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楊北李：中共最早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

李春發

2016年07月22日08:3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楊匏安

李大釗

提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大家都知曉“南陳北李”一說，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南方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最早分頭開展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組織工作。可許多人卻不甚知道還有一個“南楊北李”之說，即南方的楊匏安、北方的李大釗，是最早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

楊匏安到日本半工半讀接觸到社會主義著述，歸國后在華南最先系統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利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部長之職，發展共產黨組織和工農運動

楊匏安，1896年出生於廣東香山南屏鎮北山村（今屬珠海市）。他早年就讀於廣州高等學堂附中（即廣雅中學），師從廣東的一些有名的國學大師，期間接觸到一些改良派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畢業后返鄉到小學任教，因揭發校長貪污反遭誣陷而坐了牢。出獄后，楊匏安東渡日本，在橫濱半工半讀，此間接觸到社會主義的著述，從此開始追求社會革命理想。

1916年，楊匏安回國，完婚后在澳門任過家庭教師。后又到廣州一面在中學任教，一面兼職《廣東中華新報》記者。同時緊跟社會上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發表了不少散文、小說、詩詞和譯作。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后，楊匏安積極學習和鑽研馬克思主義。1918年左右，許多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周恩來、陳延年、譚平山、張太雷、蘇兆征等都常到楊匏安廣州的家裡做客，許多黨的重要行動在此討論、醞釀。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楊匏安深受鼓舞，期間不僅身體力行參與其中，而且在對各種學說認真分析鑒別和對社會現實冷靜思考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認定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此后十幾年間又以自己的可貴實踐為之奮斗直至獻身。他稱馬克思主義為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他認為“自馬克斯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

楊匏安潛心翻譯了日本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著述，並於同年寫成了以《世界學說》為總標題的41篇專文，相繼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表，系統介紹了西方各派哲學和社會主義學說，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論、唯物論和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其中，最長最重要的一篇是《馬克思主義》（亦稱科學社會主義），連載19天，差不多與李大釗的著名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同時問世。文中詳盡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論和剩余價值學說，表明“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乃世界經濟矛盾演進自然發生的結果”。楊匏安的文章與李大釗的文章所不同的是，李大釗的主要以日本學者河上肇的著述為藍本，楊匏安的則主要採自日共第一任委員長利彥的觀點。這樣，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釗於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楊匏安在南方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我國理論界開展了一場關於“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資產階級學者胡適宣揚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曾著文批判了胡適宣揚的實用主義。1919年8月，楊匏安撰寫文章簡介“實用主義”。指出實用主義者認為“真理實為一種之手段而已”，是“一種調和說，又曰改良說”，是錯誤認識。他給實用主義有力的批判，聲援了當時李大釗對胡適的批判。10月，楊匏安又撰寫了《社會主義》這篇短文，概述了歐洲的歐文、聖西門、傅立葉、蒲魯東和馬克思等各種流派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熱情地歌頌了馬克思所著《資本論》實為“社會主義聖典”。他還指出：“近代生產事業，雖以資本制度而益形發達，然今日貧富之懸隔，及社會上各種罪惡，莫不由是而生。然則現在之社會狀態，實勞動者奮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時期也。”他在這裡，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改造密切結合起來。11月至12月，楊匏安發表《馬克思主義》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作了比較全面而簡要的闡述。這是中國人所寫的又一篇比較系統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他詳盡地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他在文中揭發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各種手段，進而闡明：資本家剝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他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一旦群起而取得國家之權力，改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脫去資本之羈絆，恢復各人之經濟自由，此為解決社會經濟的矛盾之唯一方法。”楊匏安在上述幾十篇文章中，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等學說。他歡呼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歌頌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杰出貢獻，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偉大歷史作用，精辟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潮流已臻於高峰。

由此可見，在五四運動及其后那樣一個政治、思想上大混亂的年代，楊匏安以超人的前瞻性，預測到中國將來的社會必將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美好社會，為此他熱情澎湃地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已成為我國南方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繼李大釗之后，我國第二個馬克思主義宣傳者。楊匏安還在學校、鐵路教職工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和華南工人運動的結合，對促進廣東黨組織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20年10月間，楊匏安結識了在《廣東群報》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譚平山。由於志趣相同，他們過從甚密，經常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等問題。

1921年春夏間，陳獨秀來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后，楊匏安由譚平山介紹加入了廣東的共產黨發起組，開始從事青年和工人運動，歷任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代書記，中共廣九、粵漢鐵路支部書記。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了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改組，此后3年間在國民黨中央當過第二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秘書和代部長等職，以此身份大力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和工農運動。他是國民黨改組后兼職最多、工作最忙的人。他的工作范圍，涉及到全國各省、市及各機關、軍隊、華僑、工商團體等部門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主要任務是向“正在墮落中死亡”的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將被官僚、政府把持的華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改造成為以工農為主體、四個階級（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政黨。在楊匏安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積極合作下，國民黨的黨員迅速發展到30余萬人。其中，廣東的黨員在1925年11月省黨部成立時僅有1.5萬余人，到1926年11月，已發展到18.3萬余人，一年間增加了11倍多，為全國各省之冠。正是在國共合作的旗幟下，各地革命運動蓬勃興起，國民革命政府統一了兩廣，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取得了北伐進軍的勝利。

蔣介石逃台后所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還攻擊楊匏安“控制”組織部，“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滲透工作”。1926年春，蔣介石壓迫共產黨和左派時自任中央組織部長，楊匏安被迫辭職，后仍在廣州做統戰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8月參加“八七”會議后南下廣東，利用老關系以策應南昌起義軍。同年11月，因與譚平山的關系，楊匏安被黨的領導機構列為“第三黨”成員，被撤銷了中央監察委員職務，並給留黨察看處分。其實楊匏安本人當時是反對譚平山組織第三黨的，此處分屬於冤屈。盡管如此，楊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對黨的事業矢志不渝，服從黨的安排，流亡萬裡遠赴南洋工作。不僅如此，國共合作期間他將每月300多大洋的高薪絕大部分交給黨作活動經費，僅留下極少部分作家用。

1929年初，楊匏安從南洋回到上海，參與黨中央的報刊出版工作，家人也從廣州遷到上海。他參考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的歷史講義，編譯成20余萬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純一，交由杜國庠主持編務的上海南強書店出版。這是我國最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編寫成的西方史著作，共18章。此書以鮮明的觀點，流利的筆鋒，扼要地闡述了西歐各國革命史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這是當時國內學習西方史十分難得的參考書，曾再版5次。1930年，楊匏安被捕后關押了8個月，經組織營救而獲釋，並被任命為中央農委兼農民部副部長。為了借鑒俄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而解決根據地土地革命后的地租問題，他翻譯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論》，並把列寧的有關著述譯成中文作為附錄，仍然署名王純一，交由南強書店出版。

楊匏安一家十幾口人，生活異常艱難。他患肺病，妻子體弱，7個兒女有兩個因病缺醫而早夭。他白天為黨工作，晚上加緊寫稿或譯書，還得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老母親和孩子次日晨上街叫賣，以維持生活。楊匏安平生廉潔奉公。他一家老少經常替黨放哨、傳遞文件等，為革命出力。后來周恩來經常以楊匏安“為官廉潔，家境清貧”的品德教育黨員。

1931年7月，中共中央宣部部長羅綺園因生活腐化引發其姘婦的男人胡章原向敵特告密，中央機關受到破壞，羅綺園本人及楊匏安等16人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連同中共宣傳機關的《紅旗日報》美生印刷廠也遭破壞，黨組織受到嚴重損失。在獄中，蔣介石多次派人勸降楊匏安，均遭嚴辭拒絕。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要楊匏安寫自首書，楊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從參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同獄難友無不為之感動，連看守的獄卒也敬佩地稱他為“鐵人”。楊匏安與羅綺園共事多年，覺察到羅被捕后垂頭喪氣，為了使他明辨忠奸，保持革命氣節，在囚車中口誦《示難友》一詩，贈與羅綺園和同獄難友。詩雲：

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

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

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

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

當時，中共中央一面請宋慶齡、何香凝出面營救，一面安排特科准備在他被解往南京或蘇州途中武裝襲劫囚車。

然而，就在這一劫車計劃行將付諸實施之際，形勢急轉直下———在8月間的一個深夜裡，勸降進行到最后一幕時，蔣介石親自把電話打到獄中要楊匏安接聽，楊卻輕蔑處之，將話筒憤然摔到牆上。蔣惱羞成怒，下令就地處決，連已經變節的羅綺園也未保住性命。就這樣，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革命者楊匏安倒在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草地上，壯烈犧牲，時年35歲。

由上述足見：楊匏安是我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之一，是十月革命后華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和上海兩大中心之外的廣州開辟了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他傳播馬克思主義為當時思想混亂的青年提供了前進的燈塔，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不遺余力廣為宣傳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以實際行動踐行之，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為紀念和緬懷這位先烈，廣東省珠海市香爐灣畔立有一尊楊匏安烈士的銅像。

李大釗在中國率先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初中國的播火者﹔他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緊跟時代潮流，成為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實際的先驅

李大釗，1889年10月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1913年底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期間，曾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賣國的斗爭。1916年5月回國后任北京《晨鐘報》主編。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編輯。期間，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和社會進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並參與編輯《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經濟、歷史等系教授。

毛澤東曾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俄國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爆發的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李大釗帶領著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掀起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高潮。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何其艱難，但他以開拓者的無畏姿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國的導星”，並積極付諸行動。

1918年7月1日，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分析俄國十月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指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推動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辦演講大會，許多人在演講中反復強調所謂“公理戰勝強權”。針對這種論調，11月末，李大釗在北大與中央公園舉行的演講會上發表《庶民的勝利》著名演說，熱烈地歌頌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揭露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實質，為中國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爭方向。不久，他又寫了《Bolshevism的勝利》，第一次告訴我國人民，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黨，它要打破資本家的舊生產制度。並宣告：“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些文章和演說，是我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篇章。

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積極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和陳獨秀等一起認真辦好這個刊物，抨擊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運動。他還積極參加和支持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社團。當時的其他社團如“國民”和“新潮”等也請李大釗進行指導或擔任顧問。為了同發表長篇論著的《新青年》互相配合，他還和陳獨秀發起創辦了小型政治刊物《每周評論》，以短篇文章抨擊反動軍閥的統治，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封建文化，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報道世界革命的動態，在全國影響很大。

為准確和廣泛地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等系列文章，不僅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明確地指出了階級斗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由於這些文章的不斷發表，對於在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普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來宣傳、教育、武裝人民，促進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促使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又推向一個新階段。

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為宣傳捍衛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於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針鋒相對地批駁了胡適的謬論，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振奮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者的斗志﹔同時在如何應用馬列主義、如何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等難題上為人民群眾指明了正確方向。為緊緊抓住宣傳陣地，李大釗利用主編《新青年》第6卷第5號的時機，將該號編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協助《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

1920年3月，李大釗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在搜集整理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多次在研究會上發表講演，《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文就是他在研究會上的第一次公開講演。他還開設了一個小型圖書室，廣泛收集了德、法、英、俄、日等國馬列主義的書籍，並組織外語系的同學成立了翻譯小組，先后翻譯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著的《哲學的貧困》《雇佣勞動與資本》《法蘭西內戰》等，恩格斯著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和列寧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等經典著作。他還常到這裡和同志們一同學習、工作，並稱贊大家是“被褐懷至”的革命者，給了大家極大的鼓舞。

當時，許多青年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中有些成為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如鄧中夏、高君宇等，周恩來、毛澤東等也受到過他的影響，毛澤東后來和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李大釗除利用報刊雜志和進步社團外，還利用課堂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后，從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課程。他先后在大學課堂上講授《史學思想史》《唯物史觀》《史學要論》《社會學》《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研究》《現代政治》《女權運動史》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課。他是在我國大學裡開創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課、社會主義思想課最早的教授。毛澤東后來這樣說過：“沒有共產黨以前，就有馬克思主義了，那時李大釗同志就宣傳共產主義唯物史觀，有書為証。”

李大釗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研究與中國的社會實踐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來啟發教育中國人民，號召中國人民向俄國學習，向列寧學習，走俄國人的路，使中國革命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出現了新高潮。從1917年到1919年，他發表了許多熱情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鄧小平在題詞中評價李大釗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林伯渠寫詩贊揚李大釗：“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李大釗堪稱中國革命真理的象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不斷傳播，為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起到了促進推動作用，同時也為后來中共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

不僅如此，李大釗在為傳播馬克思主義而嘔心瀝血奮斗的一生中還實踐了他的誓言：“勇往奮進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瘁力以成之”，為共產黨人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1920年春，李大釗和陳獨秀開始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在北京創建共產黨小組，11月小組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李大釗任書記，負責領導北京和北方地區黨的工作。1922年8月，李大釗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為候補中央委員，贊成國共合作。1923年6月，李大釗赴廣州參加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北京委員。會后，組建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4年3月兼任委員長。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李大釗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負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北京執行部的工作。同年6月，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李大釗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1月離蘇回國。1925年1月，李大釗當選為中共四大中央委員。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建制，分別組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李大釗任北方區委書記。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積極組織和領導北方的革命運動，多方與馮玉祥國民軍合作，開展推翻北京軍閥政府的斗爭，組織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戰爭。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李大釗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遂避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兵營，繼續堅持斗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