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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

——從10年間“走走黨史”中再識長征

石仲泉

2016年10月17日08:19    來源:北京日報

一九三五年九月,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永坪鎮后,與陝北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圖為紅十五軍團一部。(圖片選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紅軍長征史》)

致讀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裡,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多年來,關於長征的各種回憶文章、學術論文、研究專著層出不窮,成為世界范圍內廣受關注的大學問。本期特刊力圖回到80年前的那個歷史原點,梳理當時國人之評價,感悟紅軍艱難處境﹔分析當時及此后國外之報道、研究,感受長征巨大影響﹔梳理當今學界在長征研究中提出的新觀點、新看法,深化對長征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圖譜,反映這一偉大的英雄史詩。敬請關注。——編者

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年多,行程共計6.5萬多裡,創造了人類歷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奇跡。多年來,長征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熱點和文學創作的豐富素材,關於長征的親歷回憶、口述日記、學術專著、文學作品不斷涌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長征無疑成為了一種世界級學問。作為黨史研究工作者,我從2003年初開始“走走黨史”,斷斷續續地用了10年時間對紅軍長征的主要路線和發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一幅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這裡,我根據親歷親知的實際考察,談談對長征的認識。

■怎樣認識紅軍長征的基本概念

關於紅軍長征,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即“紅軍主體的長征”。它是指到達陝北的4支部隊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主體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於1935年11月並入紅一方面軍)於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台堡會師為標志。這個“3+1”的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

紅軍長征全過程應包括長征序曲、紅軍主體的長征和長征尾聲,即將“3+1”的長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紅七軍團(在方志敏的部隊加入后合編為紅十軍團,他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皖贛地區,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為中央紅軍長征作戰略准備。隨后,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探路。這兩支先於主力紅軍的長征,是長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的遠征。因為紅軍西渡黃河這一重大決策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寧夏戰役。組建為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參加過紅軍主體長征的,既包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原屬中央紅軍的第五軍,還有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樣,西路軍遠征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繼續,是紅軍主體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即紅軍長征的尾聲。

如果把紅軍主體的長征看作長征大劇的“主戲”,那麼這場包括序曲、主戲、尾聲在內的紅軍長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歷史大劇。

■怎樣認識遵義會議與其前后一些會議的關系

在“走走黨史”的實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領悟到長征的基本內涵:紅軍長征既突破了反動派軍隊的圍堵,又克服了黨內錯誤指導思想遭致的困難,還戰勝了自然界的種種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了落腳西北的戰略大轉移,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這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根本保証。

在長征途中,我們黨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義會議,它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具有偉大轉折的歷史地位。但實現這個歷史轉折有個過程。就遵義會議前而言,最早的通道會議實現了戰術“轉兵”,在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黎平會議改變原來去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決策,實現了戰略“轉兵”,並通過決議指出在適當時候開會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准備。在猴場會議上,毛澤東駁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會議決議,並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增加了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的可能性。遵義會議前的這幾次會議,為實現偉大轉折作了重要准備。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是勢所必至。博古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與會者絕大多數不滿。張聞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批評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尖銳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周恩來講話承擔了領導責任。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成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長征危急關頭,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統治。

遵義會議后的幾次會議鞏固和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並沒有撤換博古﹔對毛澤東也沒有作具體分工。這次會議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一把手,還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二是扎西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決定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到全軍。三是苟壩會議。經過毛澤東力爭,不打固守打鼓新場之敵,否定了之前通過的決議,避免了紅軍可能遭致的重大損失。根據毛澤東提議成立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毛澤東雖然在軍內不是一把手,但“團長”周恩來非常尊重他的意見,實際上他是“總設計師”。

當然,遵義會議是系列會議的標志和旗幟。因為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隻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隻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此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

■怎樣認識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為標志的。對於紅四方面軍進行的長征和作出的貢獻,過去的黨史書講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對紅四方面軍開辟的川陝根據地及其隨后的長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張國燾的錯誤對紅四方面軍的長征無疑有很大影響,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貢獻。

根據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貢獻和作用至少體現在: 其一,對中央紅軍北進川西發揮了重要策應作用。紅四方面軍在1932年底開辟的川陝蘇區,將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由東南引向西北,並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區域。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遵義會議前幾乎陷入絕境。為盡快改變這個局面,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電告紅四方面軍派兵南進,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其二,對中央紅軍克服物資匱乏、補充兵員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隊”作用。其四,在所經過地區發揮了“播種機”作用。紅四方面軍所到之處,包括后來南下到一些地區,仍然宣傳黨的政策,堅持地方群眾工作。

■怎樣認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的“兩個奠基禮”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於1935年11月初與紅十五軍團會師。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陝甘支隊編為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並入紅一方面軍。這時,國民黨對於紅軍的會合加強了“圍剿”部署。為打破“圍剿”,從11月20日到26日,紅軍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敵1個師又1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等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次勝利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黨中央和紅軍在西北建立大本營,舉行了“奠基禮”。

2003年我開始了“走走黨史”,到陝北作現場考察后感到,當時的“奠基禮”實際應當是兩個:除直羅鎮戰役是“軍事奠基禮”外,中央糾正陝北的“肅反”錯誤可視為“政治奠基禮”。因為陝北的“肅反”造成的政治危機,絲毫不亞於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國民黨軍正在實施“圍剿”,而在中央紅軍到陝北前的領導機關——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認為陝北黨內有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不顧前線緊張的軍事形勢,開展“肅反”運動﹔並派人到前方和陝甘邊逮捕干部,甚至將已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的劉志丹也關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的營以上干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區以上干部,還有一些從國統區過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共200余人慘遭殺害。劉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晝夜審訊。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陝北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吳起鎮獲悉情況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經過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對案卷材料的審核和廣泛調查,認為強加於劉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干預下,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所有人員全部被釋放、平反和恢復工作。中央糾正這一嚴重的“肅反”錯誤,為鞏固和擴大陝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可將其視為“政治奠基禮”。

■怎樣理解長征精神的基本內涵

偉大的紅軍長征孕育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領導人不斷對長征精神作了概括,強調: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對於長征精神的基本內涵,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這裡,我根據“走走黨史”和走長征路的體驗以及採訪一些老紅軍的認識,作些自己的解讀。

第一,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和對黨的堅定信念,是長征精神的根本要義。紅軍長征首先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搏斗,既要同圍追堵截的幾十萬國民黨軍浴血奮戰,又要與黨內的錯誤思想展開斗爭,還要克服無數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特別是爬雪山過草地時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造成的那種世所罕見的艱難困苦。廣大紅軍將士靠什麼來戰勝敵人、克服險阻、度過艱難?首要的一條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和對黨能夠領導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這是戰勝敵人、克服險阻、度過艱難的原動力。

第二,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是長征偉大精神的集中體現。可以說,這是紅軍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基於理想、信念所鑄成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紅一、二、四方面軍都過了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長眠在那裡,但幸存者都勝利地到了陝北。我在實地考察時問過一些老紅軍:你們在與敵人作戰時,在過雪山草地時,想沒想過生死問題?他們回答說:在那種特殊環境下,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第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長征精神得以發揮的正確指南。對革命的忠誠和對黨的堅信,不怕艱難困苦和流血犧牲的這種精神,是紅軍將士作為革命軍人的基本素質。但僅有這種精神,並不能使革命取得勝利。在錯誤路線指導下,紅軍將士不知道其錯誤也能發揮這種精神,但是其結局往往是慘烈的。隻有在正確的路線和戰略戰術的指導下,上述那種精神才能結出燦爛之果,引導革命取得勝利。

第四,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互助友愛的高尚品德,是長征精神轉化成凝聚力、戰斗力的一個重要條件。紅軍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軍隊。這支軍隊與其他軍隊的重要區別在於它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能夠顧全大局,服從整體利益,緊密團結,互助友愛,因而具有其他軍隊所沒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長征是四支軍隊先后進行的,這幾支軍隊互相接應、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在整個長征的始發階段和最后會師階段表現得非常突出。從廣大紅軍將士來看,在整個長征途中,特別是在遇到艱難險阻,比如過雪山草地的過程中,這種團結互助、為了援救同志寧可犧牲自己的崇高品德,也表現得十分突出。

第五,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援與幫助,是長征精神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紅軍是人民的軍隊,紅軍脫離了人民就無法生存,紅軍進行長征也是如此。沒有糧食,沒有必要的物資,任何精神力量都難以發揮。紅軍在離開中央蘇區踏上長征旅途時,蘇區人民給予了紅軍巨大的支援。紅軍經過雪山草地,很好地執行了民族政策和軍隊紀律,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從而得以征服長征途中的艱難險阻。

■怎樣認識長征精神的當代價值

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先進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體現,是我們黨取之不竭的寶貴的精神資源。今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前往寧夏西吉將台堡考察三軍會師紀念館時深情地說:我們黨領導的紅軍長征,“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偉大的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我們要不斷結合新的實際,傳承好、弘揚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征。9月23日,他在參觀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時進一步指出:現在,時代變了,條件變了,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和事業沒有變。我們要銘記紅軍豐功偉績,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繼續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長征路上奮勇前進。這是黨中央對紅軍長征精神當代價值的高度概括。 當前要走好新長征路,根據“走走黨史”的考察和體會,我認為應當強調這樣幾點:一是不斷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新境界,為持續接力實現中國夢提供正確指南。二是大力弘揚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崇高精神,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具有強大精神支柱。三是大力弘揚艱苦奮斗作風,以便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途上戰勝任何艱難險阻。四是大力弘揚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高尚品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強大力量。五是不斷堅持群眾路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夯實黨的執政基礎,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夢擁有堅強的領導力量。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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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常雪梅、楊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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