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家往事——“法國白求恩”貝熙業的中國足跡【2】

黃浩與夫人王佩芝。

1937年，貝熙業在宛平城發現了受傷的男子及其母親。

貝熙業（背對鏡頭者）與八路軍在一起。

用自行車運藥的貝熙業。

本文圖片由貝家花園提供，原片版權歸讓·路易·貝熙業所有。

自行車“駝峰航線”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震天的炮火中，貝熙業挺身而出，主動要求為紅十字會出力，救治中國難民。中國紅十字會北平分會1937年7月的一份檔案中，記載了他的義舉：“使團全體醫官，由貝熙業大夫代表來函，願為紅十字會服務，當經復函，表示歡迎。”

得到紅十字會的回復，貝熙業立刻忙了起來，聯絡各家外國醫院，救治傷病員。源源不斷的傷員讓他迫切地希望了解前線的情況，7月30日，他趕到法國使館打聽戰況，恰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線察看，貝熙業便與武官一同開車向宛平方向駛去。

一路所見，皆是逃難的人流，千瘡百孔的城牆，熊熊燃燒的建筑……在中國生活二十余年，貝熙業早已把這裡當成了第二故鄉。這滿目瘡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沿途看到的受傷百姓。

一位男子傷得有些重，貝熙業不得不將他帶回城裡的法國醫院，或許是想留下一些戰爭的記錄，回城前，他在彈孔密布的城牆前為這名男子及其母親留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中，衣著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傷疤，左手虛掩著自己的腰，他的老母親在一旁攙扶著虛弱的他。而在另一張拍攝於法國醫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親站在一起，精神已經好了許多。顯然，這名在炮火中受傷的男子被貝熙業從死神身邊救了回來。

像這名男子一樣幸運的中國百姓，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在戰火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見多識廣的貝熙業深知，僅靠個人的善舉無法阻止侵略者的鐵蹄，或許正因如此，當一位熟人找到他詢問能否幫忙往“山那邊”運藥品時，貝熙業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找貝熙業的人是黃浩。黃浩，原名黃寵錫，廣東揭陽縣頂埠村人。上世紀20年代，黃浩來到北平，先行醫，后從事教育，並被推選為新街口基督教堂長老，他扶危濟貧，在新街口一帶享有頗高威信。他的夫人王佩芝擅長抽紗，開有一間挑補繡花工廠。“九一八”事變后，黃浩夫婦兩個人積極宣傳抗日，捐款捐物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1937年5月，42歲的黃浩同一批愛國學生一起奔赴延安，途中遇見彭德懷，彭德懷為他題寫了“堅持抗戰到底”六個大字，但考慮到他的條件適合地下工作，便鼓勵他返回北平。就這樣，街坊們熟悉的黃浩長老多了一個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報人員。

黃浩與貝熙業何時相識已經無從知曉，但1939年的黃浩顯然已深知貝熙業的脾氣秉性，認定他一定會為中國的抗戰盡自己的力量。當時，北平的抗日根據地已經發展到西山地區，但由於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根據地藥品奇缺，尤其是西藥。北平城內的黃浩一邊通過各種渠道為根據地秘密購買藥品，一邊努力尋找一條聯系根據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經常往返城內和西山之間的貝熙業，既是外國人，又有醫生的身份，可謂運送藥品的理想人選。

這天，黃浩敲開了貝熙業在大甜水井胡同的宅門，而貝熙業果然如他所料，義無反顧地幫忙開辟了這條藥品生命線。平西情報交通聯絡站的交通員、電影《地下尖兵》的編劇劉致祥曾寫文章稱，貝熙業是黃浩的朋友，經常用自己的汽車從城區運送藥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貝熙業的司機梅筱山之子梅洪崑也曾回憶：“那運藥我記得起碼有十幾回，我爸開車之前，總提溜一書包，那書包任何人不准動的。爸爸一出車……我媽說你又上哪去？他這麼一比劃（手勢八），我以為弄錢去呢，后來長大了我才琢磨，這一比劃意思是八路軍。”

車子從大甜水井胡同出發，經過西直門崗樓，穿過海澱鎮、貝大夫橋，直奔溫泉鎮，一路上要經過多個日軍關卡。尤其是日軍在溫泉鎮修筑的“冑乃城”，扼守城內到西山的交通要道，無論晝夜，過往人車都要經過層層盤查搜索。通常，日軍並不會為難插著法國國旗、坐著法國醫生的汽車，可一旦車裡被日軍發現幫助中共抗日的証據，無論是什麼身份都難逃一劫。

貝熙業當然知道其中的危險，卻從未推脫過。長達幾年的時間裡，一批批藥品就在他的幫助下，經貝家花園轉交給地下游擊隊，再翻過門頭溝的妙峰山，最終輸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據地和晉察冀邊區的戰地醫院。

1939年初，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到冀中戰地醫院視察，得知許多來自德國拜爾的貴重藥品是地下工作人員冒著極大風險從敵佔區搞到的，不由地豎起大拇指，連連贊揚：“真了不起！”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加緊了對華北物資的掠奪，石油成為緊俏的戰略物資，貝熙業的汽車無法開了。為了保住通往根據地的生命線，他開始騎自行車運送藥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戰》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述，“貝大夫在鷲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別墅‘貝家花園’，而他的看房人王岳川也恰好是地下黨的秘密交通員。50多歲的貝大夫騎自行車運藥，載重幾十斤，行程數十裡，十分勞累卻從不叫苦……”

事實上，那時的貝熙業並非50多歲，而是年近古稀，從城裡的大甜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貝家花園，行程也遠不隻數十裡，而是40多公裡。“那時城裡到北安河是土路，北安河到貝家花園是山間小道，坑坑窪窪，泥濘不平，可不像現在到處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張文大說，他常從市區到西山探訪，最常用的交通方式是公交，即便如此，每次來回都是一次體力考驗，“難以想象，一位快七十歲的老人是怎樣騎著自行車、帶著幾十斤重的藥品一次又一次地走完了這段路程。”

二戰期間，中國和盟軍曾在喜馬拉雅山脈上空開辟一條空中通道，65萬噸物資通過這條航線運往中國支援抗戰，因航線沿途山峰如駱駝峰背一樣起伏連綿，異常驚險，故被稱為“駝峰航線”。半個多世紀后的2014年，貝熙業用自行車運送藥品的這段路程，被訪問法國的習近平主席稱贊為自行車“駝峰航線”，足見其艱辛危險。

“一位中國愛國者”

運藥，不是貝熙業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唯一貢獻。事實上，抗戰期間，貝熙業一直以貝家花園為據點，進行著無聲的斗爭。

張偉告訴記者，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李石曾、貝熙業等人創辦的中法大學中，就有不少師生經貝家花園轉向抗日前線或后方根據地。日偽當局佔領北平城后，要求各大中小學開設日語課、挂太陽旗、修改課本，還向各校派駐日本輔導官。時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麟玉和貝熙業、鐸爾孟等法國校董商量后，借助法國駐北平領事的力量，堅決拒絕了日偽的要求。后來，中法大學被迫南遷，為保護校產不被日偽政權侵佔，貝熙業、鐸爾孟、李麟玉三人又分頭行動，四處周旋，設法在中法大學原址成立了漢學研究所，鐸爾孟擔任所長，法國大使館派了秘書負責行政事務。這個於風雨飄搖中艱難成立的研究所，最終成了一批中法學者在日偽時期繼續獨立研究的避難所。

1941年12月7日，日軍轟炸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的英美人士處境也變得危險起來。第二天，貝家花園來了幾位英國人——燕京大學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夫婦和班威廉夫婦。

和貝熙業一樣，林邁可夫婦、班威廉夫婦都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戰，尤其是林邁可，他於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來到中國。1938年夏天，林邁可曾前往冀中根據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受到了根據地軍民的熱情歡迎，還見到了朱德總司令、聶榮臻將軍和呂正操將軍，甚至還獲准參加了一次游擊隊破襲平漢鐵路的戰斗。這次經歷讓他深深為邊區軍民的抗戰精神所感動，回到北平后，就常常利用外國人的特殊條件為八路軍做事。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林邁可從電台廣播中得到美日兩國交戰的消息后，當即駕著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汽車，帶著妻子、班威廉夫婦和兩隻裝有無線電零件的箱子撤離了燕大。戰后，他在《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一書中回憶那次逃亡：“汽車經過青龍橋，在不平的路上顛簸著，繞過溫泉的日本崗哨不遠，到達了黑龍潭，我們就棄車步行。我們雇了兩三個農民挑夫，把我們的行李藏在他們的大筐中，進入了西山地區。我們先奔一位法國醫生貝熙業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別墅，這位法國人曾為中國抗日游擊隊的士兵治過傷……”

其實，林邁可與貝熙業那時並不相識，但他顯然聽說過貝熙業幫助中國抗戰的事跡，因此，他才敢在危急情況下投奔貝家。林邁可一行抵達貝家花園時，貝熙業正好不在家，管家王岳川招待他們吃了午飯。隨后，林邁可告訴王岳川，他們急需貝熙業幫助聯系八路軍和根據地，林邁可回憶“管家一聽，顯出極其害怕的神情，他要我們趕快離開”。實際上，身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岳川只是出於隱蔽戰線工作特殊性而謹慎行事。在不能確認林邁可一行身份的情況下，王岳川先找來山下的交通員，將客人們轉移到附近的另一位法國人蘭荷海的別墅。隨后，他悄悄向組織匯報，確認身份后，根據地派人將林邁可一行安全護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邁可輾轉抵達延安，擔任無線電通訊顧問，在他的幫助下，延安成功建起了大功率的國際電台。

1943年，老朋友黃浩暴露了，為逃脫日本憲兵的追捕，同樣是經貝家花園，在貝熙業的幫助下奔向了敵后抗日根據地。

“貝家花園實際上承擔了北平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站功能，當時中共的一個地下情報點就設在貝家花園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為了迷惑日本人，貝熙業還給情報點送了一面法國國旗，讓情報員挂在屋頂上。”張偉介紹說。他還在貝家的相冊裡發現了一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中貝熙業和八路軍站在一起，照片背面則是他的題字：1939，八路，北安河。

吳似丹的弟弟吳一九的回憶，也証實了貝熙業與八路軍戰士的直接接觸。據吳一九說，貝熙業很信任吳似丹，讓她幫忙動手術，取子彈、上藥、包扎，“一共幫他手術動了七次，這七次都是幫游擊隊，八路軍、游擊隊在那兒，因為妙峰山那兒屬於共產黨管的地方。”

如果說貝熙業免費為百姓醫治，是出於人性的善良，那麼冒著生命危險救治八路軍、轉移情報人員，無疑需要更偉大的情懷和勇氣。他沒有加入中國國籍，但正如他曾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中所說，“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國愛國者的行為。”

遺憾的是，深愛中國的貝熙業，卻沒能在中國度過最后的人生。

貝家花園新生

1952年，80歲的貝熙業在中國與愛情相遇，他與28歲的中國女孩吳似丹登記結婚了。兩個人懸殊的年齡，加上吳似丹不告而婚，一開始令吳家人有點生氣，但他們最終還是接受了兩個人的真摯情感。

吳似丹出生於北京一個富裕家庭，他的父親吳明遠是中法實業銀行總經理，貝熙業曾擔任過該銀行的董事，因此兩個人很早就相熟。據吳似丹的妹妹吳端華和弟弟吳一九回憶，1940年左右，吳似丹得了肺結核，貝熙業為她治病，兩個人就此認識。當時吳似丹正在輔仁大學美術系就讀，長於書畫，酷愛戲曲，還懂點法語，這讓喜愛中國文化的貝熙業十分欣賞。隨著吳似丹的病慢慢好轉，兩個人之間的愛情也漸漸萌發。吳似丹去西山寫生之余，也開始到貝熙業的診所學習護理技術，幫助醫生救治病人。后來，貝熙業甚至讓年輕的吳似丹幫忙管理家務。

抗戰勝利后，貝熙業的兩個女兒陸續返回法國。一天，年老的貝熙業突發心梗，倒在書房的地上，幸虧吳似丹及時發現，找來大夫給貝熙業緊急治療，后又悉心照顧，貝熙業才逐漸恢復了健康。這次意外讓傾慕彼此已久的兩人都下定了決心，舉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禮。1952年，他們前往民政部門正式登記，並邀請了20多位朋友聚會慶祝。

在煥然一新的北京城，貝熙業與吳似丹度過了兩年浪漫而溫馨的時光。可美好的生活總是太短暫，1954年，受國際國內局勢的影響，這對異國情侶不得不匆匆告別北京，登上去法國的輪船。回國后，貝熙業在新堡浴市一處跟北京西山類似的地方重新安家。1955年，吳似丹與83歲高齡的貝熙業孕育出了一個新的生命，就是后來的小貝。1958年，貝熙業悄然辭世，吳似丹帶著小貝獨在異鄉生活，與國內的聯系越來越少，貝熙業在中國留下的足跡，仿佛隨之消逝。

直到半個多世紀后，貝熙業和他的花園才重新被世人發現。

2014年3月24日，習近平主席開始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中，由張偉起草報回國內的貝熙業經歷，成為習主席在法國演講中的素材，小貝作為中法友好人士被習主席接見，貝熙業開辟自行車“駝峰航線”的事跡由此開始被中法兩國人民熟知。

幾天后，北京西山的貝家花園，紀錄片《貝家花園往事》舉行了開機儀式，小貝從法國趕來，第一次走進父親曾經居住和工作的花園。當天，同為醫生的小貝見到了父親曾經治療過的許多村民及后代，他也像父親當年一樣，給當地村民開展了義診。

同一年的10月31日，“對流——北京西山中法文化交流史跡展”在西山的原中法大學附屬中學舊址——北京市第47中學開幕。展覽通過圖片、實物等形式回顧了貝熙業大夫與貝家花園、鐸爾孟與《紅樓夢》、聖瓊·佩斯與《阿納巴斯》以及中法大學等歷史，追溯了北京西山一帶塵封的中法文化淵源。

在此之前的2011年，貝家花園已經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並於2013年得到修繕。2015年，中法兩國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授予貝家花園“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稱號。2016年4月，重新修復的貝家花園正式開放，作為北京西山中法文化風情帶的一處獨特風景和核心景觀，迎來了一批又一批對貝熙業及中法歷史感興趣的游客。據貝家花園園長徐之波介紹，花園開放以來，已經累計接待了上萬名中外游客。

如今，貝熙業和他的朋友們書寫的中法交流歷史已被人們熟知，以歷史佳話為橋梁，西山一帶新的中法合作篇章還在續寫。除了修復貝家花園、聖瓊·佩斯遺址等組成的西山中法文化風情帶外，2017年秋天，位於海澱區的原北京市溫泉第二中學變更為了十二年一貫制的北京中法實驗學校，開始在全區范圍招收中法雙語項目的實驗班學生，學校由海澱區和法國凡爾賽學區合作，法國方面派駐了專門的法語老師，未來學生還有機會到法國交流。幾年來一直努力探尋、重現這段歷史的張偉和賀潔相信，這是對貝熙業和他的中法朋友們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