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2】

被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首要分子”齊聚武漢

1927年4月27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第15天，黨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師范第一附屬小學禮堂開幕。被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

“首要分子”幾乎都在這裡。北方、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 11個地區、省的正式代表共 82名，其中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李維漢、項英、張國燾、彭述之、鄧培、方志敏、張太雷、王荷波、朱錦棠、羅章龍、毛澤東、蘇兆征、陳喬年、陳延年、彭湃、李立三、陸沉、郭亮、易禮容、陳佑魁、鄧中夏、黃錦輝、劉少奇、陳潭秋、惲代英、王若飛、李震瀛、羅亦農、張佐臣、庄文恭、楊培森、王根英、鄭復他、林鈞、顧順章、黃平、潘心源、尹寬、鄭超麟等，代表全國黨員 57967人。黨的第四屆中央 9名委員中，隻有 1人沒有到會，他就是李大釗。此外，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崧未能到會，十天前，他們在廣州被殺害。上海特委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沒有來，他們正在白色恐怖之中與敵人周旋。

雖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緊急關頭，但當時武漢政府還未公開叛變，因此黨的五大還是開得比較從容。

會場內條桌后的條凳上坐著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員及非正式代表，約有 100多人。代表們沒有出席証，進門時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沖鋒”二字。校長王覺新穿著西裝招待來賓和與會代表。據參加會議的鄭超麟回憶，他這一天，“奉了使命，領國際代表團過江到武昌去。老湯曼，曾見過馬克思，當時他還是小學徒哩，如今頭發都白了。他不懂法國語。魯易（即羅易——引者注）懂得法國語，多裡奧自然懂得。到武昌漢陽門起坡，雇了黃包車去第一小學，那時正在拆城，磚頭滿地，黃包車不好，老湯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車，擦破了手腕一塊皮。”﹝1﹞

開幕式上，陳獨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會議開幕並致開幕詞。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徐謙，英、法、美共產黨的代表，以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也先后向大會致詞祝賀。出席大會並致賀詞的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農民協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的代表等。湖北總工會糾察隊隊長項英領了一支糾察隊進會場行禮。國民黨方面，除徐謙外，譚延闿、孫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沒有講話。

大會主席團成員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羅章龍、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蘇兆征、顧順章、李維漢、張金保等 15人。鄭超麟回憶說：“選舉主席團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剛剛宣布開會后，湖北省代表團主席羅章龍就站起來提出主席團名單。我不記得人數和人名，但記得除陳獨秀外都是反對派（即反對陳獨秀的人），一切忠實執行上海中央路線的人都不在名單之內。這個名單通過了，蔡和森當選為大會秘書長。”﹝2﹞在這 15人中，除一般熟悉者外，顧順章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是在上海享有較高聲譽的工人領袖，此人后來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負責中央特科的工作，后叛變投敵。李維漢則是以湖南省委書記身份 ,領導湖南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而引人注目。

五大是秘密的，就是說不許報紙登載的。當時，武漢所有的報紙或是共產黨員當編輯的，或是受共產黨指揮的。后來，有一個報紙，因為透露了黨的五大召開的消息，受了處罰。之所以要保密，一是避免加重武漢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防備反動派襲擊。而且，武昌開大會也帶了一種煙幕作用，因為第二天，第一附小就沒有代表的蹤影了。此后，會場就移到漢口，設在靠近郊外的黃陂會館。

4月29日起，黨的五大的正式會議繼續在漢口黃陂會館（原建筑已毀，現為漢口自治街 31號）舉行。黃陂會館呈長方形，一頭開著大門，一頭立著三開間平房，中間是大廳，布置成會場，右邊房間是秘書處辦1927年李立三等在武漢。左起，后排為許白昊、李立三、李維漢﹔中排為張昆弟、李一純﹔前排三為朱少連，六為向忠發

公的地方，油印也在裡面，左邊房間沒有用場。從大廳至大門隔著一個長方形院子，當中一條石路，兩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圍牆。門外的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練機關槍。

主席台上，並列挂著馬克思和列寧的像，旁邊牆上張貼很長的紅標語，大都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遵守孫中山和列寧遺教，領導中國革命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一類的話。這是新的宣傳，以前未曾有過。

當時台下的座位都坐滿了，約有二三百人，其中有很多穿軍服、扎皮帶和裹綁腿的人。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長達六個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據參加會議的楊之華回憶，陳獨秀“穿著長衫，說的是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聲音不高，講得比較慢，頗有大學教授講課的神氣”。

陳獨秀的報告至今沒有發現中文原件，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譯成中文有幾萬字。報告共分 11個部分，即“革命的形勢及其發展和黨的策略”“關於資產階級的作用”“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土地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軍事力量和革命的社會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論”“國民黨問題”“改組軍隊問題”“建立革命民主政權”“財政經濟政策”。陳獨秀在報告中比較詳細地回顧了黨的四大以來歷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統闡述了黨在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針及其得失，尤其對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講了自己的意見。

關於三二○事件，他說：“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

關於北伐，陳獨秀說：“盡管我們在原則上贊成北伐，但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堅決地支持過北伐。”﹝3﹞整體看來，陳獨秀的報告是平鋪直敘的，對於所有上述問題，基本都是一帶而過，既沒有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和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了一些錯誤的主張。他沒有說明當前國共兩黨關系的現狀，以及可能發生的變化，他的檢討也是籠統和輕描淡寫的。

許多代表對陳獨秀的報告非常不滿意。會議休息的時候，綽號“大口”的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面前，嘆息著說聲：“糟糕！”許多代表紛紛發言進行批評，會議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