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北京——1949，從圍城到人民政府誕生

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傅作義所率的8個軍、25個師全部開出城外，與人民解放軍第41軍121師的官兵進行了交接。

北平城在這個簡單而迅速的敬禮過程中獲得新生。

和平解放使這座飽經滄桑的古城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從北平到北京，一字之差，千差萬別。在它3000余年的建城史中，雖然歷經過無數大事，但這一件，無疑是最受矚目的一件。

如何讓千年帝都變為人民的國都，肩負起嶄新使命？翻開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初創歷史，我們就能從中得到一些感人的細節和真切的答案。

圍城驚雷

進入民國，景山上架炮，一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馮玉祥部將鹿鐘麟炮指紫禁城，直接把末代皇帝溥儀嚇出了北京﹔再一次，就是這個時刻：半山腰處，122門大口徑榴彈炮四面排開——這一天，是1949年1月15日。

細看炮口方向，有一溜直沖正南。而下令架炮的人，正是蝸居在中南海裡面的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他放出消息：如有必要，不惜以身赴死，與這座城市玉石俱焚。

與此同時，在北平城外，更多碗口粗的炮口從四面八方對著北平。1948年12月13日，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隨著包圍圈不斷收緊，華北“剿總”僅剩的25萬部隊全被壓縮在北平城內。

當年被圍的北平城，可遠沒有今天北京的規模，最遠也沒超過三環。南苑機場已被解放軍佔領，傅作義在東單和天壇修建了兩個臨時機場，作為脆弱的生命線。圍城這段時間，不少國民黨高官從東單機場起飛，飛往天津，然后抵達上海，而天壇機場還沒來得及正式啟用，就被中共的地下黨發現了。

被圍一個月以來，城內早已是亂象叢生。別的不講，單說25萬軍隊和200多萬百姓的吃飯問題，就讓人頭疼不已。國民黨的飛機不能著陸，隻能採取空投補給，但空投又顧忌地面炮火，不敢低飛，隻能高高地往北海的冰面上扔。不少糧草喂了魚，還砸壞了民房，傅作義嫌添亂，就不讓再投了。

軍隊尚無口糧，老百姓就更可憐了。在國民黨統治的三年間，北平的面粉價足足漲了800萬倍。國民黨為了“掃清射界”，曾在德外關廂拆了6000余間民房，每間房補貼法幣300元，而當時豬肉已經漲到400元一斤。也就是說，一間房還換不回一斤豬肉。到1949年1月間，王府井的下水溝和馬路上到處可見價值萬元的金圓券，任人踐踏。

共產黨不想給正在遭受苦難的北平百姓雪上加霜，守城一方也不想飢民問題擴大，攻守雙方達成默契，每天早晨太陽升起，守方打開北平城的東大門——朝陽門，把菜農放進瓮城，檢查過后把外門一關，放老百姓進入瓮城形成菜市。菜價也漲得很厲害，菜農們除了銀元，拒收一切紙幣。

城內百姓怨聲載道，城外還有大兵壓境，傅作義本就如熱鍋上的螞蟻，天津解放的消息更讓他不寒而栗。把大炮推上了景山，可算是他最后的籌碼了。

不過，這個炮，他不想打也不敢打，一切只是做樣子。城東郊外五裡橋，傅作義同共產黨的第三次談判正在進行，次日草簽的初步協議，分別報送西柏坡和北平。17日，傅作義召集華北七省參議會，討論和平解放問題，何思源被推選為北平市和平談判首席代表，定於18日出城談判。

何思源在1946至1948年間任北平市市長，后因反對窮兵黷武而被蔣介石就地免職。雖然與蔣有間隙，但他還是沒料到，蔣會對他下殺手。

18日凌晨3點，錫拉胡同19號院，何思源宅邸的房頂上，閃過一條黑影。飛賊出身、后被軍統收買當了大特務的段雲鵬潛入了何府第二進院落，在正房裡間和外間屋頂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時炸彈。一個小時后，炸彈轟響，何思源的小女兒何魯美當場身亡，何思源夫婦、兩個兒子，以及大女兒何魯麗五人都被炸傷。

何門血案，一死五傷，震驚全國。同一天，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飛抵北平，正告傅作義，委座很擔心北平啊，城中的特勤、監視、法度，還應加強。

傅作義聽出了畫外音，如果不效忠老蔣，下一個被刺殺的就是自己。赤裸裸的威脅，使得傅作義幡然醒悟，打發走鄭介民，他馬上下令：“請中共的代表來北平！協議就在我這兒簽！”

由於爆炸事件，何思源推遲一天出城。19日清晨，他帶傷出西直門，和其他代表一起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

之前的草案在呈送中共中央后，經毛澤東親筆修訂，增補為18條，附件4條。協議中，詳細規定了有關國民黨軍隊放下武器，出城接受整編﹔國共雙方共同組建聯合辦事機構，保証城市得以順利接管﹔金融、外交臨時管理辦法等諸多內容﹔甚至連傅作義本人應保留警衛部隊都寫得清清楚楚。

在平津戰役紀念館中，一份關於《參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國民黨軍隊人員回籍証明書》，將其中細節，展現得一目了然：

XXX，此次參加北平和平解放，應認為有功，現自願回籍，另謀生路，其家居我解放區者，應享有人民一般之權利，並應分得一份之土地。過去一切，概不追究，特此証明。

可別小看這薄薄的一張紙，它關系到北平城內20余萬國民黨官兵的復員。他們安心了，城市穩定的大局才得以基本保障。

北平班底

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北平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天——中午12時30分，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莫文驊部由西直門進城，開始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中國共產黨打天下的本領了得，但是進城后，這些“泥腿子”能不能管好一個大城市呢？世人都把眼睛盯向了北平。

此種考驗，對中共來說，雖然棘手，卻並不是無准備之仗。

據后來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劉涌回憶，早在1948年夏天，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就接到了培訓接管干部的任務。他隨即命各地遴選100名縣團級以上干部，火速到西柏坡接受訓練。當時劉涌負責抽調工作，為縮短角色轉變的時間，他特別挑選了一些文化程度較高並且有公安和情報保衛工作經歷的人員。

訓練班開始的時候，李克農特意從北平調來了8名大學生，這樣黃泥警校“一百單八將”的名聲隨即傳開。他們學習的教材，除了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譚政文撰寫的《審訊學》，還有四本地下黨整理的《北平概況》。這“一百單八將”后來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創業元老，其中還出了兩任公安局局長。

解放軍勢如破竹，以至於培訓班的課還沒講完，北平就被圍了。圍城當晚，培訓班提前結業，和同樣是提前結業的3000余名華北局黨校“南下干部培訓班”學員，一起組成了“燕山大隊”，星夜北上，參與北平接管工作。

這些學員急行軍時，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班子也定了：葉劍英出任北平軍管會主任和北平市市長，彭真任市委書記，同樣被毛澤東欽點的，還有北平市首任公安局局長譚政文。

黨中央派出的這幾員大將，都是文武雙全、出類拔萃的人物。而初創的北平公安局，正副處長、公安大隊大隊長均由地旅級干部擔任，處以下科長和分局則多配備了縣團級干部。如此高配，足見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接管。

七八千接管干部聚到京郊的良鄉后，葉劍英和彭真在一座廟裡對他們進行了集訓。彭真說：“進城后，一是安定社會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肅清特務，四是解決人民生活問題。”葉劍英則明確告訴大家：“北平將來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接管工作進行得如何，直接關系到我們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望，關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葉劍英講出定都北平，是有預見性的，因為中央對此尚無定論。

1949年1月，東北局城工部部長王稼祥去西柏坡開會，並看望了毛澤東。交談中毛澤東說：“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中央雖有幾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后的答案。”

對這個問題，學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慮：“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隻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臥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王稼祥再論：“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經濟落后，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哪裡可以定都？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

毛澤東連聲稱道，他說：“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1949年3月5日，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講：“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

至此，北平被內定為首都，但最后的決定，還要人民來下，得開政協會議，因此定都問題在黨外並未公開。接下來的問題是，遠離政治中心這麼多年，北平還能勝任嗎？

閃電接管

自1928年北京改名降為特別市，至1949年，北平時期共21年。期間，北平“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了邊塞”，相應的，人口、資源都集中在中國南方，北平成了一座閑散的，停留在明清時代的古城。由於沒有工業和其他支柱產業，文化教育遂成為這座古城裡的重要象征。斯諾不好意思說它殘破和落后，隻說：“北平是命運將盡的一種奇觀，一種中世紀的殘余。”

解放軍圍城50天后，由於沒有充足的物資供應，北平市民衣食無著，社會治安更是糟糕。市民形容那時的北平有“五多”：特務多、散兵游勇多、搶匪多、小偷多、銀元販子多。

如何把一個近千年的封建帝都變為人民的首都，承擔起首都的功能？對當政者也是難題。誠如葉劍英所說，“北平是中共能否管理全國，管理城市以及工商業的測試，接管北平工作的好壞，是中國人民能否在中共領導下管理自己的問題。”

戰爭年代，接管一座城市首先是接管防務，實行軍管。而由四野41軍來接管北平防務，大概有兩方面考慮：第一，這支軍隊善守，在塔山阻擊戰的時候打得非常漂亮﹔第二，這支部隊軍紀好，塔山阻擊戰時，大部隊路過老鄉果園，全軍無一人偷吃一個蘋果。

新華社戰地記者王健漢回憶，入城前，41軍還進行了入城資格大評比。比如，平時說話是否和善，群眾關系處理得好不好，服裝是否整潔，是否有侮辱婦女的言行等等，凡有一條不合格，就不准先行入城。

北平百姓雖然覺得進城部隊挺精神，可和戰士們打交道時，總覺得他們太嚴肅，用幽默朴實的北京話說，有點“傻乎乎”。當然，這怪不得戰士，入城之前的教育，讓他們不敢越雷池半步。不過，這種情況到了2月3日就有了全然改觀。為什麼呢？部隊首長知情后，專門下發了“關於改變部隊嚴肅有余而活潑不足的規定”。正因如此，紀錄片裡，才有了學生們爬上坦克車，和戰士們擁抱的場面。

馬句在給彭真當秘書之前，也是接管干部。2月1日一天，他就隨隊接管了兩個單位，一個是國民黨第八區的區公所，另一個是北平市舊警察局第八區分局。挂牌的時候，馬句特地准備了鞭炮，這樣一放，市民都圍上前來，趁機可以宣講毛澤東訂的《進京八項注意》。

同一天，馬句還收到了北平市委的指示：人民解放軍2月3日要舉行入城式。為什麼31日進城時特別低調，在接管之后，要再辦一次盛大的入城式呢？北平警備司令員兼政委程子華在工作總結中寫道：“把軍隊在城內擺一下，展現我們的威力，目的是給人民群眾增強信心，同時給反革命分子一個鎮壓。”

迎接解放軍入城，是馬句多年來的目標，可事到臨頭，他卻失眠了。你想想，剛接管了區政府，還誰都不認識，就要執行這麼重大的安保任務，要是混入了國民黨特務，放了冷槍，那可怎麼交代。

為了防止特務搞破壞，入城式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並沒有在北平城內廣泛宣傳。在所有經過的街道，安排在前三排的，也幾乎都是我們的地下工作者、青年學生。然而，令平津前線指揮部詫異的是，當天雖然有沙塵暴，但老百姓聞訊趕來，不惜在寒風中站立4個多小時，也要一睹解放軍的風採。最終，差不多有一半北平市民參加了入城式。

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軍隊從東交民巷穿過，要知道使館區可是舊中國的“國中國”。當年北伐軍也曾接收過北京，可沒敢進東交民巷，解放軍走了這一圈，不僅給歐美使館提了醒，還象征著北京完完全全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2月18日，市公安局在前門公安街原國民黨北平市警察局正式辦公，門衛也由舊警換成了公安大隊戰士。這半個多月來，市公安局共接管國民黨警察機關單位32個，特務機構37個，三青團機關單位19個，可謂初戰告捷。

值得一提的是，接管過程中，干部們雖然每天都要加班加點，但他們睡的是地鋪，吃的是窩頭、小米飯、鹵咸菜，身上穿的是粗布軍裝，腳上蹬的是解放區婦女做的“支前”軍鞋，過著當時北平最低水平的生活。

肅清特務

新中國在北平定都，良好的社會秩序是基本條件。而在整肅秩序中，肅清特務又是重中之重。

彭真曾對譚政文說：“接管北平，公安局任務最重，公安局裡邊偵訊處任務最重。我們現在肅清國民黨特務，不久的將來，還要進行打擊帝國主義間諜的斗爭。”市公安局制定的第一份全局性工作計劃，也定下方針：在工作初期，偵捕（肅清特務）與治安同時進行，但以偵捕為主。

為什麼要以偵捕為主呢？可以說，那時北平特務的數量之多，系統之龐雜，居全國之首。

由於國民黨在解放戰爭中屢失城池，從東北、華北、西北撤下來的特務，紛紛聚集在北平。據掌握的材料，除保密局、軍統、中統三大系統的特務外，還有華北“剿總”“清共先鋒隊”以及英美間諜等8000余名特務。再加上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河北省黨部、三青團、民社黨、青年黨等反動骨干分子，特務總數不下1.6萬人。

圍城期間，國民黨特務機關邊撤退邊“埋雷”，提出了“整退零進”的應變策略，布置了多層多線的潛伏網，專等著伺機破壞。

特務人數眾多，而北平市公安局進城的全體人員僅有公安干部539人，公安大隊728人。他們不但要接管警察局，要肅清特務，還要維護社會治安，可謂千頭萬緒，而其中負責偵訊的也就250人左右。

雖然人手上捉襟見肘，但偵訊處處長馮基平早有安排。進城后，他直搗中樞，先查封了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總發報台、保密局北平站的北平支台、國防部二廳通訊總所直屬第一組、華北“剿總”電監科。沒了電台，特務們和組織失去聯系，也就成了散兵游勇。與此同時，各個緝捕小組按照已拉出的名單，僅2月2日、3日兩天就搜捕、審查、處理了特務108名。

要說真正吹響肅特號角的，還要算張蔭梧這一仗。

張蔭梧，軍人出身，曾任北平市長、北平警備司令。圍城期間，他成立華北民眾自救會，召集人馬，企圖與共產黨繼續周旋。偵訊處曾多次利用內線，敦促張蔭梧交出全部武器，但張一直置若罔聞。更令人不安的是，張蔭梧的藏身之所是“四存中學”，就在中南海邊上。

這個人非抓不可，但他的真面目一般人還不了解，連傅作義對張的情況也不甚清楚。考慮到公開逮捕張蔭梧對穩定大局不利，偵訊處決定智擒。

馮基平派常真以葉劍英代表的身份求見張蔭梧。

常真客氣地說:“我軍剛剛入城，對各方面的情況不太熟悉，今邀請張先生去談談教育界的情況，不知張先生今晚能不能同我一起去見見葉主任，有車子在外面等候。”張還以為這是共產黨請他“出山了”，就滿口應允。

等張覺察到汽車並未駛向市軍管會所在地——東交民巷，知道自己的預判有誤，又見常真對自己怒目而視不說話，自知大勢已去，便無可奈何地低下了頭。

消息披露后，居住在府右街附近的居民說:“解放軍真是天兵天將，沒有聽到動靜就把張蔭梧一伙逮捕了。”此次共繳獲輕機槍3挺、卡賓槍2支、長槍229支、彈筒1個、手榴彈2箱和電台1部。

張蔭梧被捕后，特務人人自危，市公安局順勢放他們一條生路，讓他們秘密自首。首先被策動的，是幾個有一定影響和地位的“大特務”，包括華北“剿總”商慶升，警察局的聶士慶，警備司令部的英繩厚、李大章，平津鐵路局警務處的陳冠儒等。他們秘密自首后，又出面說服底下的人，僅聶士慶策動的軍統特務就有102名。

對於那些小特務，市公安局採取張貼公告，自行登記的辦法。截至6月底，共有3533名特務進行了登記。之后，在全市進行查對戶口工作中又發現1800余名特務，在反動黨團登記中又有1000多名特務進行了登記。從搜捕、秘密自首、公開登記、查對戶口到反動黨團登記，共查出了近萬名特務。

即便如此，放冷槍搞破壞的事仍時有發生，葉劍英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談到，為了防止國民黨特務殺洋人並嫁禍我黨，軍管會派了一個連，專門守在東交民巷，那個連的連長，半夜起來，幾乎被特務暗殺。

越是剩下的漏網之魚，也就越是狡猾。新中國成立前后，市公安局破獲多起大案，個個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