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1927,血泊奮起【4】

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的周恩來。

葉挺將軍像

就義前的李大釗

北伐軍誓師。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我不能走”

李大釗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位共產黨員。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西湖會議，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會后，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此時，剛好是孫中山一生中最落魄的時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叛變革命，包圍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流寓上海。這次慘重的失敗，幾乎令他“憤然一死以殉職”。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如故，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記載：“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

后來，宋慶齡問過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時的孫中山，看到了共產黨煥發出的勃勃生機，要借以改造國民黨。他還無法預見，這個剛剛誕生的黨，是讓病體沉重的中華民族重煥青春的強大心臟。

國共合作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部長，領導著京、直、魯、豫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變之后，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通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有了李大釗的奔走，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並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作為北方革命運動的領導人，李大釗自然被軍閥們視為“眼中釘”。

1926年4月，直奉魯豫聯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地開進了北京。對於城中的革命者，聯軍隨即公布的治安條例裡特別規定：“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 6月，張作霖進京執掌北京政權，任“討赤聯軍總司令”，隨即將捕殺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

李大釗其時並沒有離開北京，就待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的舊俄國兵營，距離被張作霖當做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李大釗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緝，帶著國共兩黨機關以及一家老小，搬到了這裡，此后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當時的中國從北到南，戰火不休。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接南北革命斗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俄國兵營裡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

北方革命力量此時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余人發展到4300余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秘書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在蘇聯使館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等33人，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

李大釗本有脫身的機會。

兩天前，與李大釗有交的楊度，獲知張作霖即將動手，當即想方設法把消息通知了李大釗。而李大釗卻沒有走。

其實，早在楊度之前，就不斷有同志、學生、親人、友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當時在帝國主義的攛掇下，蔣介石、張作霖合作反共的說法甚囂塵上，北京城裡的風聲一天緊過一天。李大釗卻總說：“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李大釗等人被捕的消息傳開，社會影響之大超過了張作霖的預料。事發后，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釗呼吁。營救李大釗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壓力之下，京師警察廳在抓捕李大釗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進行審理。

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說：“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於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雲雲。”

李大釗光明磊落，問到后來，他干脆說：“你們拿紙筆來，我自己寫好了。”於是，就有了后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李大釗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釗，終於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對於共產主義學說，李大釗承認“崇信不諱”。他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一片赤膽忠心，襟懷坦蕩。

力主“討赤反共”的張作霖想要的絕不是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釗的同鄉楊宇霆做說客，許以高官厚祿，但也沒能從李大釗口中得到蘇聯“赤化”中國的証據和共產黨組織工農運動的情況。所以，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釗口供頗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李無確供”。

即便“無確供”，特別法庭還是在4月28日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決，立即執行。

張作霖不敢在天橋刑場公開處死李大釗，便決定使用從國外進口的絞刑架，在京師看守所裡秘密進行。

京師看守所，正是明清兩代的刑部監獄。清朝末年，譚嗣同曾在監獄牆壁上題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后慷慨赴死。

30年后，李大釗來到了這裡。他第一個登上絞刑架，英勇就義，時年38歲。

38歲的李大釗對於“死”沒有尋常人的懼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發表的短文《犧牲》中所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