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榮
2016年07月22日08:1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4年10月10日始於紅都瑞金的中央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是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即秦邦憲）為首的“三人團”策劃、組織並指揮實施的。“三人團”中的另兩人，一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一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孰料長征未竟，半路上博古即卸卻重任，交出將軍事指揮權及黨內領導權，並且不再迷信、信任李德，轉而理解、支持毛澤東。對於博古來說，這個轉變是艱難的，卻又是理性的﹔因為支撐他如此轉身的，是他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以及顧全大局、一切為了黨的事業的高尚情操。
湘江慘敗后的悲痛
廣昌保衛戰失利后，中央蘇區北大門為之洞開，第五次反“圍剿”頹勢日顯。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李德的建議，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突圍的報告，得到共產國際的同意。於是，從1934年夏秋之際起，中央蘇區為此展開了各方面的准備工作，包括擴大紅軍、籌集糧食、整訓部隊、調整防務等等。尤其是抓住時機，與贛南敵軍主將陳濟棠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協議，為紅軍西進轉移創造了不可多得的便利條件。因而紅軍長征出發時軍容整齊、士氣飽滿，行動緊張而有秩序。
“戰士們身上的裝備很整齊：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顏色的。每人兩個或四個手榴彈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雙，少的兩雙。捆在背包上端的防空帽———用樹枝做的偽裝，以防備敵機用的———都戴在頭上。十天的糧食，有的掮著，有的挑著，有的扛著。伙食擔子，公文擔子，很有次序地隨在隊伍的后面。一個個雄赳赳地邁著大步前進。”———這是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的彭加倫到陝北后的回憶。其時博古的裝束也顯得干淨利落：臉上架一副黑框玳瑁眼鏡，身穿一襲從蘇聯留學回國帶回來的斜紋呢大衣，腳著布鞋，打著綁腿，腰間別支勃朗寧手槍。軍委供給部門給他配備了兩匹馬，一匹用於馱裝有中央文件的挑子和衣物食品等，一匹用作他行軍時的坐騎。他的心情也還開朗，似乎對完成這次戰略轉移很有信心。出發前，他曾對李德說：關於黨的政治總路線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問題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紅軍都轉入了運動戰、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可以說，大家能行動一致了。
從1934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中央紅軍連續突破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到湘南地區。一切行動都在按計劃進行，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博古甚感欣慰。而國民黨“追剿軍”總指揮薛岳，眼見得以所謂第二、第三道封鎖線阻擋紅軍西進的作戰計劃，一再落空，氣得在衡陽打電報給陳誠，表示不干了。經陳誠好言挽留，他才繼續指揮部下追擊。
蔣介石原以為紅軍已是“流徙千裡，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這下倒著了慌。因為他十分害怕中央紅軍在湖南重建根據地，或者跟賀龍所部紅軍會合，在湘鄂川黔建成連片根據地。於是召來何鍵、薛岳，在衡陽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五路進軍的湘江追堵（即第四道封鎖線）計劃，企圖逼使紅軍在國民黨大軍前堵后追、左右側擊之下，於湘江東岸進行決戰。因此，能否順利渡過敵人重兵布防的湘江，便成了中央紅軍此行成敗的一大關鍵。
這時，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挺身而出，向黨中央建議：以紅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佔敘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紅軍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釀成不利后果。但博古中央既未回信，也未採納。這其中原委，大抵是他們急於按原計劃趕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放下擔子后再另謀新圖。后來的事實驗証了彭德懷的擔憂：紅軍（渡過湘江后）深入湘桂邊兩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脈）中，走了七天，桂軍利用人地兩熟條件，採用游擊戰，給紅三軍團造成極大困難。紅軍經過艱苦斗爭，才進入貴州黎平。
這時，紅軍指揮上卻出現要命的紊亂現象，一些部隊因此被敵軍打散和切斷。如12月1日6時，野戰司令部致紅一軍團的電報指出：“灌陽之敵（11月）30日佔領新圩，擊潰我六師之部隊並於追擊中進至古嶺頭上林家之線”。“三十四師及六師二團被切斷，八軍團不知，五軍團無聯絡，但我們估計主力已通過，可至麻子渡方向。四師一部在光華鋪被敵截擊。五師及六師尚無完全抵達。已令三軍團在界首西南收集自己的部隊，並扼阻敵人於界首西南並派小部於界首之東，另派出一團襲擊光華鋪之敵，萬不得已，1號晚經路塘向路江圩撤退”。12月1日14時，野戰司令部致紅三十四師的電報又說：“六師之十八團於陳家背被切斷”，“桂敵已前出到古嶺頭地域，我八軍團被打散，估計該敵將向麻子渡西進。”而12月3日4時，野戰司令部則電告紅三十四師：“如於今3日夜經大塘圩向鳳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間能趕到路江圩，有可能歸還主力”﹔否則，應依自己決心，改向興安以南前進，並准備開展獨立的游擊戰爭。電文中出現的“不知”、“無聯絡”、“估計”、“打散”、“切斷”、“准備”等字眼，表明此時野戰司令部對戰局和部隊的把握，已出現迷離混亂不可控狀態，也顯示紅軍越過敵軍第四道封鎖線所要付出的代價超越預期。
這時，又發生了挑夫集體罷挑，要求紅軍付錢，讓他們回贛南的事情。原來，隨中央紅軍主力作戰略轉移的，還有由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中央政府，以及各個群團中央、衛生、后勤等非戰斗單位及人員組成的兩個龐大縱隊———軍委縱隊和中央縱隊（俗稱“兩頂轎子”）。他們攜帶的各種器械、物資、銀元、國幣等，裝了數千擔，遂雇了5000個挑夫挑著隨行。為保衛這兩個縱隊安全，以第一、第九軍團為左翼，第三、第八軍團為右翼，第五軍團殿后，進行掩護。擔子越挑越重，道路越走越難，戰況越來越緊，而生活越來越差，離家越來越遠。挑夫不願再隨軍西行，也是情有可原。博古得知此事后，急電葉劍英發錢讓挑夫回去，所有輜重一律放棄，兩個縱隊合並為一個，總之須輕裝過湘江。還有留下的擔子，現在隻好由新組建的紅八軍團的戰士接著挑了。
11月28日，湘江戰役開打。次日下午戰情驟然緊張，湘軍先頭部隊趕到了全州，桂軍先頭部隊也趕到了興安﹔尾追的敵南路二十七軍、北路十六軍，分別與紅三軍團和紅九軍團接火。至此中央紅軍被圍困在湘江渡口至文市的一個三角地帶裡，情況萬分危急。朱德總司令連發三電，命令后續部隊扔掉輜重，火速過江、急行軍過江、克日過江。然而，“兩頂轎子”在各軍團掩護下，在100多裡的狹長通道上緩慢走著，到12月1日才全部渡過湘江。為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中央紅軍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最殿后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師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戰斗中壯烈犧牲，師長陳樹湘受敵人追擊身負重傷，被俘后也英勇犧牲。紅八軍團被打散了，最終撤銷了建制。據統計，湘江一戰紅軍損失和減員3萬多人，連同前三次通過封鎖線的兵員損失，紅軍從出發時的8.7萬來人減到現在的3萬多人了。
博古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了戰場激戰的血腥厮殺，紅軍指戰員成片成片地倒在敵人的機槍、炮彈迸出的火光下﹔湘江中滿是漂浮的文件、鈔票、各色衣物，岸上有隨處亂扔的機器、擔子。還有傷殘的戰士、疲乏的騾馬。他的心一陣緊似一陣，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深深的自責中。這裡面既有對戰事失利、喪師辱命的自譴，對寄予厚望、崇敬有加的李德的失望，也有對前路渺茫、不知所以的擔憂。忽然，他掏出腰間的手槍，朝自己瞎比劃。這一幕恰被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看到。他趕忙制止博古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博古聽了，頓時清醒過來，知道自己失態了。
通道轉兵時的首秀
1934年12月11日，紅一軍團二師五團攻佔了湖南西南邊境的通道縣城。次日，在縣城的恭城書院召開了一次有所有隨軍行動的中共中央及軍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專題討論今后紅軍的戰略方向。這次會議因時間短促、議題單一，被李德稱為“飛行集會”。與會者為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和李德。
其時敵人尾追很緊，劉建緒的湘軍先頭部隊距離通道不足百裡。人到齊后，博古即宣布開會，請大家談談對今后紅軍行動的意見，看看怎樣才能擺脫敵人的追擊。李德根據原來到湘西與賀龍部會合的計劃，首先發言：“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這就說，紅軍仍應在通道轉北，而沒有必要舍近求遠，如先行探路的紅六軍團走黎平再北上。
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意見，他認為恰恰應該走黎平再北上。因為從通道轉北，路雖近了，但走的是直線北上，全在湘西邊走，而湘西邊是苗族、侗族聚居區，寨子裡人人有土槍﹔由於長期受湘西軍閥的反動宣傳，他們對紅軍不了解而無好感，加上語言不通，紅軍貿然前去會引起沖突，此其一。眼下蔣介石已明白我們要和賀龍會合，肯定會在這條必經之路上設封鎖線，紅軍此去無異自投羅網，此其二。再者紅二方面軍已退出洪湖地區，北上湘鄂川邊一帶活動，處在武陵山北側。假如從通道北上，必須經過洪湖地區即武陵山與雪峰山之間的山坳開闊地，湘敵若在此處設伏，紅軍便無葬身之所了。總之，紅軍從通道轉北，凶多吉少。而貴州敵人力量最弱，進軍貴州則可以爭取主動，紅軍可以得到休息機會。毛澤東還把自己收集到的敵情，向大家作了介紹。
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先后發言，都同意毛澤東的分析，贊成他提出的紅軍前進方向，並有所補充。經歷了湘江慘敗，博古從血的教訓中醒悟了許多。他開始平心靜氣地聽取並接納別人的意見，而不再像以前那樣，以李德意見為裁決軍事問題的最高、最后標准。他從大家的發言中感到，蔣介石既在前面布下了羅網，紅軍決不可前去自投其中﹔況且紅軍確實太過疲憊，急需休整。因而紅軍經貴州再向北，就是一條避險求安之路。
正在雙方爭論之時，軍委作戰科報告：已查明湘敵在通道至洪湖進口處，設置了四道防線，有一個軍、兩個獨立旅的兵力，其軍部、旅部設在黔陽、芷江和新寧，形成一個三角形的防御體系，並且送上了相關地圖。既然大多數人意見一致，敵情又已明朗，博古便總結道：我們就照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奔赴貴州黎平，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李德眼見一向聽命、支持自己的博古，竟然否決了自己的意見，隻好悻悻然聳聳肩。
這是博古第一次在紅軍最高決策會議上，直面李德而否決李德的主張。這對李德的“太上皇”威信，是一次空前重大的打擊﹔此后博古對李德的支持，也就一落千丈。與此同時，這又是對毛澤東試圖改變紅軍的軍事路線、軍事指揮努力的一個鼓舞。
緊接著，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命令：紅八軍團編入紅五軍團，原軍團長周昆、政委黃甦調回軍委，另行分配。又將軍委第一、二縱隊合編為中央縱隊，由總參謀長劉伯承兼任司令員，陳雲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紅軍經此整編“瘦身”，又丟掉了壇壇罐罐，遂得以輕裝上陣。12月15日，一舉攻克黎平，突破國民黨軍在黎平、錦屏的防線。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縣城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李德當時正發高燒，未能與會，但周恩來事先征求過他的意見。李德主張北上，經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順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西進，經台江、黃平、瓮安、同樂攻遵義。其理由：一是新寧乃劉建緒的老巢，他發現紅軍不在通道北上，而來黎平北上，必定在江口、思南一線設防，因而不宜走這條路﹔二是黔北軍閥候之擔兵力薄弱，我們不如先取遵義，在黔北發展。這樣，既可擇機東出思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又可西渡赤水河，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於紅軍休整、出兵均極有利。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的支持，最后博古也接受了這個意見，會議遂決定西進，攻佔遵義。
黎平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會后，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給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發雷霆，用英語和周恩來大吵起來，周恩來氣得拍了桌子。博古聽說這件事后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即李德）。”
1934年的最后一天，博古隨中央縱隊進駐瓮安猴場鎮。他考慮到搶渡烏江在即，而高層對今后的戰略行動仍有不同意見，需要再溝通集思廣益，遂於次日、1935年元旦，在鎮上宋家大院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各抒己見，經過討論，多數人堅持黎平會議決議應當繼續貫徹執行。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后，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過烏江后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決定確定渡江后，“立刻准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內轉入反攻”，“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經過通道、黎平、猴場會議的博古，對紅軍面臨的形勢與出路的認識更客觀而理性了﹔對過去深信不疑的軍事路線、軍事指揮，逐漸發生了懷疑﹔對李德不再言聽計從，對毛澤東則多了些信服。這一切，為他在爾后的遵義會議上及會后的良好表現，作了較為充分的准備與鋪墊。
遵義會議上的斷腕
離開黎平，紅軍多日難得輕快地行軍，突破烏江后，於1935年1月7日直取遵義，稍后又佔據桐梓。遵義位於貴州北部，是除省會貴陽外，貴州的第二大城市，且為黔北各種土產集散地，市面相當繁華。當博古和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一道騎馬從南門關入城，由遵義地下黨組織的群眾隊伍中，頓時響起口號聲、鑼鼓聲和鞭炮聲，表示對紅軍的熱烈歡迎。博古等深為感動，覺得這裡群眾基礎好，紅軍正好在這裡休整一個短時期，補充物資和兵員。
1月9日，周恩來找博古建議，在遵義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對戰略轉移進行一次初步總結，接受教訓，溝通思想，消除領導層的分歧，以利再戰。博古當即同意，並強調要加強組織紀律性，確保行動統一。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遵義城中國民黨軍第二十五軍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裡舉行。參加第一天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朱德，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王稼祥、鄧發、何克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第二、三天的會議應毛澤東的提議，吸收了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參加，會議亦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增加的與會者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第二、三天的會議由博古親自主持。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討在反第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博古首先代表中央作了被稱之為“主報告”的、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此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檢討，特別提到第五次反“圍剿”之初，由於沒有採納彭德懷和毛澤東的合理建議，以致失去了跳到外線作戰的機會，其根源在於自己背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果實的包袱，放不開思路。但是他卻把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過多地歸之於客觀條件，像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過分強大，白區和蘇區的斗爭配合不利等，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軍事指揮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博古、周恩來各自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原因的解釋，對此應承擔責任的表示，形成鮮明的對比、強烈的反差，引起與會者截然不同的評價。
張聞天根據事先他和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議草擬的提綱，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矛頭直指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中革軍委委員，在黨內地位僅次於博古。因而他的話語分量極重，令博古驚愕不已。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戰略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用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同時，較為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以及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在隨后的發言中，紛紛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說法，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取消了三人團，也就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對這一點，博古是服氣的，畢竟自己不諳領兵打仗，偶一為之，戰局又不堪收拾。比起毛澤東等久經沙場的將帥們來，不得不甘拜下風。讓他沮喪的，其實另有苦惱和困惑。在三天的會議上，博古既是會議主持人，又成了被審查被批判的對象。他知道自己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突圍行動受挫難辭其咎，卻怎麼也不會想到大有讓他一人獨自擔責的陣勢出現（雖然李德也挨批，但李德也是博古放縱的啊）。他自忖對黨忠誠，對共產國際負責，卻落到一無是處。連相識相知多年、同為國際路線堅定執行者的張聞天，也激烈批評他。此時博古經受的內心煎熬可想而知。但他以堅強的黨性和組織紀律觀念克制自己，正襟危坐傾聽同志暴風雨般的批判﹔以民主作風，大家氣度，保障與會者暢所欲言的權利。最后又如壯士斷腕，以大局意識公而棄私，服從會議決議。這才保証了會議順利進行，避免了中央分裂、群龍無首的可怕結局。就這一層來說，博古對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會議決議的如期產生，是有功的。
扎西談話后的釋懷
博古在組織上服從了遵義會議決議，但思想上的疙瘩並沒有解開，也就沒有想到要趕緊辭職“下野”。遵義會議結束后的半個多月裡，他一直深思不語，不思茶飯，也不讓別人打擾﹔行軍路上只是悶頭騎馬跟著走，從不問此行何去、在哪裡宿營。
然而，形勢不等人。隨著遵義會議決議精神的層層傳達與貫徹，博古在黨內和紅軍指戰員中的威信已很難恢復，由他繼續領導黨，是越來越困難了。另一方面，遠在江西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共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幾次就重大政治、軍事、組織問題致電中央請示，中央卻無回復，以致項英來電催問。這樣，解決中央最高權力問題就迫在眉睫。
1935年2月5日，就在項英電催“中央立復”（電）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扎西一個叫花房子（一說石廂子）的村子裡，召開了常委會。常委會討論並決定了項英來電提出的幾個問題，旋以中央書記處名義電復項英。常委會還推舉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會上，博古仍然悶頭無語，隻以舉手表示同意會議決定。
周恩來對博古的表現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對黨中央領導核心的現狀憂心忡忡，急欲破解。2月5日午飯后，周恩來走到博古住處，和博古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就是這次促膝談心，解開了博古積郁在胸的心結，消除了他對某些事情的猜疑，最終爽快地交出了中央總書記的權力，並在以后的軍事、政治斗爭中，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維護黨的統一。
周恩來和博古談了關於遵義會議會前會上的局面，以及臨時調換會議警衛部隊的問題，談了對他自己及博古、毛澤東、張聞天（涉及張國燾）的看法。周恩來一席話言辭懇切，感人肺腑，而且句句在理，如他談到博古說：
現在你在軍隊中威信很低，繼續做總書記已經不可能了。經過反“圍剿”失敗和“最高三人團”的壽終正寢，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一個不能參加指揮決策的書記，猶如一個騎著馬奔馳卻由別人拿著缰繩的人，這是多麼窩心的事。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欲望，也不具備吸引群眾頂禮膜拜的魅力……在中央蘇區主持工作的一年多裡，在政治路線上總是壓抑自己的見解，唯國際指示是從。“福建事變”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議，使自己處在一個夾縫中。所以說這個“書記”不當也罷。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合適做領袖或主帥。在中國做黨的總書記要比聯共的總書記難，共產國際和軍隊、老百姓，這兩頭的哪一個在搖頭，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陳獨秀、李維漢、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嗎！我看趁現在這個機會你自己主動辭職，比以后讓人趕下來好。這幾年你搞組織工作、宣傳鼓動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趨重，我這個紅軍總政委急需幫手，你來出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又如在談到高層議論更換中央總書記時，周恩來對博古說：
我同老毛（澤東）交換意見，他說現在博古在軍隊裡威信低，沒有號召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線上是緊跟共產國際的，現在還不能提政治路線上的問題……而且現在是非常時期，要保持領導層的穩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維護五中全會的選舉結果，隻能做個別調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書記，也還是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今后還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對博古隻能說服，不能硬來。
周恩來還特別點出了問題的實質或曰要害：其實，現在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隻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
博古聽了周恩來的真情流露，好言相勸，心中泛起陣陣波瀾，終於想通了。2月6日，博古派人將象征中央總書記權力的兩隻裝有中央文件的鐵皮箱，送到張聞天住處，就正式交權了。此前，在遵義會議上公開表示不同意多數人對博古指責的凱豐（即何克全），曾私下裡勸阻博古不要交權。但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沒有聽他的勸。在服從組織決定，坦然交出權力上，博古再一次表現了以大局為重、不以個人進退為念的高尚情操。至此，博古僅保留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職務（接著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代主任），完成了他的艱難轉身。
在往后的長征路上，博古一再理解並支持毛澤東的戰略決策與部署，維護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指揮地位，並和政治局多數同志一起，挫敗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與此同時，他努力做好中央分配給他的各項工作，如軍隊政治工作、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從而以實際行動証明了他的這次轉身，是理性的、光彩的、徹底的。再往后，博古積極投身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業、民族解放事業，為新中國的誕生、人民幸福生活的到來，獻出了年僅39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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