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将军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我们那时一方面相当艰苦紧张，另一方面又十分团结愉快”

当时，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对甘肃地下党组织（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甘肃工委）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却又负有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的责任。这样，兰州办事处就成了指导甘肃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处秘密堡垒：“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通过办事处向他们传达；他们向中央的报告，也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办事处又通过上层及统战关系，给一些地下党员安排了公开职务，掩护他们的活动。”在伍修权支持下，“还在办事处内为他们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训练班’，对一些党员和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谢老和我都亲自为他们讲课”。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甘肃当局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兰州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受到严密的监视，门口有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隔壁有密探开设的饭馆，还有游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地整日窥望着办事处院内，伍修权一外出马上就有特务眼踪盯梢。伍修权为了甩掉“尾巴”，曾经同特务们开过一点小“玩笑”：常常一早就匆匆走出办事处，引得特务马上跟上来；他从南稍门一直走到黄河边，可是只到那里锻炼锻炼身体，或者在大铁桥上逛一逛，弄得特务们白跑一趟。“由于我每天如此，那些家伙毫无所获，也就不每天跟了。我就利用这机会赶紧办一些事，同地下工作的同志接接头，或者去看望某些人，完了又若无其事地踱回办事处。”

国民党特务还编制了“甘肃奸伪分子调查表”、“共党简历表”和“共党详历表”等一系列黑名单，策划进一步监视并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伍修权曾从一些历史文物中看到几份这样的黑名单，发现他也被“荣幸”地列名其中：表中注明他的职务是“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主任”，活动规律是“常在闵家坊七号本宅开秘密会议”。对于这样的黑名单，伍修权也感到好笑：“只是那些家伙的情报也不准确具体，有一份名单上竟将我的名字写成‘吴寿全’，还将我的籍贯写成‘安徽’。”

国民党当局不仅对兰州办事处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封锁和攻击诬蔑，还在经济生活上设关卡企图逼走伍修权等人：“他们一度卡住我们办事处的粮食、疏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禁止周围的群众卖给我们，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迫使我们有时不得不从西安运粮食来。”

诚如伍修权所说，“尽管我们兰州办事处仍然在努力坚持工作，但是整个形势和处境已经对我们十分不利了”。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伍修权回延安工作，兰州办事处的编制也随之缩小，只留下副官、译电员和通信员等5个人，他们一直坚持到了1943年夏天———鉴于兰州办事处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这一办事处。

回到延安以后，在被分配新的工作以前，伍修权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我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所了解的甘肃敌、友、我等各方面的情况，总结了我们的工作经验，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及甘肃地下党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至此，我在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就完全结束了”。

伍修权逝世后，《人民日报》在1997年11月21日的《伍修权同志生平》中，对于他主持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同志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在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同志指导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争取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为革命输送了一批批新生力量；积极营救和收容原西路军被俘及失散人员，尽最大努力保存和送回了这批革命力量；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同志，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