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将军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强调既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

1937年底，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了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接任后，谢觉哉、伍修权都与他多次接触和交谈过。他的态度显然不如他的前任贺耀祖，上任后推行了许多反共、防共措施。他禁止发行进步书报，拘捕和监视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甚至公开宣称他们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就是共产党。1938年4月，朱绍良的八战区、省政府及省党部等联合组成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公然宣布查禁了80多种图书和近20种期刊，其中包括中共的《新华日报》、《抗战》、《解放》等报刊。为此，谢觉哉和伍修权多次去找朱绍良和所谓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头头，严辞责问他们的无理行为，驳斥了他们说是“暂封待查，不是查禁”的狡辩，使他们无言以对。朱绍良对谢、伍二人避而不见。谢、伍又写信给朱继续据理力争，并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最终，周恩来直接致电朱绍良询问此事，迫使他们对《新华日报》和《抗战》等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报刊图书解禁。

除了在自己统治区内推行种种反动措施之外，朱绍良等反共分子还不断在解放区的边界上挑起磨擦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大都是在军队之间发生的，也就由伍修权单独出面去同国民党打交道了。为了同那帮官僚政客们打交道，伍修权等也掌握并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套官场语言。例如：1939年3月，陇东庆阳合水区的国民党区长，阻止八路军的采购活动，并劫去八路军采买员和前去救他的连长的武器，甚至公然向八路军官兵开火伏击，迫使八路军活捉了他们的区长。为驳斥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反诬，伍修权答复国民党省政府的质询，言辞中不无讥刺：“关于合水王区长被押一案……其真相为八路军警备七团采买上士一名赴合水三区购买粮食，请求王区长协助，该区长不但不予协助，反骂八路军是土匪，将上士缴械，连长闻讯赶来，又将连长缴械，因而营长带一队人来索取枪械，不料王区长竟指挥保安队向其放枪，并投手榴弹数枚。在王区长想乘机逃走时，就被营长捉住了……”同年4月，在回答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的又一反诬时，伍修权直接致函朱绍良，言辞中又不无慢条斯理：“（朱）主席钧鉴：昨接本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急电称：关于本军在庆阳等处禁止友方设防空哨事，真相实非如此，因当时友方人员既无函件又不说明理由，后已准其设置防空哨矣。”

这类打官司的“文章”还有很多，可见当时斗争情况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的一斑。诚如伍修权所说，“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又要掌握正确的方针策略，机智灵活地同对方进行尖锐的斗争。”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谢觉哉、伍修权等人领导下，除了对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不断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对当时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作说服、争取和教育工作。伍修权曾说过，“我们同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和地方绅士进行了个人的接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对他们阐明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以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个人。经过谢老和办事处同志的努力，当时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先生就同我们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我们的同志，并将他的二女儿邓友梅送去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

应该承认，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大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要他们习惯并学会做统战工作有一个过程，伍修权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谢老和我曾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包括张闻天同志的某些重要文章，对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则与具体要求。强调既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在方法上则要求灵活机动。我们有的小服务员，按照上级指示要热情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官方人士，主动为他们接挂衣帽。哪知在客人才进门，就一把抢过他头上的帽子，使对方吓了一跳，事后我们这个过分热情的小鬼作了检讨。其实这不好怪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礼节训练，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都学会这一套礼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