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作者寫在前面

1、作為子女講述父親歷史的懷念文章，稱呼上實難把握，既應以尊稱，又要沿用寫史常規，故每自然段僅一處稱父親。對老一輩革命家叔伯，稱呼更難周全，僅一二處用昵稱，按常規不避名諱，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簡代，請讀者及尊者家人諒解。

2、為便於理解，史實外加了些背景介紹、意義概述和簡單評價，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顧及點評，盡量注意黨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闡述些獨見並非共識，或許可對史實提出個新視角？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思考。請慨允。

3、為再現老一輩的個性，表現故事的鮮活性，力圖在敘述上輕鬆點、通俗點，以新針腳縫合舊貂裘、改舊詩詞附會新文意，在文字上作點新試、破點規矩，或許可對史實激發些新感悟？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探討。請海涵。

4、本應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閱讀起來過於煩瑣，甚至超過正文篇幅。故僅注釋史實出處、部分專用名詞和個別人物簡介，以便讀者和研究者詳盡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親，篇幅又已超長，故簡化了許多人的作為與功績。本人獨家掌握的史料和補白新解，或許可為史實增添點新內容？講述予眾，共享與眾，評判於眾，我自負責。身為國之干城一將軍，人民養育一小兵，軍人的責任和兒子的義務，都決定我必須寫這篇文章。只是竭盡全力精練濃縮地講述，仍是既粗略又超長。敬請讀者體諒。

編者的話

劉少奇，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人們熟知他對黨的理論、組織和政權建設的巨大貢獻，但他漫長的軍事生涯，雖早有記載著述，卻鮮為人知。在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中，在處於敵對勢力包圍的中國建設中，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並長期擔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劉少奇對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的卓越貢獻，正是他光輝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當代國人應知當知，后代軍人不可不知。

 衛黃保華 武裝工農

父親劉少奇的一生，與國防、軍事和軍隊有不解之緣，緊密相連。因為，在他成長生活的年代，這是無可回避、至關重要的﹔於他為之奮斗的事業，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關的。

舊中國，積弱積貧、落后挨打，喪權辱國、受盡欺侮，列強分中國，混戰遍南北，國人首先感覺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種、要救亡。父親不滿17周歲時，就領頭參加“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毋忘國恥”“不當亡國奴”的抗議游行，並給自己改名“劉衛黃” （《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1頁），意為保衛黃種人，保衛炎黃子孫。他給第一個兒子起名叫“保華”（衛黃意為“保衛黃種人”，保華意為“保中華”，是劉少奇自述原話），同樣是保衛國家、保衛中華民族之意。衛黃保華 ，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對后輩的重托。

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家中，相當多人都進過早期軍校，如講武學堂、黃埔軍校。劉少奇不滿18周歲時（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時值軍閥混戰時期，湖南省督軍譚延闿建此校，開學不滿一年（1917年秋），譚督軍下台，引來各派軍閥搶奪，講武堂變全武行，成為槍炮交火之地，師生們作鳥獸散跑光光，“劉九書櫃”（鄉親們給少年劉少奇起的雅號）卷走不少兵書課本，回家研讀。

1919年夏初，父親到北京參加“五四運動”。他十分興奮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0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上留俄預備班。1921年春夏，劉少奇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陸、跨西伯利亞冰原，跋涉三個月才抵達。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就是軍事。中國學生最急切想要學的，正是蘇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的理論和實踐。入冬，劉少奇轉入中國共產黨 （《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12、14、16、18、19頁）。

1922年春，父親回國，自稱“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 ”（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這本“經”，一言以蔽之：武裝工農，奪取政權。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委派劉少奇回湖南，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而毛澤東正是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也就是說，建黨一年后，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現在的話，在一個班子工作，毛是班長（28周歲），劉是成員（23周歲）。9月，黨中央緊急來信、毛伯伯通知父親到安源（《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7-39頁） 。

劉少奇在安源搞工運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全國工運失敗、處於低潮時，“如海中孤島”、“巍然獨存”的安源卻“得到完全勝利，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可謂獨樹一幟，“碩果僅存”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09頁）。父親在那裡主事兩年多（中共湘區執委兼中共安源黨的領導、工人俱樂部總主任等，1924年9 月后兼漢冶萍總工會臨時委員長主持工作），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聚集此地，最多時佔全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楊尚昆回憶：1925年初全國900名黨員，安源佔300多名﹔羅章龍回憶佔近三分之二），僅本地 15個支部300名黨員，上繳的黨費是黨中央最大的經費來源。安源被稱為“小莫斯科”！對共產黨人來說，安源既是風雲際會之地，又是培訓創新之家，創造出十個“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裝”。紅色搖籃，名副其實，功莫大焉 （《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9-53-59頁）！

父親非常注重武裝工人。首先，是宣傳教育：安源工人俱樂部（1923年父親與1922年入黨的何保貞媽媽結婚。何原名寶珍，自改名葆貞，父親亦稱保貞或保真，是楊開慧的閨蜜，經毛澤東派到安源，在工人俱樂部任教員。1925年我大哥出生，初名保華或葆華，“保（葆）”來自母名，滿周歲送回寧鄉老家撫養，按輩分排“允”字，后名劉允斌）設有保衛民族國家所必需的軍事課程（蕭勁光從蘇聯紅軍大學畢業歸來，到安源講軍事課），教授工友和各地來的黨員，講述勞動階級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身解放，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在我黨“第一所黨校”（《劉少奇大辭典》，中央文獻等四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3頁），劉少奇親任校長講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繼而，就著手實踐：組織起武裝工人糾察團，1923年糾察員就達200人（1925年已800多人），並改造了礦警隊，“以維護礦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認：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發軔於安源（王光美：《與君同舟 風雨無悔》，見《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8-9頁）。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基礎——混沌初始，開天辟地，鼎立中華！

1925年春，父親離開安源，到廣東、上海參加領導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 和“五卅運動”中規模空前的工人運動。他依安源經驗再次親手組織了工人糾察隊。1926年2月下旬，劉少奇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明確指出：必須“組織人民的軍隊——武裝工農”，又要求省港罷工“擴充武裝糾察”。這為一年多以后的“廣州起義”培養了骨干（《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12-14頁）。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頒令遷都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也隨遷而至。那一時期，工人運動達到高潮。“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劉少奇順應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漢冶萍（安源）總工會基礎，親手組織起工人糾察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擁有3000槍支，在收回漢口英租界（中國首次收回列強的租界地）等標志性大事件中做出歷史貢獻﹔在“四·三慘案”后發起的抗日斗爭中，在與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以及黑惡勢力的斗爭中，維護了人民利益。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解散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汪精衛還保持了三個月的“國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漢政府也同共產黨翻了臉。

6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寧漢合流”，進行所謂的“清黨、分共”（國民黨35軍軍長何健准備政變攻擊），總書記陳獨秀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把任務交給了父親。一方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在會議上堅決反對，但又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另一方面，作為工人糾察隊的組織領導者，劉少奇與29歲的同齡人周恩來等謀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表面上解散，繳出破槍、梭鏢和棍棒，實則秘密轉移這部分寶貴的武裝力量，將3000名糾察隊精銳連同較好的槍械裝備，輸送到葉挺與賀龍的部隊裡，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為20天后的南昌起義注入生力軍（《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2-73頁）。當今，所謂劉少奇的“卷旗不繳槍”，專指此時此事。這就使工農武裝的雛形，變為“八一起義”之前我黨所掌握的正式武裝力量，成為人民軍隊的前身（也有相當部分人認定，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等工農武裝，已經是人民軍隊）。

同時，共產黨人也都快速疏散。父親搭賀龍的官船到九江，上廬山養病。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工人運動是我黨最重要的工作，有工運才有黨，“工會工作在先，黨的工作在后（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在黨的武裝部隊中地位當然也高。

7 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決定南昌起義，派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上廬山面見劉少奇，秘密通告起義計劃。聶帥晚年時對母親和我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父親表示一定參加，后因起義倉促提前，沒能趕上。在革命戰爭中“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越是可靠、英勇、頑強，犧牲就越多，“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14頁）”。工農武裝開古今，老帥情深念舊心。百戰拼殺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接下來，是9月的秋收起義，在湘贛邊區多地，工農揭竿而起。如果要確定標志性的地點，應該是在毛澤東開會發動起義的安源，起義組成的三個團中，有一個整團（二團和三團一部，《劉少奇大辭典》，中央文獻等四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頁）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持槍械）。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名義，打的還是國民革命軍青天白日旗號﹔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紅旗，“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那麼，工農革命軍（后稱工農紅軍）的“工”，當時的體現者是誰？主力就是安源工人。顯然，這同劉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礎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關聯。

后來，井岡山時期也好，中央蘇區也好，毛澤東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擴紅。一座煤礦，前后上萬工人踴躍參軍，尤顯可貴。一家企業，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員反抗血腥恐怖的舊勢力，力絕空前！當然，99%都打沒了。新中國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調查部部長、中共中央委員）就來自安源（孔丹、孔棟講述）﹔開國中將丁秋生、少將吳烈都曾在安源當童工多年，恰逢1930年9月毛澤東來擴紅，加入隊伍（海軍原副司令丁一平中將講述）。

有必要多強調一句：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李維漢、蕭勁光等都是從安源走出來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也依然風靡。當初可是“紅旗卷起”工農戟﹔如今已見“遍地英雄下夕煙”！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工農武裝的歷史貢獻，我們的人民軍隊不可不知，決不能忘！

接著是“廣州起義”，同樣以工人糾察隊為骨干，因失敗沒有接續，不贅述——謹向當年所有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發跡之源，“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看傳承之世，國家前進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滿徑。

當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義”，都有工人階級的重要成分。為什麼重點介紹同為漢冶萍的武漢和安源工人糾察隊呢？因為他們構成南昌起義（黨員骨干）和秋收起義（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脈延續至今，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前身，當之無愧！這跟劉少奇多年領導的工人運動密不可分，早已功載春秋。

我說的這些，均有確鑿的史料，在諸多文章和文獻裡都有銘記。但是，很少有人將建立工農武裝、人民軍隊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聶榮臻的回憶，意味深長地道明了兩者之間的因緣：為什麼要將南昌起義提前通知少奇呢？就因為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

之后幾十年間，父親與國防、軍事、軍隊的關系日益密切、終其一生，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奮斗不息、舍生忘死！劉少奇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壯大，為根據地的創立和擴大，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設，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被譽為文韜武略，功勛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