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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什么力倡“敢字当头”？
首先是基于“文革”期间复杂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用胡乔木的话说，邓小平、毛泽东、“四人帮”“三者的矛盾都难以调和”，但相互之间“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总体上，“究竟是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当时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其次，“敢字当头”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他也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因“风庆轮”事件，邓小平同“四人帮”硬碰硬地争论，事后，毛泽东同他谈话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情况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上帝请我喝烧酒。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陪同会见的邓小平）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一句“我们要他”，表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赖和倚重。6月下旬在王洪文离京到外地期间，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作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字当头”，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敢字当头”的领导风范。
对于错误东西，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文革”期间，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很多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甚至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针对这种荒谬认识，邓小平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在5月19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他还多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
邓小平领导处理各地派性问题，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王洪文专门就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道：“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毛泽东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批语，对王洪文未予理睬，并默许了邓小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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