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2016年10月18日08: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湘潮》2016年第9期，系《湘潮》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上致開幕詞
今年是黨的八大召開60周年。就黨的歷屆代表大會對黨的歷史發展影響言，八大不僅對於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發展，而且對於黨的95年歷史發展都具有裡程碑意義。就毛澤東言，八大時期也是他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識又一次凸顯時期，是毛澤東思想發展形成第二高原狀的金色時期。正因為如此，黨的八大才能開得空前成功，在黨的歷史上成為一座高峰。
毛澤東為召開八大所作的各種准備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曾指出：要准備革命轉變，奪取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中心城市。“我們一定要在那裡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11年后，中國共產黨果真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八大召開前，毛澤東為八大作了各種准備。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為八大召開提供的正確指導方針，是最重要的思想理論准備
黨中央早在1952年就開始考慮召開八大，最終確定召開八大是在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在這個月底的閉幕講話中宣布：中央決定於1956年下半年召開第八次大會。此后，就開始了各項准備工作。最重要的准備就是要確定八大的指導思想。這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而逐步明確的。黨在1955年3月決定召開八大時，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正在蓬勃進行，但誰也沒想到在1956年6月就提前基本完成了。這使我國進入了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一方面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著中國從此進入無數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社會﹔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任務將由階級斗爭轉向向自然界開戰，由政治革命轉向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全新的任務。黨的八大不能不把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為面對的首要問題。
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黨沒有經驗，新中國成立后的口號就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蘇聯好的經驗，雖然對我國經濟建設起了有益的作用，但蘇聯一些不好的經驗，被我們“抄”過來后，也暴露出許多弊病，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建設。基於這種情況，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揭露出蘇聯工作中的錯誤后，黨中央和毛澤東深切感到中國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和緊迫。
毛澤東認為，過去搞革命有20年沒上軌道，經過整風總結經驗才上軌道。他希望搞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干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盡早形成我們自己的一套指導方針。因此，他從調查研究入手來探討搞建設的若干重要關系。在1955年冬研究農業問題制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后，從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他轉向了對工業問題系統調查，連續聽取黨中央和國務院30多個部長關於工業生產和整個經濟工作的匯報。對匯報安排，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后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后綜合，每次聽匯報，他都有插話，一些認識在深化、在發展，不斷作歸納和理論概括。此后至5月初，他還邀請湖北、廣東兩省和武漢、廣州兩市負責人開了4次座談會。此外，還研究了蘇聯的工業發展情況。他搞這麼長時間調查研究的具體目的是什麼？他自己說，目標是為八大做准備。這即是為我們國家進入的歷史偉大轉變做好應對的思想理論准備。
經過系統充分的調查研究后，先是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十大關系的報告。接著，又在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對十大關系作了進一步闡述。“十大關系”包括五大經濟關系和五大政治關系，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各方面。其中前3條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實際上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第4條，第5條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同樣借鑒蘇聯教訓，開始涉及經濟體制改革，初步提出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若干新思想。“十大關系”后5條主要講政治關系，從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著眼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初步提出了建設中國民主政治的若干新方針，蘊含有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理念。講“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就是“要分清敵我”，即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其他4種政治關系和5種經濟關系，多屬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十大關系即十大矛盾中，絕大多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范疇這個事實表明，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已開始上升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這樣，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方針逐步清晰起來。毛澤東后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論十大關系》為中共八大召開作了重要思想理論准備。
毛澤東為指導和親自修改會議報告材料所作的文件准備
黨的八大有5 個重要文件：政治報告、修改黨章、修改黨章報告、“二五”計劃建議和關於“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這5個文件分別由3個起草文件的班子負責准備初稿。在初稿有一定基礎后，都交毛澤東親自修改或提出意見后交起草班子或報告人修改后再交毛澤東審定。因此，毛澤東修改會議文件的工作量非常大。
首先，關於政治報告的修改。這是黨的八大文件准備工作的重中之重。7月初，劉少奇負責起草的政治報告寫出第一稿后，毛澤東就自始至終主持對它的討論和修改。從8月上旬到9月14日大會開幕前一天的這一個多月裡，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修改，從重要思想和政治論斷的把握到逐句逐段的文字推敲，都傾注了極大心血。目前保存的80多份修改稿中，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就達21份。毛澤東修改稿子，不斷與其他領導人或起草班子成員商量，聽取他們的意見，充滿民主和諧氣氛。政治報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互相磋商、共同修改審定的產物。
其次，關於黨章和黨章報告的修改。這兩個文件的起草是由鄧小平領導的班子負責的。經過半年反復修改，於4月下旬提交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對黨章修改提出了3條重要指導性意見：一是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要求，體現群眾路線﹔二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常任制度，每年開一次代表會議﹔三是中央委員會可以增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另設總書記主持書記處工作。他的這些意見都被採納了。
再次是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及其報告。這主要由周恩來領導的班子負責起草。9月上旬，毛澤東在修改政治報告基本脫手后，就開始認真審閱“建議”和“報告”這兩個文件。他認為報告全文很好，但總結“一五”計劃經驗部分文字不大流暢。周恩來接受這個意見再作修改，整個報告達到了邏輯清晰、文筆流暢的要求。
還有，開幕詞的起草和修改。毛澤東本人寫過兩次稿子，都沒寫完，但主題明確，就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9月8日，在大會的主要文件基本改定后，毛澤東讓陳伯達在他的稿子上加以修改，完成文稿。他收到陳寫的開幕詞稿后，認為寫得太長，扯得太遠，又讓田家英起草，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裡，我就放心了。田很快寫出初稿，他比較滿意，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然后發給有關人員征求意見。到大會開幕前一天，他再作文字修改定稿。
此外，對於大會發言，毛澤東也有明確要求。他說：可以組織一些短稿子，比較生動。對工作要有批評，要有自我批評，要有分析，5分鐘的發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開一次會沒有批評，淨講一套歌功頌德，那就沒有生氣，那無非一個“好”字就行了，還要多講干什麼？這也不是說每個稿子一定要批評什麼東西，如果沒有批評就不許講，那也不好。會議的報告和發言，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作了充分准備，這是黨的八大會議開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毛澤東為八大中央領導機構及其人員組成的人事安排作了多年醞釀准備
1953年8月全國財經會議后，黨中央就曾考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毛澤東為了減輕擔負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也提出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他退居二線。這可視為八大召開前對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最早的醞釀。1955年4月七屆五中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可看作為八大召開調整人事安排的前奏。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提出增設幾個副主席和成立書記處問題，就正式啟動了八大中央領導機構及其人員組成的醞釀准備工作。7月底，中央政治局成立負責選舉工作委員會，具體研究八大的選舉問題和中央機構的組織形式問題。8月22日至9月13日，召開七屆七中全會﹔8月30日至9月12日，召開八大預備會議。這兩個會議交叉進行，為八大作最后准備。在這兩個會議上，毛澤東對八大中央領導機構及其人員組成發表了重要意見。
在七屆七中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問題再次講了他的考慮。他說：中央准備設4位副主席和1位總書記。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總書記准備推舉鄧小平同志。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為了國家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談到自己，他說：我是准備了的，到適當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不是不干事，照樣干事，隻要能夠干的都干。對於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一職，他推薦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是個厚道人。他說他不行，我看行。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也不可能沒得罪過人，但大體說來，他比較顧全大局，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對陳雲，他也作了推薦，說：他是個好人，比較公道、能干、穩當，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有眼光，很尖銳，能抓住要點。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們主席、副主席5個人裡就有1個，我看不少。談到常委、書記處和政治局的組成人員，他說：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再加一個總書記，即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另設一個書記處，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裡處理，在那裡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要擴大到20人左右，因為我們中央委員會是170多人。
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談到中央委員會的構成情況，毛澤東說：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我們計劃在3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100萬到150萬高級知識分子，有了很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那時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會改變。
經過上述兩個會議的討論和審議，八大的各項准備工作基本就緒。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八大在團結、民主、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開幕。
毛澤東思想的燦爛發展是黨的八大的豐厚思想理論資源
黨的八大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燦爛發展，是八大開得成功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
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思想處於非常解放的狀態
思想解放是思想認識燦爛發展的前提。七大時期是整風運動開啟的思想解放，使毛澤東思想進入高原狀，得以燦爛發展。八大時期，我國提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即后來總結界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使毛澤東感到有比新中國成立時還未有過的興奮。因為社會主義改造大幅度提前實現是他始料未及的。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是引發中國共產黨思想解放的又一個契機。對於后一點，毛澤東在那時講的較多。過去對蘇聯充滿迷信，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他在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八大期間，他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對斯大林的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夠想問題了，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了。周恩來對外國朋友也說：過去斯大林的觀點是壓倒一切的，現在打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國人說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國共產黨的思想都動起來了，不沉悶了。打倒了個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這對於各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是共產黨的思想解放。
毛澤東、周恩來所講的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之后引發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首先反映在黨的指導思想重新明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也就是毛澤東講的實現“第二次結合”。上述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直接引發的巨大成果。這篇講話充滿了解放思想的氣息，體現了獨立思考，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情況來辦事的精神。它對國家發展最重要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使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了良好開端。
毛澤東為八大所作的各項准備，無論報告文件的修改還是人事安排，都體現了思想高度解放的民主作風。他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再次談到大會發言問題，說：發言要精，要生動，要多種多樣，要有內容。對工作既要有表揚，也要有批評，既要講成績，也可以講缺點，提出解決辦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頌揚，登到報上淨是好事，那就不好看。這樣好的心態，這樣解放的思想，是八大開得非常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黨的八大以后，民建負責人寫信向毛澤東反映工商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和上海搞地下工廠的情況。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約見民建、工商聯負責人座談，發表講話說：現在自由市場還有資本主義，雖然沒有資本家。上海地下工廠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這叫新經濟政策。毛澤東還表示，他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過早，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他認為，還可以考慮，隻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20年不沒收。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沒收。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隻要有原料、有銷路，私人可以開廠。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
毛澤東思想燦爛發展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考慮到與蘇聯的關系，毛澤東本人提出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這也是八大沒有使用“毛澤東思想”概念的緣由。但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思想沒有發展。恰恰相反，那時是毛澤東思想燦爛發展的又一個鼎盛時期。它集中體現在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中，以《論十大關系》《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為代表。在那個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燦爛發展主要展現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討上，盡管是初步的但是多方面的，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關於社會主義矛盾理論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 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問題，也是個哲學理論問題。雖然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還存在。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斯大林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羞羞答答地承認有矛盾。毛澤東批評了否認矛盾的觀點：我們不要迷信。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們的主觀，而現實是客觀。世界是美麗的，但又不是美麗的，世界上有斗爭，有矛盾。自古以來是這樣，1萬年后也會是這樣。他還指出：現在我們把未來想得很美，可是未來到來時，人們又會感到不滿意﹔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思想是錯誤的。毛澤東那時正在思考這些問題，黨中央在1956年4月和12月接連發表的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深刻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理論觀點。他個人先是在《論十大關系》中分析了政治經濟方面的十大矛盾，接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並闡述了其運動機制，從而構筑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系統。
（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戰略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他最早講發展戰略，是在1954年6月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1955年3月，他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說：我們可能經過3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50年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是年10月，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超過美國。美國隻有1億多人口，我國有6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許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應該有這個職責。我們一定要爭這口氣。1956年1月下旬，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還說：“我們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在八大開幕前夕的預備會議上，他展開地論述這個問題，指出：我們團結黨內外、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目的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樣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用“偉大的”這幾個字。6億人口的國家在世界上隻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種狀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大一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在八大期間，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說：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時光。“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的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后來，毛澤東對實現發展戰略的時間盡管有調整，但這個奮斗目標始終未變。
（三）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就在探索民主政治建設問題。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大標志。八大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主要表現為這麼兩個問題。
一是提出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鑒於蘇聯肅反嚴重擴大化錯誤，鑒於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政治動亂和我們國家一些地方出現的鬧事，毛澤東從1956年春天開始就自覺地把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不同性質的矛盾作為重大政治課題加以思考。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初步地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作了區分。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在《正處》中，他深刻地闡述了兩類社會矛盾學說，並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進行了精辟分析，在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創造性貢獻。
二是提出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毛澤東在1956年4月聽取匯報時說，少奇同志講過，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發議論。我們搞兩個萬歲，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周恩來對這個方針講得更多。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缺點就是單一政黨體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聽到不同意見，這本身就包含著它的陰暗面。“一個黨，就是一鼻孔出氣，呼吸就不舒適，會使思想僵化，社會發展停滯起來。”他說，在我們國家，民主黨派聯系資產階級和上層知識分子，能聽到共產黨聽不到的意見，求大同，存小異，保持這個作用，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都有利。黨中央在1956年提出的這個方針，為在我們國家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此外，還探討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周恩來明確提出，要使民主擴大，“就要在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他認為我國目前雖然不能普遍實行直接的、秘密的選舉，但是可以改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加強人民代表的視察制度、檢查制度，公開發表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的批評，增加人民代表大會透明度。他特別強調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某些形式：“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劉少奇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採用的一些民主比我們現在的一些民主辦法甚至更進步一些。他舉例說，美國的開國領袖華盛頓也算勞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8年總統之后，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吧”。毛澤東在1957年4月30日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表示，到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以集中精力多研究些問題。他說：瑞士有七人委員會，總統是輪流當的，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逐步採取脫身政策。這說明在八大時期，黨中央已在考慮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問題。
（四）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思想
——關於我國經濟建設方針。這裡最重要的是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核心是如何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了正確處理好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等若干重大關系。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他說：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以重工業為中心，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
——關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如前所述，《論十大關系》已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兩條腿走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最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是中央向地方分權。《論十大關系》提出這個問題后，周恩來對此作了較系統的研究和發揮。他主持召開的國務院體制會議著重討論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最集權就等於無權，中央與地方實行分權就是要發揮地方積極性，共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提出從計劃、財政、企業、事業、基本建設直到編制等問題都要擴大地方權力﹔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這個問題后，毛澤東在隨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使企業有“自治權”，成為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接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又提出“工廠應該有自主權”。給生產者個人以利益，給生產單位以一種自主權，這對整個國家工業化應該是更好一些。這些都是非常閃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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