碉堡。中革軍委決定把周渾元縱隊從碉堡中引出來加以消滅。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在遵義城“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紅軍部隊會殲周渾元縱隊戰役。3月10日1時，在平正、干溪一線活動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急電中央，建議進攻打鼓新場，殲滅駐扎在那裡的黔軍。遵義會議后，紅軍的每個戰斗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討論決定。張聞天自接替博古職務后，幾乎天天都要主持召開這樣的會議。正是林彪、聶榮臻的電報，引發了中央政治局在苟壩召開會議。
苟壩會議與遵義會議一樣，是在戰爭的大環境中召開的。3月10日收到林彪、聶榮臻關於進攻打鼓新場的電報后，張聞天當即召集有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劉伯承、張雲逸、李富春、葉劍英等20多人討論。會議開了整整一天，爭論很激烈。在遵義戰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勝仗來創造雲貴川三省地區根據地，求得生存，再圖發展。所以，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隻有毛澤東一個人不同意進攻打鼓新場。
會議爭論不休，毛澤東以不當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進行抗爭，但還是說服不了大家。主持會議的張聞天隻好搞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結果，進攻打鼓新場的意見通過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也被表決掉了。
會議結束后已是深夜，毛澤東出於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提著馬燈走了幾裡地又去找到周恩來，力陳己見。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一番爭論后，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
本來苟壩會議到此可以結束了，但囿於張聞天接替博古后，每遇戰事都要召集20多人開會討論，往往爭論不休，不僅無濟於事，又貽誤戰機，毛澤東據此提議成立由幾個人參加的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這一提議立即獲得周恩來、張聞天的贊同。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該提議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
如果說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中央核心領導集體中又開始有了發言權，那麼，苟壩會議毛澤東進入三人軍事小組，不再僅僅是周恩來指揮軍事的幫助者，而是有了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整個紅軍的權力。不難看出，苟壩會議是提升和鞏固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
回顧歷史，毛澤東在遵義會議被選為常委后，他卓越超人的才能仍受到黨內、軍內一些人的懷疑，無論是在土城青杠坡戰役，還是部隊轉戰迂回於川黔地區，都有人散布對他的不信任言論。作為領袖人物的毛澤東，全黨、全軍對他有一個認知認可的過程。苟壩會議不僅是毛澤東職務變化的一次飛躍，更是全黨全軍對毛澤東“認知認可”的一個飛躍。
據此，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苟壩會議的獨特意義：
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之后重新執掌軍事指揮權。在戰爭環境中，軍事指揮權實質是最具核心和權威的權力。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雖被選為常委，但在隨后的常委分工會上，毛澤東只是明確為周恩來指揮軍事的幫助者。那時，毛澤東即使自己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思想，按當時的規定，還需經黨內下最后決心者周恩來認可和決定，並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圖行事。苟壩會議新“三人團”成立后，毛澤東從此取得了在寧都會議上被撤銷的指揮整個紅軍作戰的主導權力，由“幫助下最后決心者”變為“下最后的決心者”，身份完成了質的轉變，為指揮紅軍實現自己的戰略思想、奪取勝利獲得了最高權力。
毛澤東作為黨中央核心人物，開始名正言順地走向前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然進入了常委，但並無任何實際職務，且黨內軍內還有人對他時有非議。苟壩會議上，他力主不進攻打鼓新場，事后証明是完全正確的。他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得失，用政治生命再一次挽救了黨和紅軍，讓支持他的人理直氣壯、更堅定地支持他﹔讓反對他的人改變看法，對他佩服有加。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地位進一步鞏固，聲望空前提高。
苟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紅軍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變被動為主動，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直至取得長征的最后勝利。苟壩會議成立新“三人團”后，毛澤東不但有了職，而且還有了權，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戰略思路指揮紅軍，三渡赤水，調敵西進﹔四渡赤水，引敵東來﹔重渡烏江，兵臨貴陽，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蔣介石數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
苟壩會議用事實論証了“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裡”的客觀性。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由於“左”傾錯誤路線的統治，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正確意見不斷受到打壓，堅持真理的同志受到迫害，黨的主要負責人獨斷專行，致使黨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最后被迫長征。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在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下，注重傾聽不同聲音，善待不同意見，少數人、甚至個別人的意見也有了充分發表的機會，民主集中的原則被賦於靈活的實事求是的內涵。苟壩會議毛澤東反對進攻打鼓新場的意見從被否決到最后被採納，這就是明証。
在黔北大山深處苟壩召開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長征結束后，很多人包括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記不清開會的准確地點了。但毛澤東1943年在延安整風時、1959年4月5日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等場合都深情地提到了在苟壩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而且，“苟壩會議”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也是毛澤東1959年4月5日在上海最先提出來的。在這次會上他談到：“……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有時大會也可以搞錯誤……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后頭隻有一票。”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幾個特殊時期，毛澤東都提到了苟壩會議，足見苟壩會議在於他是何等難忘、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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