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1927,血泊奮起

插圖/傅堃

1927年的中國，風刀霜劍，群芳凋零。

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滿懷著熱忱和希望，與國民黨合作開啟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戰爭烽火未息，國民黨反動派就背叛革命，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諸東流，共產黨人的鮮血染紅中國。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失敗的大革命，亦是中國共產黨人認清革命目標的新起點。

這一年，從尸山血海中爬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揩干淨身上的血跡，奔向南昌，拿起了槍杆子。

中國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舉行。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包括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

會議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國民黨進行全面改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國共兩黨經歷了許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拉開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后來提到國民黨“一大”時說：“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1924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我們幫他辦好……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鮑羅廷的話他都聽。那時候叫做‘以俄為師’，因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敗。”

國民黨在敗退台灣之后，曾出了一部《國軍政工史稿》書，在裡面酸溜溜地反省當年國共合作：“中共分子爭事不爭權。願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將握有實權之黨代表職位盡量讓與國民黨黨員﹔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職務為國民黨黨員所不願為，不屑為或不能為者，他們欣然接受，全力為之﹔表現能力，表現服務精神，勞苦毀譽在所不計。”

無論怎麼看，這些話都更像是在夸獎中共肯吃苦——事實上就連共產國際派給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也說：“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中國共產黨甘為革命的苦力。中國共產黨人，是那樣滿懷希望和理想，熱情地加入國民黨，將國共合作視為革命的大道。那時的國民黨，確實有著和共產黨相同的時代目標：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強、除軍閥。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東征，工農運動蓬勃興起……

在中共的幫助下，國民黨省、市一級的地方黨部日漸健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得到了實質的鍛煉。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創立，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干，廣東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

英才輩出的黃埔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1924年11月，剛從歐洲回國的周恩來就擔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來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國負責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二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申府的大力推薦。張申府一共推薦了15名在國外讀過書的優秀共產黨員，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周恩來。

26歲的周恩來英氣逼人，朝氣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闊斧地著手改革。他參照蘇聯創建紅軍的經驗，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時，他注重傳授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開設政治課，聘請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熊雄、葉劍英等人擔任政治教官，請毛澤東來軍校教課。

那時的周恩來，就已經展現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黃埔學生雖有國共之分，但周恩來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來受“中山艦事件”波及辭去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職務時，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胡宗南卻不避嫌，前去送行。雖然他年長周恩來3歲，仍稱周恩來“您永遠是我的老師”，為蔣介石留不住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來的努力，使原來近乎於空殼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聲有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產黨人直接領導。而周恩來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后來在國民革命軍中得到了大力推廣。

1927年，北伐開始，北伐軍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共產黨人的政治工作，讓這支軍隊區別於“當兵吃糧”的舊軍隊，有了最基本的目標和信念——打倒列強、除軍閥。國共分裂后，大量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人離開了國民革命軍，也帶走了這支軍隊的靈魂。由黃埔軍校校長出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雖然借此收羅了大批稱其為“校長”的嫡系門生，卻讓這支軍隊倒退回了忠於某個人的舊軍隊之路。

北伐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馬前卒”、“急先鋒”。

北伐軍中，葉挺獨立團是個“另類”。說其“另類”，不只是以團長之名冠名的獨特番號，更在於其領導機制。北伐軍普遍是由國民黨人掌握軍事領導權，共產黨人則在部分軍隊中擔任輔助性的黨代表，負責政治工作。唯獨葉挺獨立團，團長葉挺是一位共產黨員。

1925年，葉挺從蘇聯回國，正逢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將領陳銘樞、張發奎邀他加入軍隊，30歲的他隻提了一個要求：當團長就要當獨立團團長。口氣雖大，卻不狂妄。

葉挺的履歷很有分量。他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曾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陳炯明叛變並炮轟總統府時，他率部苦戰，保護孫中山和孫夫人脫險受到特別嘉獎。

但軍閥混戰、百姓受難，讓葉挺對舊軍隊失去了信心。1924年，葉挺辭去軍隊職務，到蘇聯留學，期間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同年12月，經同班同學聶榮臻、王若飛介紹，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

初上北伐戰陣，葉挺獨立團馳援湖南安仁，以一團之力擊潰了敵軍六個團，一戰成名。自此葉挺獨立團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先鋒，從湖南殺入湖北，戰無不勝。

1926年10月10日，北伐軍攻破吳佩孚的最后要地武昌。武昌之戰前后拉鋸了1個月，打得異常艱苦。第四軍各師、團均成立了奮勇隊（敢死隊）。葉挺獨立團一營營長、共產黨員曹淵在登城強攻時頭部中彈犧牲，年僅24歲。經此一役，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葉挺，更是以團長之職破格晉升為少將，被譽為“北伐名將”。

攻克武昌后，葉挺獨立團收殮了攻城戰中遺留在城下的尸體，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淵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邊，還刻上了四句話：“烈士之血、主義之花、諸烈士的血鑄成了鐵軍的榮譽、無產階級的犧牲者”。

最后一句，第四軍代軍長陳可鈺開始不同意寫上，“太紅了”。葉挺則堅持說：“在肇慶的時候，你就說我們太紅了，當時我說要紅才能打仗，現在不是已經証明了嗎？”

經過斗爭才寫上的這句碑文，最清楚地說明了葉挺獨立團官兵的奮斗目標，也表明了部隊的性質。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還隻有這麼一個團的軍隊，卻已經在北伐戰爭中顯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強大的戰斗力，這也為后來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最初的基礎。

兩年后，朱毛會師井岡山，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一支紅軍卻以“四”為番號，沿用的正是“鐵軍”之名。

十年后，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游擊隊編為新四軍。陳毅起草的《新四軍軍歌》，第一句歌詞就是——“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