鑿穿“鐵桶”——促使紅軍提前長征的絕密情報

▲1956年，項與年（左）與莫雄重逢時合影。

▲地下黨員張育民在南昌開設西醫診所，作為中央特科與莫雄的秘密聯絡站。

▲1934年時的莫雄。

莫雄的公文箱，“鐵桶計劃”就是裝在這個箱子裡帶下廬山。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岌岌可危。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指揮，中央紅軍血戰一年，未能完全抵擋國民黨軍的步步緊逼。國民黨軍四面蠶食著紅色的土地，一步步迫近中央蘇區中心地帶。

就在蔣介石為其“圍剿”紅軍制訂的“鐵桶計劃”即將實現而躊躇滿志之時，這份絕密的作戰計劃卻送到了中共中央手中。千鈞一發之際，中央果斷決定：紅軍提前實施戰略轉移。偉大的二萬五千裡長征開始了。出發時間，比原定計劃提前了半個月左右。

回看長征出發時的歷史，其凶險和慘烈至今令人心驚。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浴血湘江，總兵力從8萬人銳減至3萬人。幸而，中共中央還在，紅軍主力還在，中國革命的火種還在。

如果沒有那份在“鐵桶”完成合圍之前送出的絕密情報，后果不堪設想。毛澤東在長征突破烏江天險后曾感慨：“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搞情報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搞情報的同志”，指的是屢立奇功的隱蔽戰線，當然包括搞到蔣介石“鐵桶計劃”的同志。其中最關鍵的兩個人，一個是並非共產黨員卻被稱為“共產黨的老朋友”的國民黨少將莫雄，一個是功勛卓著的隱蔽戰士，真名隱於歷史幾十年的項與年。

堡壘重圍中的中央蘇區

1933年秋，蔣介石調集了100多萬軍隊和200架飛機，親自坐鎮指揮，對江西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直接用於中央蘇區的兵力就達50多萬人。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南昌行營”，親自坐鎮，指揮本次“圍剿”。“南昌行營”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漢三個特別市的軍政事宜，權力極大。

也正是在這前后，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進入了中央蘇區。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十分信賴李德，將軍事大權交給了李德。李德指揮的特點，是拘泥於教條，並不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據當時給他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回憶：“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准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紅軍與國民黨軍在瑞金北邊的要地黎川鏖戰，由於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戰斗未能收回。這樣，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發動反蔣的“福建事變”。蔣介石迅即抽調“圍剿”部隊討伐第十九路軍，后者在1934年1月被擊敗。隨后，蔣介石調整“圍剿”部署，卷土重來。

這一次，蔣介石有了一位德國“高參”。前全德陸軍參謀長、國防軍總司令馮·賽克特上將受邀來華，正式擔任了蔣介石政府的軍事顧問。

傳統的說法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的戰略戰術，特別是將蘇區紅軍置於死地的堡壘戰決策，主要出自賽克特的建議。當時正在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進行遙控指揮的王明是這樣認為，直接指揮紅軍作戰的李德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也這麼回憶，包括斯諾、索爾茲伯裡等一大批外國記者在著作中也是這樣寫。

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就特意加注了這樣幾句話：“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厮殺！”

不過，此說被很多歷史研究者否定。

早在1936年12月，毛澤東就在其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國民黨的反動將軍柳維垣，后來有戴岳。最后他們的意見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這裡所說的第五次“圍剿”的新軍事原則，主要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

被毛澤東“點名”的原國民黨軍第46師師長戴岳，后來也曾專門撰文《我對蔣介石建議碉堡政策的經過》，回憶此事。

“堡壘政策”要求國民黨軍“步步為營，節節推進，層層包圍，步步進逼”。其核心又是“行軍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隊走到哪裡，碉堡就建到哪裡，先鞏固陣地，再穩扎穩打，依靠稠密碉堡體系，做到各堡相望，構成火網，星羅棋布，互為依托，筑堡和清剿齊頭並進，平推向前以擠縮“匪區”。據國民黨當時資料中的統計，從1933年開始第五次“圍剿”到1934年秋紅軍長征前夕，僅在江西蘇區周圍其碉堡總數即達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鐵桶陣”。

且不說蔣介石政府的“堡壘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國人賽克特，在紅軍這方面，另一個德國人李德，必須要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負主要責任。

1934年7月，國民黨軍隊先后突破了紅軍的外圍防御，直向蘇區腹地扑來。

此時，中央紅軍兵力不到10萬人，糧食供給緊張，彈藥極度匱乏，加之半年連續作戰嚴重減員，每個作戰師已不足4000人。面對險惡的敵我態勢，“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博古卻提出“以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不喪失蘇區一寸土地”等錯誤指導口號。李德更是用軍事教條主義打起了“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口、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致使紅軍遭受慘重損失。僅在1934年4月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就傷亡5500多人。而分兵迎敵又使各路紅軍由節節抵抗變成節節敗退，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至1934年9月，中央蘇區隻剩下七八個縣城。時任中華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的陳毅形容，當時蘇區的狹小地域“拿梭標一捅都能戳穿”。

“堡壘政策”的目標幾乎就要實現了。9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制訂了最后“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調集150萬大軍、270架飛機、200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從四面八方形成包圍圈，架起30多道鐵絲網，構成嚴密火力網，組織幾十萬大軍逐步向瑞金推進，包圍半徑距瑞金150公裡。最后將紅軍主力壓迫到很小范圍進行決戰。

廬山軍事會議最后由蔣介石致閉幕詞，他信心滿滿地說：“現在‘剿共’大業已握勝券，望各方負責人積極執行會議的決策”，“畢其功於一役!”

在場的200多名國民黨將領個個摩拳擦掌，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心底卻為紅軍的命運焦急萬分。他就是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大哥”

“廬山已開始下雪。開會的地方叫牯嶺，這是一個圩場，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廬山頂上。這次秘密軍事會議就在離圩場不遠的一座禮堂裡召開，整個牯嶺都置於嚴密的警戒之中。”在莫雄的回憶錄中，這場關鍵的國民黨軍事會議，伴隨著一片肅殺之氣。

這次會議有兩百多與會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東五省的省主席、部隊司令、軍長、師長、高級參謀，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南昌“剿共”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負責具體事項。莫雄作為國民黨軍少將參議、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原本不夠格參會，但是一來莫雄管轄的贛北第四行署是德安地區，廬山正在其中，二來莫雄與蔣介石關系特殊，所以被破格特邀參加。

莫雄與蔣介石頗有淵源，他甚至可以說是蔣介石的“救命恩人”，但是兩人的關系絕不止“恩情”。

莫雄生於1891年，廣東英德人，貧苦出身，早年在廣州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著名的黃花崗起義、護國討袁、討伐陳炯明和北伐戰爭，歷任團長、旅長、師長，在國民黨內素來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被尊稱為“莫大哥”。

1922年北伐軍興師討伐軍閥吳佩孚時，蔣介石時任大本營參軍兼粵軍第二軍總參謀長，負責大本營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區“土匪”萬余人包圍大本營，蔣介石被困在城中，慌忙拍電報向粵軍第四獨立旅求援，莫雄時任該營營長，帶了兩個營，冒死把蔣介石救了出來。這是他與蔣介石結下非凡交情的開端。

剛認識蔣介石的時候，莫雄對他頗有好感。莫雄在回憶錄中提到：“他(指蔣介石)贏得了眾多革命黨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認為他是個年輕有為的將才。”但是，蔣介石很快表現出了反復無情的政治手腕，讓這位極重義氣的“莫大哥”對其離心離德。

1925年，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遇刺后，粵軍一些中高級軍官受牽連，蔣介石趁機逼迫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下野，奪得兵權。當時莫雄已是粵軍中將師長，所屬部隊被蔣介石以“反革命軍隊”的罪名繳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門。此后，莫雄由先前的對蔣介石有好感，變成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蔣介石，這也是他日后向中共情報組織靠攏的基礎。

1930年年底，莫雄在上海見到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謀了個“財政部視察”的挂名閑差，每月有300元高薪，基本處於賦閑狀態。

賦閑上海期間，莫雄偶遇了他在粵軍時的舊部劉啞佛。

劉啞佛是魯迅先生名篇《記念劉和珍君》中的劉和珍的哥哥，中共地下黨員。1925年莫雄任粵軍十一師師長，與劉啞佛相識。他當時並不知道劉啞佛的真實身份，但是覺得劉啞佛“頭腦清醒、新穎，思想進步”，於是委任他為師政治部主任。只是共事不到一個月，這個師就被蔣介石繳了械，兩個人自此分別。

上海重逢，莫雄和劉啞佛自是歡喜。了解到莫雄的境遇和思想狀況后，劉啞佛認定他是爭取對象，這才向他表明了身份。經劉啞佛介紹，莫雄又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嚴希純、項與年、盧志英等人，並與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線，成為特科的重點統戰對象。莫雄回憶：“他們（指中共黨員）常以革命道理來開導我。向我介紹蘇聯十月革命，介紹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打敗了十四國聯軍的侵略的情況，並向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

在共產黨的影響下，莫雄的思想傾向發生很大變化，向嚴希純提出要求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嚴希純傳達了上海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李克農的意見：“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輩，孫先生的忠實信徒，你參加共產黨的請求黨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你在國民黨中資歷老、社交廣。因此，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黨為宜。”

莫雄在國民黨中留了下來，一直暗中幫助共產黨，但終生未加入共產黨。

此后數年，莫雄幾次公開、暗中反蔣，卻沒有招致大禍，只是在官場、軍界幾經沉浮起落。而這位一身江湖氣的“莫大哥”，結交甚廣，人脈極深，總能有朋友在關鍵時刻提攜幫襯。

1933年底，莫雄受中央特科派遣，到江西投靠當年的小兄弟薛岳。薛岳此時是江西“剿共”部隊第二路軍總指揮，蔣介石得力干將，正春風得意。他讓“莫大哥”在第二路軍南昌辦事處挂個單，又是一個隻領薪不干事的閑職。

沒多久，莫雄在南昌遇到了故交楊永泰。楊永泰是蔣介石高級幕僚，南昌“剿共”行營秘書長。他保薦莫雄任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蔣介石簽發了委任狀。

相對於莫雄的資歷背景，這個職務雖不顯赫，但屬地重要，管轄著蔣介石極偏愛的廬山，且接近中央蘇區，“剿共”責任很大。

粵軍出身，非蔣嫡系，又有多次反蔣歷史，莫雄何以得到蔣介石的委任？莫雄在回憶錄中說：“在私交方面，我與蔣氏表面上是較融洽的，我每次去見蔣，侍從室的人極少刁難。”而據莫雄之子莫棟梁分析，“在蔣介石的眼裡，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粵軍的時候，蔣介石和他合作過，幾次硬仗都打下來了。但他不知道我父親思想的變化，以為這些人是沒有腦筋的。”此前，莫雄在宋子文手下曾擔任稅警總團團長，在淮徐地區成功剿匪。此事令蔣介石印象深刻，也是他被任命的原因之一。

蔣介石做夢也想不到，他把一個共產黨的朋友派到了“剿共”一線﹔更不會想到，這個以“剿共”為任的保安司令，居然把一隊共產黨人堂而皇之地招致麾下。

“鐵桶計劃”

牯嶺軍事會議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甚至連《蔣介石年譜》中也沒有具體提到這次會議，隻粗略記載，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廬山召開整軍會議。1934年10月4日，蔣介石與楊永泰等人離開廬山去武漢視察。

牯嶺軍事會議的具體日期很難查實，莫雄口述回憶錄時已是幾十年后，他對時間的記憶也有些模糊：“1934年10月初（一說9月下旬），我奉蔣介石密令上廬山參加秘密軍事會議。”不過，會議傳達的“鐵桶計劃”給莫雄帶來了極大震撼，因而對其內容記憶深刻。

這份“鐵桶計劃”策劃得極為嚴密，僅闡述文件摞起來就有幾斤重，內容有國民黨軍的“剿匪”總動員令、各部隊戰斗序列、兵力部署、進攻路線、作戰圖表以及蔣介石的“剿匪守則”等。每份會議文件都打有藍色的“極機密”字樣，並按名單編號存檔。

除了前文所述150公裡半徑的包圍圈外，蔣介石還有詳盡、狠毒的最后決戰計劃：一俟包圍圈完成，各“圍剿”部隊每日向瑞金中心推進7—8華裡，每推進1華裡布上一重鐵絲網，每5公裡筑一道碉堡線，碉堡的設置使得他們的火力構成極為嚴密的交叉封鎖網。

為防止紅軍突圍，還計劃配備1000輛軍用卡車快速運送部隊實施機動截擊，以求在1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消滅。為隱蔽作戰企圖，計劃還要求12個師的先頭部隊在大包圍圈尚未完成之前，全力在蘇區四周搶佔地盤，不斷與紅軍保持糾纏，用假象造成紅軍判斷失誤，以達成“鐵桶作戰”的突然性。

“會議打算開一個星期，但才開始兩天，因其計劃規模之巨大，各項布置之細微，陰謀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驚！”莫雄回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陰險毒辣、規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軍事計劃！與以前的四次‘圍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若此計劃得以實施，則紅軍的處境不堪設想！”

莫雄深知其中利害，牯嶺軍事會議一結束，他就帶著全套的“鐵桶計劃”下了山，連夜趕回德安司令部。

已是掌燈時分，莫雄一進司令部大門，就傳令召集司令部幾個核心部門的負責人馬上開會。這幾個人，無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劉啞佛，這時的身份是贛北第四行署專署主任秘書﹔“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參謀是盧志英、情報參謀是項與年，都是莫雄在上海時直接接觸的中共地下黨員。

原來，蔣介石在給莫雄簽發委任狀的時候，為表示信任，還讓楊永泰給了他行署和司令部的兩份空白組織表以及三千元大洋，任由他自己找人“搭班子”。

此舉正合莫雄之意。他表面上還沖楊永泰發牢騷：“讓我當兩個官，可是一個人也不給我。我在南昌一個人也沒有，要找得到上海去找。”楊永泰自是滿口應允。

莫雄回到上海，馬上聯系了劉啞佛、項與年等人：“假如你們信得過我莫雄，請你們派些共產黨員來與我一起干吧。我當司令，你們來當我的部下。蔣介石要我剿共，我卻要剿蔣。”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打入敵人內部的好機會，上海地下黨組織依計而行。據莫雄回憶，他的贛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裡，由上海地下黨組織安排了十幾人。由於年代久遠，他隻記得接觸時間較久、關系密切的幾個人的名字。不過，這個國民黨行政和軍事體制內的機構，事實上主要是由共產黨員組成的。

中共隱蔽戰線在革命戰爭年代創造過無數傳奇，但是像贛北第四行署、“剿共”保安司令部這樣，幾乎核心崗位都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完全掌控“剿共”的情況，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莫雄任江西贛北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當地紅軍偽裝被莫雄“擊潰”，實際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當“捷報”傳到蔣介石那裡時，他還通報表揚了莫雄：“傳令嘉獎，考成第一”。莫雄被特邀出席牯嶺軍事會議，很大程度上也因為“剿共”得力。殊不知，那些“捷報”是莫雄和紅軍演的“雙簧”。

結果就是，牯嶺軍事會議散會當晚，“鐵桶計劃”就完整地送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手中。

在保安司令部辦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給劉啞佛、盧志英和項與年細看。從他們當時的反應，也看出這個計劃的可怕。“他們飛快地看著，臉色隨之而變。”莫雄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

隨后，這份“鐵桶計劃”被緊急送往中央蘇區的黨中央。

《莫雄回憶錄》中關於送情報的說法是：“由項與年同志將此全部絕密文件帶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辦事處。在那裡將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紗紙密寫抄錄，然后由地下黨同志藏在鞋底，化裝成老百姓千方百計地送上瑞金。同時，他們又發電報給黨中央，將廬山會議制定的‘鐵桶圍剿’計劃這一絕密情報向黨中央匯報了。”

莫雄沒有親自參與送情報，這段回憶寫得很簡單。實際上，那是另一番驚險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