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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应当在中国进行，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陈独秀最终没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但在六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已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汪泽楷涉及陈独秀的一席发言，又意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汪是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至1924年10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回国，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3月至8月任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出席党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科负责人。1928年赴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党的六大。
在大会选举时，汪泽楷和刘伯坚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蔡和森对此事有些个人看法，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得到会议主持者的同意。他首先声明：要说的事情，并不是轻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严重的问题。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之中有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却以为他这些话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泽楷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不论是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一律提出。名单之中有15个工人，6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又提独秀的名字来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的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们提他。还在党内的同志，我们不可以因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说：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泽楷不依不饶。他说：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来自广东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发言。他说，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苏兆征对陈独秀不出席党的六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你为他说话，你与独秀一样。”汪泽楷马上调侃了一句：“太恭维了！”
瞿秋白发言，认为汪泽楷的话没有意义，不必讨论。
来自湖北的向忠发发言说：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响？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是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没有！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应该来！
张国焘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可以不究，态度实在不对，他提议大会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严厉地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他说：“独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众并没有丢开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任。”他批评“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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