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鷹展翅——東北老航校風雲往事 

東北老航校建設場景。

馬拉飛機轉場。

老航校籌備期間，向東北老鄉購買馬車上的飛機輪胎。

東北老航校收集到的飛機，機體已經破敗不堪。

排隊給飛機輪胎打氣。

抗美援朝時的劉玉堤和他的03號戰鷹。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17架各式戰機接受檢閱，從天安門上空飛過。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一年之后，這支以繳獲的戰機等為基本裝備的初生空軍隊伍，便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年輕的中國空軍以擊落敵機330架的戰績，在世界空戰史上寫下了一鳴驚人的傳奇。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呼：“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便成了世界上空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共和國的飛鷹，從此傲視長空。

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即東北老航校，是這些飛鷹的搖籃。他們在這裡誕生，從這裡起飛。這裡，是中國空軍夢開始的地方。

空軍夢的種子

軍事領域有個流傳甚廣的“三軍定律”：五年陸軍，十年空軍，百年海軍，用以對比海、陸、空三軍建設難度和形成戰斗力的時間。

“十年”，對抗美援朝時的中國空軍來說是奢望。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成立。次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到1951年1月，中國志願軍空軍第一次投入實戰。此時，距離中國空軍成立僅僅一年多。

即便是加上東北老航校的“搖籃時期”，中國空軍此時也隻有5歲。

但是，東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軍的搖籃，其實也是空軍夢的一個碩果。夢想的種子早已播下，甚至比中國共產黨建立自己軍隊的八一南昌起義還要早。

早在1926年，中國共產黨就在遙遠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顆航空的種子。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校學生、中共黨員常乾坤被送往蘇聯空軍學校接受培訓，畢業后留在蘇軍服役。比他更早到蘇聯的王弼，1925年入黨，10月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后轉入列寧格勒空軍地勤學校學習航空機務。到1946年東北老航校成立時，校長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后任政委。

而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來說，空軍都只是一個夢想。無論是紅軍、八路軍、新四軍還是解放軍，接觸到的都來自敵人空軍，來自頭頂上落下的炸彈或是掃射。

其實，早在紅軍時期，紅軍就擁有過飛機，都來自繳獲。1930年，鄂豫皖蘇區紅軍俘獲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國民黨偵察機，將其命名為“列寧號”。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紅軍離開鄂豫皖，“列寧號”也被深埋地下。

1932年，中央蘇區紅軍攻取贛州，繳獲了兩架小型偵察機，其中能飛的那架還被送到了瑞金。說來也巧，繳獲這兩架飛機的是紅11師，原師政委在贛州之戰中犧牲，原32團政委、22歲的劉亞樓火線繼任師政委。劉亞樓，后來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首任司令員。

全面抗戰的烽火熊熊燃起，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之后，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黨組織的調令，啟程回國。他們到達了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這裡既是他們回國的途經地，也是黨組織最初安排的目的地。此時有一個新疆督辦公署航空隊舉辦的培訓班，43名來自紅軍和八路軍的學員正在這裡學習飛行和地勤機務。

黨組織派常乾坤和王弼到迪化，是想安排他們在新疆航空隊擔任教官，培養黨的第一批飛行員。

當時的新疆督辦是軍閥盛世才。

盛世才早年出身東北軍，曾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回國后輾轉來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勢力的角逐中，能獨佔鰲頭，一枝獨大，主要因為他與蘇聯的密切關系。為取得蘇聯的信任，盛世才曾公開表示，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而斯大林為了擁有一個穩定和親蘇的西南邊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為這層關系，盛世才表面上對中國共產黨很親近，甚至還提出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和統戰關系下，延安曾與盛世才有過一段合作。陳雲、陳潭秋、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等一大批中共領導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

在蘇聯的資助下，盛世才組建了一支航空隊，黨組織希望通過這支航空隊培養飛行員，盛世才也痛快答應。

當然，盛世才的算盤很精明，他才不會白給中共培養飛行員，條件是中共幫他向蘇聯要飛機、要經費，飛行員培訓出來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隊服役。

按說，常乾坤和王弼，一個是在蘇聯空軍服役多年的資深飛行員，一個是有著深厚理論和實踐經驗的機務專家，他們給盛世才的航空隊做教官綽綽有余，但盛世才卻將他們拒之門外。盛世才幫中共培養飛行員，是以這些人要為己所用為前提的，常乾坤、王弼這樣的“紅色教官”卻不是他想要的。

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處盤桓了兩年，隻能在休息時間給中共“委培”的學員們補補課，開開小灶，卻一直沒能進入航空隊的學校。1940年，他們倆終於奉調回到了延安。也正是這次調動，讓他們躲過了一場劫難。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聯把每一顆螺絲都投入到衛國戰爭中，再無暇顧及盛世才。緊接著，蔣介石派宋美齡登門拉攏盛世才，雙方很快達成一系列協議。盛世才“有奶便是娘”，從此委身蔣介石，與中共決裂，陳潭秋、毛澤民慘遭殺害。

而新疆航空隊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學員，剛剛以優異成績完成了飛行或機務的學業。對他們，盛世才還是惦記著能為己所用，可是這批學員們的態度極為堅定，有人寫詩明志：“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

盛世才指揮不動他們，卻又舍不得殺，更舍不得放，於是就先軟禁，后關押。直到重慶談判后的1946年，這批學員才被釋放。他們先到延安，后到東北老航校，最終成了人民空軍起飛時的骨干力量。

延安工程學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從迪化輾轉回到延安。剛到延安，他倆就向黨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設中國紅色空軍的計劃”。

十幾年前，常乾坤和王弼受黨組織委派去蘇聯學習飛行和地勤機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空軍夢的種子，現在，這兩顆種子已經開始萌發。這個計劃凝結了他倆多年來追夢藍天的心血，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由自己的航空技術專家，為黨中央提供的第一份比較全面、系統、詳實的空軍建設計劃，意義深遠。

常乾坤、王弼的“紅色空軍”計劃引起了毛澤東、朱德的重視，毛主席、朱總司令親自接見了他們，給予了熱情鼓勵。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熱心發展航空事業意見是好的，但要有決心和耐心。同時，他還風趣地說：我國歷史上也有個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個文人，你是個武將。你這個武的要爭取勝過學文的。

建設空軍的決心，中央是有的，毛澤東為何特意說要有“耐心”？其實不難理解。自飛機發明以來，特別是飛機應用於戰爭之后，空軍可以說站在航空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雙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國當時的科技和工業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軍，還有太長的路要走。

常乾坤、王弼對此也有著明確認識。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他倆主張將培養航空專業技術干部這一重要任務提到日程上來，強調“首先要培養大批航空干部，還要有制造飛機的干部”。有了懂得飛機的干部“才會購買飛機，才能修理、保管及使用飛機”，最后待材料、設備、技術等條件成熟時“能制造發動機、制造飛機”，建設空軍“單靠人家，沒有自力更生是辦不到的”。進而，他們建議在延安籌建航空學校。

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第十八集團軍工程學校，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航空學校。籌備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負責。

他們在陝北的丘陵溝壑中四處奔波勘察，最終把校址選在了安塞縣城西的一條山溝裡，幾排土窯洞就是學校了。機場則選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間一條平坦開闊的山溝裡。

選調學員也在同時進行著。

當時選拔飛行學員的標准，看上去比現在要簡單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黨員，軍齡三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健康。但即便是這樣的標准，最終入選者其實也是千裡挑一，乃至萬裡挑一。

后來的抗美援朝一級戰斗英雄、傳奇的英雄飛行員劉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選中的學員。他在朝鮮戰場上，共擊落擊傷9架美軍戰機，曾創下一次戰斗擊落4架敵機的戰場紀錄。

被選為飛行學員時，劉玉堤年僅17歲，是358旅偵察參謀，多次完成過潛入鬼子據點的偵察任務，經歷過百團大戰的錘煉。數千人的358旅，隻有兩個飛行學員名額，劉玉堤“有幸中了一彩”。在這之前，劉玉堤也想過自己能“飛”，不過那是發狠賭咒一樣的設想。

參軍三年，劉玉堤經歷過幾次敵機轟炸，兩個最要好的戰友，在轟炸中犧牲於自己的眼前。在一次電視台採訪中，劉玉堤回憶：“敵人飛機來了，就把我的通信員腦袋給打穿了，哎呀，好可憐，很生氣，我非常生氣的。我們沒有空軍，陸軍就老叫人家欺負，因為束手無策啊，最后隻好拿著機關槍對著它打，打半天打不著。那時候覺得，哎呀，敵人飛機忒可恨了，等我要能上去就非打它不可。”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飛行學員，多數都是帶著這樣的情緒參加學習。他們在原部隊，個個都是“兵尖子”，也是部隊首長的“心尖子”。358旅雖然隻抽調了兩個兵，時任旅長張宗遜也舍不得，但軍令如山。他和旅政委李井泉親自給劉玉堤送行，千叮嚀萬囑咐：“好好學，學出個模樣來，上天殺敵立功！”

1941年4月6日，第十八集團軍工程學校正式開課。王弼任校長，常乾坤為教務主任，和他們一樣在蘇聯學習過航空的劉風、王璉等當教員。劉玉堤等一百余名各部隊選調來的優秀戰士是學員。

這所專門培養航空人員的學校，一切都還是空白。教員和學員們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時間，修整校舍、清理場地、砍柴開荒……

學員們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劉玉堤這樣高小畢業生上初級班，語文、數學、物理、俄語等基礎課有太多要補。文化程度較高的上高級班，由留學過蘇聯的教員教授航空理論。比如發動機專業的熊焰，他在國民黨的航空學校學習，卻沖破國民黨封鎖闖到延安。

工程學院所有的學習都是基礎知識或理論教學，一是因為延安沒有實物教學的條件，二是工程學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蘇聯的承諾，可以援助飛機和接收學員留學。

但是這個承諾很快被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打破。工程學院剛剛成立兩個月，德國對蘇聯發動突襲，蘇聯再無力兌現援助承諾。而與此同時，侵華日軍也變本加厲，以圖把在中國的佔領區變成其后方基地。

為渡難關，中央實行精兵簡政，大大縮減脫離生產人員。剛剛成立的工程學院撤銷，改組為工程隊，合並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不久又把抗大三分校改為延安軍事學院，學員被分到各個大隊，從事生產勞動。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隊隊長，副隊長是劉風。而常乾坤，因為“俄文水平與蘇聯教官沒有兩樣”，被任命為軍事學院俄文工程隊隊長。

不過，雖然工程學院這個機構不存在了，但其人員構成仍保留下來。這一批空軍夢的種子只是短暫“休眠”了一段時間，很快又開始生根發芽。

1945年10月，常乾坤受命赴東北創辦航校之際，任弼時對他說：“隻怪那時條件太差了，這個航空工程學校不得不並在抗大三分校裡。那些學員現在都在做什麼工作？”

常乾坤說：“有些學員后來學俄文，有的當了農業合作社的主人，還有的當了木匠、鐵匠，有的去趕大車……”

任弼時笑道：“把這些木匠、鐵匠、農業社主任，都帶到東北去吧，到那兒辦航校去。”

劉玉堤當時就是所謂的“木匠”。不只是木匠，他還在鐵皮加工廠干過白鐵工、電焊工、鉗工，樣樣學得精熟，隨便拿一塊鐵皮就能敲出個茶杯，搬個樹樁就能打成板凳。這倒是從另一個側面印証了飛行學員選人的眼光之准——未來駕駛戰鷹搏擊長空的英雄，這點兒心靈手巧、一學即會的本事自然不在話下。

一天，一個文工團員找劉玉堤做二胡。劉“木匠”和他玩笑，故意“拿大”，說這可要等些日子。文工團員就說，我用一個好消息跟你換。你還想不想學飛行啦？航空組都已經成立了。結果，劉玉堤丟下手中的活計就往校部飛跑，哪還管什麼二胡。

放出去的鷹

這是抗日戰爭轉入反攻的1944年，中央軍委在八路軍總參謀部下成立了航空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組長，原工程學院的教員們任組員，原來的學員們也有不少像劉玉堤一樣回歸了本隊。

航空組的第一個任務是負責修建延安機場。當時延安有一個國民黨留下的舊機場，但極少有飛機起降，設施早已破敗。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乘坐的飛機第一次降落這裡時，一個輪子陷進了墓穴，機身側斜，發動機的螺旋槳都撞地折斷了。

延安新機場就在原址擴建，這在延安可是件大事，四鄰幾個縣的民兵都動員起來，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也參加了勞動。

新機場於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長2000米，寬60米，用碎石、沙子和黏土摻拌成“三合土”鋪筑。雖然簡陋，但能夠滿足當時絕大多數機型起降。只是，這裡起降的飛機仍然很少，以美軍觀察組的運輸機為主。但是航空組的學員們，總算有了與真飛機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1945年8月20日下午，日本剛剛宣布投降沒幾天，延安的歡慶氣氛還沒有消退，一架日式飛機忽然飛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盤旋著。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極為緊張，開著吉普車疾馳機場。

讓美國人疑惑的是，八路軍並沒有向這架飛機開火，而是讓它降落在了延安機場。那是一架由6名汪偽起義人員駕乘的飛機，他們早和新四軍取得了聯系。日本投降后，這些汪偽起義人員躲過了國民黨的“接收”，把這架日本“九九”式雙發運輸機、汪偽政府的“建國號”開到了延安。

這架飛機到延安后馬上改了名字，按起義日期命名為“820號”。換上了八路軍土布軍裝的6名起義人員，也拋棄了原來的名字，以示與汪偽時期徹底決裂。他們的新名字是蔡雲翔、於飛、張華、顧青、田杰、陳明秋，他們開創了駕機起義、率領敵偽航空人員投奔革命的先例，很快成為黨的航空事業的開拓骨干。

“820號”剛到延安就出了彩。8月底，延安召開軍民慶祝抗戰勝利大會，“820號”順著狹隘的山谷低飛，把傳單花瓣一樣撒向會場。“我們有飛機了！”人們歡呼著張開雙臂，爭搶著傳單，會場一片沸騰。

歡樂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經冷靜地著眼於更長遠的計劃。

8月28日，毛澤東在延安機場登上飛往重慶的飛機，國共重慶談判即將開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找來了航空組組長王弼。中央決定在東北創辦航校。

日寇侵佔東北14年，為了掠奪中國資源，在東北興建了大量廠礦和軍事設施。特別是在戰爭期間，日寇把東北營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訓練基地，單是1945年舉遷到東北進行訓練的航空士官學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種飛機近700架。日寇潰敗后，遺棄了大批航空設施、器材和人員，光是機場就有160座。

日寇潰敗后的東北，對創建人民空軍無疑是一個重大機遇。其實不僅是空軍，人民軍隊的炮兵、裝甲兵有的也是在這一時期的東北從無到有，迅速壯大。

延安炮校校長朱瑞，留學蘇聯多年，炮兵專業出身，是八路軍中為數不多的專業兵種將領。他本已被任命為軍委副總參謀長，卻主動申請辭職降級，要“干炮兵，專一門”，帶著炮校1000多人一頭扎向東北。

朱瑞帶著延安炮校的教員、學員兩手空空地來到東北，兩年時間，一支手握700余門火炮、15萬余發炮彈的強大炮兵部隊橫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稱為“中國炮兵之父”。

朱瑞同樣對創建人民空軍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到東北后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后方司令員、軍政大學副校長、炮兵學校校長等職務，負責指揮民主聯軍后方機關、部隊和炮兵、工兵、裝甲兵、航空兵、總部同蘇軍之間的交涉聯絡等工作。

在朱瑞的直接領導下，東北民主聯軍先是成立了航空總隊，后建立東北老航校，朱瑞分別兼任過總隊長和校長。

當時擔任東北老航校副教育長的蔣天然說：“航校的籌備工作是朱司令員一手操辦的，他親自到各地去為我們挑選飛行員和地勘人員……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與耐心，航校一時也辦不起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朱司令員是我軍第一個航空學校的創始人，也是新中國航空事業的創建人。”

這是后話。先說王弼等人，接到了中央到東北籌辦航校的指令后，已經懷揣多年的空軍夢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組急如星火地奔赴東北。

“820號”派上了用場。航空組近水樓台，王弼帶著蔡雲翔、劉風、陳明秋等人，9月2日就乘著“820號”第一批直飛東北。可惜，“820號”中途出了岔子，在張家口機場加油時，飛機起落架斷了一個，不能再飛。正好晉察冀軍區在張家口組建航空站，把王弼留下來臨時當了一段時間站長。蔡雲翔等人則改由陸路繼續趕赴東北。

一個月后，第二批辦航校的人員在魏堅帶領下啟程了。魏堅過去在湖北搞地下工作，又曾受黨派遣到國民黨航校學飛行。他原本是王若飛的秘書，准備隨行去參加重慶談判，因為籌建航校而被換了下來。沒想到，王若飛和葉挺乘飛機回延安時遇難。魏堅后來說，建航校讓他撿了一條命。

眼見著兩批航校籌備人員奔赴東北，常乾坤卻隻能干著急。因為俄語好，他正擔任著外事聯絡和翻譯的工作，一時脫不開身。其實，中央領導早看出了這位中共最早的飛行員的心思。

葉劍英和任弼時兩位中央領導約見常乾坤，委派他帶領第三批航校籌備人員赴東北。任弼時說：“長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們需要遼闊的天空。”

常乾坤興沖沖地回住處打點行裝，劉玉堤忽然闖了進來，心急火燎地就是一句：“隊長，我要跟你一起走!”

劉玉堤雖然幾年前就是工程學院的飛行學員，其實連真正的航空知識都還沒機會學，因此並沒有被列入籌建航校的名單。作為資深飛行員的常乾坤，卻看出了這個勇敢、機靈的小戰士的潛質，提筆給組織部門打報告要人。后來的中國空軍傳奇飛行員，這才搭上了真正學習飛行的“末班車”。

常乾坤一行人啟程時，剛剛從重慶歸來的周恩來趕來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叮囑：“你們是放出去的鷹，遇到事要多動腦筋。”

不只是周恩來，常乾坤臨行的這幾天，劉少奇、葉劍英、任弼時、彭真等中央領導先后找他談話，送行、勉勵的話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這些領導人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困難”，提醒他准備好應對“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

赤手空拳去創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難會很多，也有這個准備，但是，他和十幾萬出關的大軍一樣，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