鑿穿“鐵桶”——促使紅軍提前長征的絕密情報【2】

1978年莫雄（前排右二）隨廣東政協代表團赴京期間，受到葉劍英元帥（前排正中）的親切接見並合照留影。

上世紀50年代在遼寧工作時的項與年。

1936年，莫雄棄守畢節，配合紅軍長征。圖為國民黨軍上司議處莫雄的電報。

▲古大存

敲掉門牙送情報

“鐵桶計劃”究竟如何送到層層包圍中的中央蘇區？除了《莫雄回憶錄》中的記載，還有多個版本。

1996年7月，紀念項與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項與年的革命生涯》即將出版，習仲勛同志欣然為此書作序，在序言中這樣寫道：“他（項與年）最為輝煌的一頁，是他和戰友在獲得廬山會議‘剿共計劃’這一重要情報后，為了及時送到中央蘇區，敲掉門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鎖線，日夜兼程，把這一關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情報及時送到瑞金，親自交到周恩來手中。”

李克農之子李力在《懷念家父李克農》一書中，同樣記載了這份關乎紅軍命運的重要情報。關於送交情報的過程，書中的說法是：“並由項與年日夜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負責的秘密聯絡點，再由交通員連夜送往瑞金。”

在這三個版本的講述者中，習仲勛同志對項與年最熟悉了解。1938年，習仲勛任綏德地委書記，項與年任綏德地委常委兼統戰部長，兩人結下了深厚革命友情。項與年后人撰寫的懷念文章講述這段歷史時，更為詳細地披露了其中驚心動魄的細節。

莫雄把“鐵桶計劃”完整交給中共地下黨組織當晚，劉啞佛、項與年、盧志英深知這份情報生死攸關，必須馬上送交黨中央，容不得一點閃失。三人商定，由項與年親自運送情報。這是考慮到中央蘇區一帶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項與年會講客家話，路上便於掩護，還有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三人中，項與年有著最豐富的地下斗爭和臨敵處置經驗。

項與年是福建省連城縣人，老家與中央蘇區相距不遠。他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往國外在華僑中開展工人運動。1927年回國后從事黨的秘密活動，后進入中央特科三科工作。三科又名行動科，即為著名的特科“紅隊”、“打狗隊”。項與年曾參與武裝劫囚車營救彭湃，但那次行動因囚車提前經過而沒能實施，彭湃不幸遇害。不過，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被“紅隊”懲處，項與年就是行動執行人之一。

三人連夜把情報上的敵兵力部署、火力配系、進攻計劃、指揮機構設置等要點用密寫藥水逐一寫在4本學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將整個“鐵桶計劃”密寫完畢。接著，又對沿途敵情進行分析，選擇了一條較為快速、安全到達蘇區的路線：由南昌乘車到吉安，進入泰和，再從山區直插興國、於都到達瑞金。這條路線與南昌至連城的路線有很大重合，給說著一口連城客家話的項與年提供了很恰當的掩護。

就這樣，項與年裝扮成教書先生帶上絕密情報出發了。

項與年帶著情報進入泰和縣山區后，發現敵情遠比預想的嚴重，每個村子都駐有“進剿”的敵軍，進出蘇區的所有道路都被嚴密封鎖，發現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項與年隻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糧和野果山泉充飢。

經多天艱難跋涉，38歲的項與年變得骨瘦如柴、滿臉胡須，完全失去了過去的模樣。當他到達興國后，發現敵人封鎖更加嚴密，每個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壯年剛一接近，就立刻被當作“赤匪偵探”抓走。項與年一身教書匠模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通過哨卡。他隻得再回到山裡尋找時機。

眼看時間一點一點過去，項與年心急如焚。他深知自己懷揣的這份情報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敵人的“鐵桶”正越箍越緊，每耽擱一天，都可能失去最后的生機。情急之下，項與年想出一個辦法，他從地上抓起一塊石頭，狠狠地朝自己面門拍下。血流滿面，4顆門牙混著血沫被吐了出來。

第二天，雙腮已經嚴重腫脹的項與年，面部變得猙獰嚇人，頭發像蒿草一樣蓬亂，衣服也早已被荊棘刮得破爛不堪，完全成了一個蓬頭垢面、讓人厭惡的老叫花子。他忍著疼痛將4本密寫字典藏在滿是污穢的袋子裡，上面放上乞討來的發餿食物，赤著雙腳下了山。沿途敵軍哨兵見了，捂住鼻子將他趕走。在這樣的偽裝下，項與年終於穿過層層封鎖，跋涉數天到達瑞金。

這份系著八萬紅軍生命的絕密情報終於由項與年親手交到紅軍總政委、“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手中。

在聽完項與年的匯報后，周恩來馬上命令紅軍作戰情報部門將4本密寫字典復原成文字圖表，認真進行分析研究。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於都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

提前長征

紅軍長征的設想和准備，其實並不是得到這份情報才產生的。

蔣介石實施的第五次“圍剿”，從1933年9月就開始了。國民黨軍步步緊逼，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在得到“鐵桶計劃”的情報之前，紅軍遭受的巨大損失已經讓中央意識到了危險。

早在1934年4月底廣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就在考慮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的問題。伍修權回憶：“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說，要准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不過那時根本沒有打算走那麼遠，也沒有說是什麼長征，隻准備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大約在長征開始的半年前，就進行了各項准備工作。”

據李德所著的回憶錄《中國紀事》記載，1934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擬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隊准備突破封鎖”這個觀點。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並將決定報共產國際批准。隨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備領導戰略轉移。但在當時，戰略轉移的決定並沒有執行，紅軍仍在同國民黨軍鏖戰。同年8月，戰略轉移的直接准備開始。

李德還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的8月計劃，預定紅軍突圍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扑個空。”

但是，如果紅軍的突圍時間真的按照原計劃，在10月底11月初實施，那麼蔣介石發動的最后總攻很可能就不是“扑個空”了。

莫雄和項與年提供的“鐵桶計劃”情報，在最關鍵的時間節點送到了中央手中。情報的決定性作用，是促使中央紅軍在國民黨軍的包圍圈最終形成之前，提前突圍轉移。李克農之子李力在《懷念家父李克農》一書中這樣描述：“看到這份情報，中央領導成員暗自吃驚，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敵軍將合圍成功，紅軍很難脫身。”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及機關直屬隊共約8萬人，從長汀、古城向西轉移，由此開始了中央紅軍歷時兩年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即便是尚未完全實現的“鐵桶”合圍，也讓紅軍的突圍付出了慘烈代價。

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12月1日紅軍浴血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由於連續苦戰，紅軍由8萬余人銳減5萬余人，剩余3萬余人。

突破四道封鎖線，紅軍跳出了“鐵桶”，但是危險仍未離開，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被蔣介石看破，一路圍追堵截，試圖讓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隨后強渡烏江，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

如果“鐵桶計劃”的情報沒有及時送到，等到蔣介石完成全部部署，那麼長征能不能開始、紅軍能不能突圍，可能都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可是，蔣介石的“鐵桶”再結實，也終究成了一隻“漏桶”。在這隻“鐵桶”上鑿出最大窟窿的莫雄，很明白自己此舉是押上了身家性命。他在回憶錄中感慨慶幸：“幸而他們（項與年等）干得都很漂亮，蔣介石在圍剿計劃泄露后也沒有向下追查，否則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來，我將必死無疑了。”

可能連蔣介石本人都沒有意識到，他的“鐵桶計劃”功虧一簣是因為提前泄密，他也沒有懷疑到莫雄頭上。不過，紅軍長征開始將近半年后，1935年春的一天，蔣介石的一紙電令還是把莫雄驚出了一身冷汗。

那份電令讓莫雄馬上乘飛機前往貴陽，沒有說出任何因由。莫雄心裡沒底，找劉啞佛商量對策。劉啞佛考慮少頃，給莫雄分析道：“若是我們的事情敗露了，隻要吩咐你到省城開會，在那裡就能抓你，用不著叫你去貴陽。莫大哥盡管放心去。”

莫雄依言飛到貴陽。果然，蔣介石毫不知情，調莫雄到貴陽是給他派了個新差事——畢節行政督察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相對而言，還算有所“提拔”，手下的人馬升級為國民黨中央軍的一個師。

莫雄到畢節上任，把贛北第四區行政專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員帶了過去，其中包括劉啞佛、盧志英等中共地下黨員。

在畢節，莫雄又遇到了長征途中的紅軍，他也一如既往地延續著與共產黨的友誼。

老朋友

1936年2月，賀龍、蕭克率紅二、六軍團要通過畢節。“剿共”司令莫雄得到消息，不戰不守，帶著國民黨駐軍跑到城外的深山裡“剿匪”去了，把畢節城留給紅軍休整了將近半個月。

莫雄“棄守”畢節實在太過明顯，就算不是“通共”，也難逃“畏戰”之罪。蔣介石大為光火，下令逮捕莫雄，關到了南京軍法處。

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這時候，粵系陳濟棠和桂系李宗仁聯合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莫雄是廣東人，出身粵軍，在粵系人脈極深。“兩廣事變”的當口，蔣介石也不能處置他激化與粵系矛盾。

非但如此，莫雄積累的人脈交情再次發揮了作用，張發奎和陳誠出面作保，勸說蔣介石利用莫雄在廣東的影響力，派他去兩廣策反。蔣介石也覺得莫雄還有用處，真的委任他為中央軍事委員會特派員，讓他去和陳誠商議策反事宜。

結果，沒等莫雄動身前往廣東，“兩廣事變”平息。莫雄脫了牢獄之災，蔣介石不能再找后賬，但還是把莫雄從軍界踢出，隻讓他任行政督察專員。

不久后，日軍發動全面侵華，廣東亦被侵佔。莫雄重獲啟用，出任廣東二十三區游擊司令兼南雄縣長。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莫雄與共產黨的往來更為密切，原紅十一軍軍長古大存成了莫雄的上校參謀長。后來莫雄出任“廣東挺進第二縱隊”司令，共產黨員黃桐華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因為是國共合作抗日，莫雄如此“通共”，國民黨反動派也不能公開以此定罪。但是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表面上已經與共產黨沒有往來的莫雄，還是上了國民黨保密局的黑名單。1949年，國民黨反動派瘋狂捕殺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莫雄被明令通緝。幸而莫雄得到消息，避走香港。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沒過幾天，身在香港的莫雄就接到了幾封請他回廣州的信，其中一封是剛剛指揮大軍完成廣東戰役、新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葉劍英的親筆。

說起來，葉劍英也是莫雄的老朋友了。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葉劍英是粵軍第二師參謀長，莫雄是該師的一個旅長，兩人早有袍澤之誼。

莫雄欣喜地回到廣州。一見面，葉劍英就說，南下之前，毛澤東主席就囑咐他，到廣東后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們黨的老朋友、老同志，無論他過去犯過什麼罪，都要安排他工作。就這樣，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員會協助解放軍剿匪，然后回到廣州，到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工作。

1951年英德土改時，當地農民不曉得莫雄暗中為黨工作多年，隻知道他是本鄉的一個國民黨大官，在土改工作組的支持下，上書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鄉進行批斗，然后執行槍決。

眼看莫雄命懸一線，他在共產黨的老朋友及時出手。抗日戰爭時期曾並肩戰斗的古大存，時任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政法委主任，聞訊后為莫雄極力申辯。怕自己說話作用不夠，古大存又直接給葉劍英打了電話。葉劍英聽罷大驚，馬上電令“刀下留人”，把莫雄保了下來。

從莫雄開始與中央特科接觸、秘密為黨工作開始，到新中國成立，時間已經過了將近20年，很多當年的地下黨老朋友，比如劉啞佛、盧志英已經犧牲於隱蔽戰線的特殊戰斗，還有很多像項與年一樣，匆匆一別，再無消息。但是，莫雄和共產黨的這份特殊友誼，一直沒有被遺忘。

1956年，已是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在《南方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在數千公裡之外的遼寧，“莫雄”兩個字引起了時任遼寧省監察廳副廳長梁明德的關注，他馬上打電話問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你們報紙上的這個莫雄是不是以前粵軍的莫雄？獲肯定答復后，梁明德欣喜若狂，馬上給自己的老上級李克農報告，說當年給我們送情報的莫雄還活著呢！

梁明德不是旁人，正是當年敲掉門牙送情報的項與年。

將“鐵桶計劃”的情報交給周恩來之后，項與年隨隊長征。途中，他受中央特科派遣，赴上海、江西執行任務。然而，這次出師並不順利，剛剛到達南京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並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審訊。幸好，項與年隨身帶有國民黨的各種証件，他同敵人巧妙周旋，終於乘敵人放鬆警惕時逃離看管所。

不久后，項與年重新找到黨組織。因為身份曾經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繼續從事秘密情報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王世英、南漢宸、習仲勛、李克農等一起，來往於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人士之間，從事情報、統戰工作。

此時，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習仲勛正好擔任關中分區黨委書記和綏德地委書記。兩次共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78年，項與年在福建龍岩病逝。習仲勛聞訊，親筆寫下1000多字的唁電。18年后，后人編著項與年紀念文集，習仲勛再次操筆撰文，熱情贊嘆項與年：“在白色恐怖彌漫全國的險惡環境中，他穿梭於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間”。“長期的地下斗爭，把項與年塑造成一個機智勇敢、沉著堅定、不事張揚、不怕任何困難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一個見多識廣、襟懷坦白、善與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對自己的歷史從不宣揚，連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談及”。

1956年，項與年終於在報紙上看到了闊別30余年的老朋友莫雄。李克農也一直惦記著這位老朋友，他讓項與年去廣州接莫雄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葉劍英元帥也在家中擺酒宴請兩位英雄，熱情贊揚他們的歷史功績。

莫雄為人重義，結交廣闊，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因此還得了個“五色將軍”的外號。而他一生最珍視的，就是與共產黨的這份特殊友誼。這個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五色將軍”，有著最閃亮的紅色底色。在回憶錄中，他寫道：“‘黨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對我一生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