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五大召開的第二天，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1927年 4月 28日，黨的五大召開的第二天，38歲的李大釗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被絞殺。《晨報》留下了這位黨的創始人從容就義的遺照，也留下了這樣的記載：他身“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態度極從容，毫不驚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給中共發來電報：李大釗的英勇就義和其他在北京被殺害的共產黨員的壯烈犧牲是在國際無產階級的記憶中永遠不可磨滅的。

李大釗犧牲在黨的五大召開之際，這是當時嚴峻形勢的真實寫照。

1925年1月黨的四大的召開，拉開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運動的爆發，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1925年5月15日，日本資本家宣布內外棉七廠停工，不准工人進廠。該廠工人顧正紅率領工人沖進工廠，要求復工和發工資。日本大班（相當於廠長）率領打手向工人開槍，打傷 10多人，顧正紅身中四彈，后傷重身亡。屠殺事件激起上海內外棉各廠五卅運動中的宣傳品工人的憤怒，當天即舉行罷工，以示抗議。這成為五卅運動的導火線。5月 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 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多少年來深埋在中國人心裡的對帝國主義的怒火一下子噴發出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6月 11日，上海舉行群眾大會，到會的有 20多萬人。全國各地約有 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五卅運動的狂飆迅速席卷全國，各階層廣大群眾積極參加到這一偉大的愛國運動中。

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也得到很大發展。這年年初黨召開四大時還隻有黨員 994人，同年 10月即增加到 3000人，年底更達到 1萬人，一年內黨員人數增加了 9倍。隨著運動推向全國，不少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了黨組織，如雲南、廣西、安徽、福建等。黨在斗爭中受到很大鍛煉。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

1926年上半年，蔣介石借三二〇事件（亦稱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實現了排擠共產黨的目的，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1926年 7月 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之后，隻用半年時間就取得驚人的進展。到 1926年底，已先后殲滅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主力，控制了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區，准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至此，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與此同時，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在長江流域蓬勃興起。北伐軍佔領湖南后，各縣、鄉建立了農民協會，約 200萬農民入會。1926年 12月，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擔任候補執行委員的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返回湖南家鄉，考察了農民運動，大力贊譽其“好得很！”此時，為逃避群眾斗爭，許多土豪劣紳逃到上海、武漢等地，聲淚俱下地控訴農民協會在鄉下如何“胡來”，咒罵“農民運動就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此時，國民黨中、上層的多數人，以及社會上的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致說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糟得很！”

農民運動的興起，對國民黨內多數軍官構成巨大心理壓力。近代中國的軍官大都出身農村相對富裕家庭，他們有了優厚收入后再在家鄉買地，循環往復，“軍官即地主”便成為普遍現象。農民運動的消息傳到國民革命軍后，除了葉挺獨立團這種以革命青年和工農群眾為主體的部隊外，其他部隊多數軍官都產生了強烈反共情緒。長江流域特別是江浙一帶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各國列強看到北洋軍閥走向失敗，也把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興軍事集團身上。

農民運動蓬勃興起的同時，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

1927年3月，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上海工人繼前兩次武裝起義失敗后，取得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勢力，因需蘇聯和中共方面的援助以進行北伐，一直沒有與共產黨公開破裂。但三二〇事件已經暴露出蔣介石建立專制獨裁政權的野心。北伐前，他更是揚言，革命成功后“必須要有一個黨、一個主義來專政”，要求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唯一指揮者”。面對北伐勝利進軍過程中工農運動的蓬勃興起，蔣介石開始對共產黨發展力量心存不滿甚至“切齒”痛恨。

國民黨內一直存在著反共勢力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由它的歷史結構造成的。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從建立之日起，就是一個成分非常復雜的聯盟，內部有很多豪紳勢力、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當革命一旦深入並影響到國民黨內部這些勢力的利益時，國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如此，北伐勝利的結果，一方面是共產黨領導的湘鄂贛等省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是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於 1927年 4月 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不管聯共（布）、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如何試圖延遲與蔣介石的決裂，在蔣介石感到羽翼漸豐，不再需要蘇聯和中共的支援后，一場血雨腥風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幾天后，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動手，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此之前的 4月 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不顧國際外交慣例，在北京出動軍警襲擊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20人。

大革命遭受局部失敗，種種危機相繼襲來，武漢政府日益動搖，階級關系重新組合，黨內意見莫衷一是，中國革命面臨著極端危急的局面——這就是五大召開前黨內黨外的狀況。是否繼續國共合作？怎樣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圍？如何鞏固和發展已取得的勝利？如何挽救處於緊急情勢中的大革命？中國共產黨究竟應當何去何從？……這些急迫的問題，擺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擺到了黨的五大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