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裕聲
2016年10月28日07:51 來源：學習時報
黨和紅軍在長征前后之所以能夠迎來四次“轉折”從而走向勝利，就得益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大批共產黨人的強大政治定力。
回溯中國共產黨95年的奮斗歷程，每逢重大節點、關鍵時刻，總有一大批極具政治定力的共產黨員為我們黨站台壓艙、抗風拒浪，保証黨的事業順利涉險度難。黨和紅軍在長征前后之所以能夠迎來四次“轉折”從而走向勝利，就得益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大批共產黨人的強大政治定力。
生死攸關轉折點：遵義會議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黨中央開始佔據統治地位，毛澤東逐漸被排擠出核心決策層。在紅軍長征的初期，毛澤東也一直處於“邊緣化”的狀態，但他並沒有終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軍中積極思考著使黨和紅軍擺脫當下困境的出路。當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均因身體有恙而坐著擔架行軍，每當休息時，三人的擔架常常被放在一起，這就讓他們有了更多深入交談的機會。毛澤東向張聞天和王稼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黨和紅軍要想轉危為安，必須首先改變最高軍事指揮“三人團”所執行的錯誤軍事路線。他關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對紅軍戰略方針的分析，逐漸贏得了張聞天、王稼祥的認同。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兩副擔架被放在了一起。他們兩人議論當前的形勢，一致認為毛澤東關於紅軍前途的分析判斷是正確的，毛澤東打仗有辦法，黨和紅軍應該請毛澤東出來領導。當天晚上，兩個人就將商議結果分別致電告知了彭德懷及其他領導同志。這些開會前的“個別醞釀”及“通氣吹風”，為黨之后糾正自身的左傾路線錯誤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議集中解決了黨和紅軍當時最為關鍵的組織領導問題和軍事指揮問題，對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的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將毛澤東重新納入核心決策層，實際上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的決定深刻影響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成為黨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曾把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努力戲稱為“擔架上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最終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對於一條沒有方向的航船來說，哪個方向刮來的都只是逆風。在受排擠的人生低潮期，毛澤東等人既沒有心灰意冷，也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作壁上觀甚至於改換門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顯出他因堅定信仰和堅強信念而生、不因個人榮辱利益而移的強大政治定力。正是這種定力，讓黨和紅軍重新走上了正確的路線，於低谷處迎來了新生。
贏得主動轉折點：四渡赤水
遵義會議后，經過整編和短暫休養的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雲南扎西。此時，敵軍主力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區的兵力空虛。毛澤東提出紅軍應回師東進，趁黔北敵軍空虛之際二渡赤水、重佔遵義。在遵義地區的作戰中，紅軍以三萬之眾，殲敵兩個師又八個團，俘虜近3000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及其他給養。遵義大捷是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接連失利的情況下，乃至整個長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有力重振了全軍的士氣，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追擊紅軍以來的奇恥大辱。
遵義大捷以后，紅一軍團軍指揮員向中央發電提出攻佔黔西商貿名鎮打鼓新場的建議。但毛澤東卻根據最近破譯敵軍電報，推斷敵軍已准備向打鼓新場集結。由於不少領導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雙方由此引發了較長時間的激烈爭論。盡管毛澤東再三闡述自己的見解，無奈眾人未被說服，爭論的結果還是同意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負氣離開會場，會議隨后表決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雖然出於一時激憤而辭職不干，但毛澤東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努力，他在這天深夜提著馬燈出發，決定再找周恩來爭取一下。二人交流過后，又一起去找朱德進行詳細討論。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縣楓香鎮的苟壩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放棄攻打打鼓新場。事實很快証明，毛澤東的軍事預見是正確的，紅軍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失敗。這次會議同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新“三人團”，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其后的半個多月內，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中央紅軍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繼而強渡烏江威逼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待蔣將滇軍調來“救駕”之際又向西直插雲南，趁敵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線空虛之時越江北上，最終將幾十萬追兵甩在南岸，從而贏得了戰場的主動權。
“四渡赤水”被毛澤東視為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筆，但這一行動在當時並非得到全部人的理解與認同。四渡赤水的最大特點就是“走”，即在“走”中調動敵人、尋找戰機，進而跳出包圍圈，重新贏得戰場的主動權。可“走”必然使部隊疲憊不堪，也不可避免地繞了許多彎路。當時有一些紅軍官兵不理解甚至對此大發牢騷，認為毛澤東的指揮就是走“弓背路”，不會走捷徑，導致部隊疲勞至極、苦不堪言。有的指揮員情緒比較過激，甚至給中央寫信，要求取消毛澤東的指揮權，鬧出了一場會理會議風波。但毛澤東並沒有因為個人所遭受的誤解和壓力就放棄事關全局的戰略部署，更沒有因敵人的重重包圍而張皇失措，他始終緊抓“跳出包圍圈”這個根本戰略目的，通過積極主動而不是消極被動的“走”，最終沖出了敵人的重兵包圍圈，既為歷史留下了一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戰地傳奇，也讓后人看到了那一代共產黨員的政治定力與大局擔當。
遏止分裂轉折點：先行北上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歷盡艱險的兩軍將士相見后分外高興，紛紛互贈紀念品、召開聯歡會、講述征戰經歷，整體氣氛十分融洽。然而，當張國燾看到中央紅軍不過是一支僅有不足萬余人且裝備補給條件都十分差的疲憊之師，與自己手下率領的八萬之眾、兵強馬壯的四方面軍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個人的政治野心一下子膨脹起來。他借口“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決定，反而執意展開南下計劃，實際上就是想以此來要挾中央，向黨伸手要權。黨中央在拒絕張國燾無理要求的同時，也從維護大局的角度出發，對張國燾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同意讓其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但張仍感到不滿足，繼續在暗中從事分裂黨的活動。9月8日，他電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轉令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則將其扣留。9月9日，張國燾再次發電，要求右路軍南下以“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黨和紅軍隨時可能墜入組織分裂、手足相殘的黑暗深淵之中。
面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毛澤東和其他領導同志經過緊急協商后，一致認為說服或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非但沒有可能，再拖下去則極有可能會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央因此決定，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中央軍委縱隊一部迅速離開駐地，先行北上。如此一來，既能夠避免紅軍之間發生無必要的流血沖突，也使得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力量得以保存﹔而先行北上的成功實踐和南下計劃的受挫事實，使廣大紅軍官兵，尤其是紅四方面軍官兵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錯誤及其圖謀分裂黨和紅軍的本質，為日后實現全軍的集中統一指揮進一步掃清了障礙，同時也進一步鞏固了“黨指揮槍”這條人民軍隊的根本建軍原則。正如毛澤東在1937年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張國燾）要用槍杆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
南下失敗的紅四方面軍最終還是北上與中央紅軍匯合，而張國燾則於抗戰開始后叛逃至國民黨方面，全國解放前夕又逃往海外，最終病死於加拿大。曾經的中共一大代表，最終卻淪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歷史大潮中浮沉一生的張國燾，最缺乏的正是那種心向信仰、不慕權勢的政治定力。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央紅軍中那麼多領導同志，沒有一個被張國燾的槍杆子所嚇倒，更沒有人因此而與之密謀串通、卑躬屈膝，而是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堅決斗爭。而紅四方面軍中的不少同志，也沒有因張國燾是自己的上級而輕易動搖立場。中央紅軍先行北上之后，當有人請示徐向前“打不打”時，他就明確表態：“哪裡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體現的正是一名共產黨員在政治風浪襲來時的如磐定力與清醒頭腦。
全民抗戰轉折點：西安事變
1936年10月22日，歷經千難萬險、跨過無數坎坷的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將台堡會師，宣告了中國工農紅軍兩萬五千裡長征的最終勝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共內戰已經徹底結束，相反，此時的陝北根據地可謂三面受敵，蔣介石正期待著將這裡變成共產黨和紅軍的全軍覆沒之地。而此時，距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已然過去了整整五個年頭。在這五年期間，日本不但侵佔了東北三省全境，還先后與中國軍隊在上海（“一·二八”事變）、熱河（長城抗戰）、察哈爾（多倫抗戰）、內蒙古（綏遠抗戰）等地進行了多次作戰，並在其侵佔地區內成立了“滿洲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察哈爾盟公署”“蒙古軍政府”等傀儡政權，以期達到在掩人耳目的同時逐步分裂、蠶食中國的險惡目的。而此時的蔣介石依然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在對日問題上一再妥協退讓，不僅使中國丟掉了戰略價值極高的東北四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還讓日本軍隊堂而皇之地進駐了淞滬重鎮和華北腹地，把刺刀直接抵到了中國人的胸口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世人的目光一瞬間都投向了這座西北古都，猜測著中國時局的未來走向。
在聽聞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從全民族抗戰的大計出發，認為殺蔣隻能使中國再度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而這樣的中國更加無法抵擋日本的入侵，隻能被敵各個擊破。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定力與政治敏銳性，在這一刻又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實，早在1935年12月17日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央就已經深刻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必須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愛國者將日寇趕出中國。因此，周恩來飛赴西安，積極參與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中去，不僅成功化解了這一局面，還為日后國共合作抗戰做好了鋪墊。正如毛澤東所評價的那樣：“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半年后，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雖然許多曾經的軍長、師長都降級成了團長、營長，雖然大家要將心愛的紅五星從帽子上摘下，但全體將士始終堅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在黨中央人民戰爭路線的正確指導下，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抗戰之中，將自己的生命獻給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
清代鄭板橋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不懼四風、堅勁不折的岩中竹，正是“定力”二字的最好詮釋。而對於今天的共產黨員來說，在任何時候都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在任何情況下都始終牢記自己的黨員身份、堅守自己的黨性修養，如此方能獲得如岩中竹那般堅勁的政治定力，真正成為一名講政治、有信念的合格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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