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來外國學者筆下的紅軍長征

繼埃德加·斯諾到陝北蘇區採訪之后，斯諾的妻子海倫（右一）於1937年5月至9月在延安進行了歷時四個月的訪問，採訪了毛澤東等64位紅軍將領和指戰員。

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空前壯舉，是20世紀的偉大傳奇。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是首部全面報道紅軍長征的著作，在國際上產生強烈反響。斯諾預言：“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80年來，國際上涌現出了許多斯諾的后繼者，他們紛紛著書立說，以外國人的獨特視角記述了他們對紅軍長征的看法。此外，許多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論著也濃墨重彩地描寫長征。相關作者雖然立場有所不同，對中國革命和中共的態度也各有差異，但都對長征作出高度評價。

■勃沙特：“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

英國傳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靈之手》，出版時間比《西行漫記》還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為數不多的親身經歷長征的外國人之一。因此有專家指出，勃沙特的《神靈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價值的長征原始文獻，勃氏則是西方“介紹長征第一人”。勃沙特在書中描述了他隨紅軍行軍的見聞，表達了他對紅軍和長征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寫道：“許多報道，因抓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盡管前進的征途十分艱辛，經常還要面臨生與死的考驗，但勃沙特卻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輕，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斗，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斯諾：向全世界報道了紅軍長征的真相，瓦解了種種歪曲、丑化共產黨的謠言攻勢

為向全世界報道紅色中國的真相，1936年6月，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歷經艱辛輾轉到達陝北根據地。在陝北蘇區，斯諾對上至革命領袖與紅軍將領，下到普通紅軍指戰員，進行了廣泛的採訪。通過實地採訪，斯諾發現，國民黨有關蘇區和紅軍的宣傳和報道，是在對全世界撒下彌天大謊，完全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1937年10月，他在英國出版了根據自己在紅軍蘇區的採訪手記匯集而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首次向全世界全面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經過。斯諾把長征譽為“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詳盡地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堅定勇敢、不怕犧牲的英雄壯舉，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民族解放艱苦奮斗和犧牲奉獻的崇高精神和偉大形象，使國民黨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對共產黨歪曲、丑化的謠言攻勢頃刻瓦解，給生活在白區和敵佔區的中國同胞以及法西斯陰影籠罩下的人們帶來了信心、希望和力量。

■王安娜、岡本隆三等：充分肯定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壯舉，是二十世紀的一大奇跡

德國友人王安娜，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親密朋友，於1936年2月來到了中國，此后，投入到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她在中國生活、戰斗了19年，把中國當作她的第二故鄉。1937年3月初，王安娜來到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中共中央和紅軍主要領導人，了解了他們的個人生活、革命歷程以及他們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深刻理解，還同紅軍將士、普通百姓進行了廣泛接觸，詳細了解有關紅軍長征歷程、長征始末以及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問題。1964年，她的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王安娜從不同側面描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長征，她寫道：“長征是艱苦的冒險，長征是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斗。特別應當指出的是，這一行動要戰勝敵人和惡劣的自然條件，需有堅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無疑問，長征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業績”。據此，她對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充滿了堅定的信心——“巨人中國醒了，它正震撼著世界！”這部著作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在國際范圍內介紹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生動記錄。

日本學者岡本隆三分別於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長征——中國革命鍛煉的記錄》和《中國革命長征史》，他表示：“聞名於世的長征，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它的成功是二十世紀的一大奇跡。”美國軍事學家塞繆爾·格裡菲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書中，還將紅軍長征與公元前400年色諾芬率領1萬希臘人從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較，認為這是“一次更加雄偉的壯舉”。紅軍行程6000英裡，而希臘人行程僅2000英裡﹔紅軍征戰一年，希臘人隻有4個月﹔紅軍在數量上十倍於希臘人。因此，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意義比色諾芬撤退“不知要大多少倍”。美國作家威廉·莫爾伍德同樣強調，希臘遠征波斯的大撤退，較之長征，規模如此之小，所遭受的犧牲和成就的英雄業績如此平常，“簡直不能相提並論”。斯諾甚至認為，與紅軍長征相比，公元前2世紀西方戰略之父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進軍，不過是一次輕鬆的假日遠行。

■霍華德、代內什等：長征成為“一所政治思想大學校”，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

英國學者羅杰·霍華德在《毛澤東與中國人民》一書中寫道：“軍隊也開始在農民中間發揮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農村徹底消滅惡霸勢力的綱領，燒毀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壓迫婦女，召開群眾大會，比較自覺地開展宣傳反對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運動，使廣大的農村都開始走上紅軍的道路”。在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的眼裡，偉大的長征成為“一所政治思想大學校”，“在征途中向千百萬人播撒新思想的種子”。斯諾感慨，長征成了“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

■史沫特萊、斯諾等：熱情贊頌長征精神，稱長征精神是“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量、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

1937年，美國著名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聽到了有關毛澤東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消息后，前往陝北蘇區，親身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她於3月抵達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紅軍將士的歡迎。她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等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以及其他紅軍將領，並開始進行大量的採訪，在此基礎上，寫成了《偉大的道路》一書。她在書中專門為“長征”單辟了一章，不僅細致地描繪了紅軍在長征路上的英雄氣概，而且還細致地描述了毛澤東、朱德等人在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斗爭的情況。史沫特萊還飽含熱情地對長征作了高度的評價。她說：事實、數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說明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更不能描繪出參加長征的紅軍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以及他們所受的苦難。她認為，“長征是革命戰爭史上偉大的史詩，而且不僅於此”，她滿懷信心地預言：“長征已經完成，紅軍正在繼續創造歷史。”

斯諾將長征精神概括為“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量、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他充滿激情地寫道：“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威爾遜、格裡菲斯等：從人類精神典范的角度評說，“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隻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撰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長征的英文專著《一九三五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生存斗爭的史詩》。威爾遜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曾經撰寫過多本有關中國歷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對於長征，他不滿足於以新聞記者的角度來描述和反映長征，而更力圖以學者的態度來從事這項研究。威爾遜試圖從歷史性、傳奇性和象征性這三個方面對長征進行“百科式”的研讀，在書中利用總結章節來強化關於長征是“生存的史詩”的主題，稱“長征是中國人民重要的精神財富”，還從人類精神典范的角度評說道，“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隻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塞繆爾·格裡菲斯也說：“中國共產黨人，以他們反復經受的考驗証明，他們能夠忍耐難以言狀的艱難困苦﹔能夠戰勝途中大自然好像決意要阻撓他們前進而向他們提出的一切挑戰﹔能夠擊敗下定決心要消滅他們的敵人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其實就是指紅軍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

■威爾遜、埃德蒙茲等：高度評價毛澤東對長征勝利的貢獻，“毛澤東對長征的領導閃耀著政治天才”

長征為什麼能勝利？外國學者普遍認為是與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軍事指揮分不開的。迪克·威爾遜指出，在長征中，“毛澤東取得了原由俄國控制的黨中央的領導權，拋棄了錯誤的方針和戰術”，“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歷史的發展規律，因而能夠在歷史轉折關頭，僅僅施加一點點但是具有決定性的推動力，形勢即迅猛向前發展”。他還感嘆：“一個人能夠如此像施魔法一般地左右人類歷史的進程，這樣的事例在二十世紀並不多”。埃德蒙茲更在《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一書中寫道：“長征是毛澤東的長征。毛澤東在長征期間為使中國共產黨重新獲得活力而作出的努力是卓越不凡的。”美國學者羅斯·特裡爾在《毛澤東傳》中也說，長征勝利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毛澤東的魄力和巧妙用兵”，而且，“毛澤東對長征的領導閃耀著政治天才”。

■哈裡森、莫爾伍德等：深入發掘長征在中共黨史上的轉折意義，“長征簡直是將革命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條分界線”

長征不僅是紅軍的一次戰略轉移，而且是中共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一個重大轉折。美國學者哈裡森指出：“作為中共經受各種艱難困苦的象征和日后取得勝利的預兆，長征成了中共黨史上一條重大的分界線。它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偉大的革命運動的分水嶺。”威廉·莫爾伍德也說：“長征簡直是將革命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條分界線。其后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要從這個舉世無雙的奇跡說起。”迪克·威爾遜還具體分析：“長征的艱苦，鍛煉出了人們的紀律性和獻身精神，身居領袖地位的毛澤東，遂能將共產主義運動變成前進的動力，十四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國勝利，把國民黨趕下大海。這樣，長征在性質上就由走投無路的撤退，變成走向勝利的序幕。”

■索爾茲伯裡：“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並將歷史上的紅軍長征同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長征”有機地結合起來

美國記者哈裡森·索爾茲伯裡1972年向周恩來請求，批准自己來華重走長征路，並採訪健在的長征干部，把這部歷史寫出來。1983年，中國政府正式批准了索爾茲伯裡的請求，他“長征路上寫長征”的計劃終於得以實施。通過實地調查和訪問，索爾茲伯裡獲得了大量珍貴的長征史料。1985年，他撰寫並出版了長達30萬字的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稱贊長征“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偉大史詩”。 “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長征中，沒有任何革命領導人投敵，長征的每一步都使他們變得更為堅強”。這本書匯集了不少有關長征的歷史背景材料，並運用敘述個人軼事和見聞的寫作形式，對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和紅軍將領作了別開生面的描繪與評述，生動而詳盡地再現了史詩般的長征歷程。此外，他還把歷史上的紅軍長征同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長征”有機地結合起來。

■岡本隆三、邁斯納等：全面闡述長征勝利對中國革命的深遠影響，認為長征促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獲得成功

岡本隆三認為：“中國革命經過了長征的嚴峻考驗，造就出中國革命的棟梁之材。”威廉·莫爾伍德也說：“長征塑造了一代新人，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就推翻了兩千年來停滯不前的倫理體系和政治制度。”美國學者莫裡斯·邁斯納進而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中，長征是具有巨大政治意義和心理影響的一件大事。從政治上看，正是在長征中，毛澤東重新獲得黨和軍隊的領導權，把革命隊伍帶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區，他們在那裡可以實現其抗日誓言，從而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以達到愛國和革命的雙重目的。另一方面，長征的心理影響也是無形的。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再沒有哪一件事像紅軍長征及長征中的傳奇事跡那樣，能給予人們以極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同時，長征的幸存者意識到那麼多戰友已經犧牲而自己還留在人世，這就使他們所肩負的革命使命具有神聖的性質，並產生勇於犧牲的獻身精神。正是這種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勇於犧牲的獻身精神，促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獲得成功。

■本杰明·楊：深化對長征的理論研究，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長征途中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

1990年出版的美國學者本杰明·楊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書，深化了對長征的理論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該書有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利用了許多前人不知的文檔資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軍事上的模糊問題，並糾正了若干錯誤﹔二是重在闡述中共內部權力關系的變化和策略方面的轉變，減少了過去著作中常見的描述性語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長征”作為一個系統加以研究，試圖建立一個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長征途中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本杰明·楊指出：“從中共領導層總的發展方向來看，30年代中期是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向政治現實主義的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化的時期”。

■結語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國外學者對中國紅軍長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他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研究紅軍長征，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全面反映和評價長征的意義和影響。但是，長征史畢竟是中國工農紅軍自己的歷史，國外學者在研究上難免會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他們往往不能完全佔有相關的原始資料，有的甚至隻能依賴口述材料，容易背離歷史事實。此外，持不同政見和價值觀的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紅軍長征、研究中國共產黨史時，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因此在這些著作中不時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甚至歪曲歷史的描述，但畢竟他們向國外的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的情況，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世界上的影響。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