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革命大本營 長征落腳到陝甘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開始實行戰略大轉移。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此后，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歷經千難萬險，於1935年9月到達長征的第十個省份——甘肅。

　　“我們需要團結，比任何時候更加重要”

　　在甘肅迭部縣達拉鄉境內，有一個藏族村庄，坐北朝南，一條清溪緩緩流過，村庄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十分壯觀，村名藏語稱高吉。這就是中央紅軍長征路過甘肅的第一站——俄界。

　　1935年9月11日，歷經艱辛走出雪山草地的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率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直屬縱隊和彭德懷、李富春率領的紅三軍團，從四川的牙弄進入甘南迭部境內的俄界村。此前，在一、四方面軍兩河口會師之后，張國燾很快就掌握了中央紅軍的“家底”：一方面軍兩萬余人，衣衫襤褸，無糧無藥，而他的四方面軍八萬余人，且人強馬壯。李德在回憶中寫道：“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軍事力量的懸殊，讓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和權力欲望急劇膨脹，他后來拒絕接受黨中央北上川陝甘的戰略方針。

　　此時，中國工農紅軍面臨重大危機。9月12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會議闡述了中央一直堅持的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北上的戰略方針，分析了張國燾堅持南下的錯誤主張及紅軍今后的任務與到達甘南后新的戰略方針。在揭露和批判張國燾的退卻主義、軍閥主義和分裂黨、分裂紅軍錯誤的同時，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同志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必須採取一切具體辦法去糾正張國燾同志的嚴重錯誤。”“號召紅四方面軍中的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作堅決的斗爭，以鞏固黨和紅軍。”為了繼續教育和挽救張國燾，這個決定沒有向全黨公布。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今后的戰略計劃：北上紅軍經過陝北、甘東北，先在接近蘇聯的地方創造根據地，以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系，得到國際的指導和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

　　俄界會議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和林彪組成的五人小組，作為全軍的最高領導核心。會議通過了攻打天險臘子口的決定和彭德懷關於縮小部隊編制的建議，決定將紅一、三軍和軍委直屬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

　　“我們需要團結，比任何時候更加重要。”這是毛澤東在俄界會議結束時總結發言中的一句話。在俄界這個小小的村落，中共中央化解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危機。歷史，把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轉折點定格在了這裡。俄界，從此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地名載入中國革命的光輝史冊。

　　“此倉內糧是楊土司庄稼糧，希望各單位節約用糧”

　　紅軍進入達拉溝后，正逢秋雨綿綿，道路泥濘難行，溝深谷狹，橋身棧道殘損不堪，大隊人馬很難快速通過。這裡是藏族土司楊積慶所轄之處。早在俄界會議之前，楊積慶就得到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電報，要他在沿迭部達拉溝一線各峽谷關口部署兵力堵截紅軍，堅壁清野，協同魯大昌的第十四師將缺衣少糧、疲憊困乏的紅軍圍殲於深山峽谷之中。

　　進入藏區的紅軍此刻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許多紅軍戰士衣食無著，已經飢疲到極點。楊土司對紅軍態度如何決斷，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紅軍的北上行動。

　　為爭取藏族群眾，紅軍宣傳員在沿途岩石上，寫下“北上抗日，奪回失地”“對回番民族不壓迫”“番民組織自己的政府自己管事”等多幅標語，通過藏族通司（翻譯）向藏族群眾表達紅軍的抗日主張和黨的民族政策，並通過實際行動來擴大影響。食用了藏民的羊隻，紅軍就將銀元和宰殺后的羊皮以及道歉的紙條放在一起，留給主人。離開時，將住過的地方打掃得干干淨淨，一切物品都擺放在原處。一戶群眾外逃時將一口大鍋丟棄在草叢中，紅軍幫助洗干淨，盛滿清水放回原處。一位病重的藏族老大媽留在村子裡，紅軍為她治病，問寒問暖……

　　嚴守紀律的紅軍，在卓尼土司面前展現出了迥然不同於國民黨軍閥的軍容風貌。紅軍雖在極端困境下仍不失仁義之師的本色，愛民親民的群眾路線，團結抗日的民族政策，讓傳承了近五百年土司制度的繼承人楊積慶頓感耳目一新。他從這支隊伍裡，看到了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煥然復興的希望。

　　楊積慶思想開明，善於審時度勢。雖被國民黨政府委以洮岷路游擊司令一職，但他對國民黨政府並不信任，與長期盤踞在岷縣的國民黨軍閥魯大昌的矛盾很深。對魯大昌，他表面應付，暗中密令部下不打紅軍，並給紅軍以幫助。崔谷倉是楊積慶的糧倉之一，儲藏著20多萬公斤糧食。紅軍到時，該倉沒有燒毀，也沒有轉移糧食，因為楊積慶此前已有命令：“不要打，不要搶紅軍，開倉放糧。”土司委派的倉官和守倉的藏民借故避開，躲進了深山老林。這些糧食充分解決了紅軍糧草不足、人困馬乏的燃眉之急，為紅軍突破臘子口，順利長征過境作出了巨大貢獻。紅軍總政治部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在糧倉的倉板上寫下了“此倉內糧是楊土司庄稼糧，希望各單位節約用糧”的告示，並在倉內留下江西省蘇維埃紙幣兩捆，作為糧款。

　　黨中央和紅軍在甘南藏區不僅沒有受到堵截，而且得到了大批糧食、軍鞋等物資補充。藏族同胞從土司到百姓為紅軍打下臘子口、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巨大而無私的支持，在甘南草原上譜就了一曲民族團結之歌。

　　這次公開的放行，加上次年楊土司給紅二、四方面軍再次讓路濟糧，徹底激怒了國民黨政府，1937年楊土司被殘忍殺害。卓尼土司雖然過早地離開了那片他熱愛的故土，但他開倉濟糧助紅軍的故事在甘南草原傳唱到了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