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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产品流通”给力放行
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了对粮棉油等项实行统购外，还对生猪、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式专营，品种多达132种，几乎所有主要的农副产品的交易均由国营商业垄断经营。对此，杜瑞芝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流通领域长期不允许多家经营，而且只能‘一口价’，说穿了，就是不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不和农民讲等价交换。”为此，杜瑞芝同志认真贯彻省委的决定，对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改革。
杜瑞芝同志认为，对于购销体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和阻力很大，但是不能因此不去碰”，维持旧体制势必重复先前农副产品“多了砍，少了赶”的局面，重复“东西越少越要统派购，越统派购东西就越少”的恶性循环，改变不了“短缺经济”的困境。如何改变这种旧体制呢？杜瑞芝同志概况为“三为三抓”：
一为恢复生产而抓产供销三管齐下放开。农产品流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率先放开“肉牛”。杜瑞芝同志根据1978年中央37号文件关于“牧区可以养一两头自留畜”的规定，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贯彻37号文件，当时省委、省政府领导刘田夫、杨立彬同志认为很好，于是1979年2月，广东省颁布了《关于恢复和发展养牛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农民、城镇居民都可以私人养牛，而且对残菜牛和耕牛的购销也完全放开。这项改革很成功，耕牛存栏量和市场交易量直线上升。
二为等价交换而抓农产品价格放开。1982年5月，杜瑞芝同志主持召开了全省水产养殖工作会议，他不同意通过增加派购扭转“吃鱼难”局面的意见，并提出另一种新办法：“把鱼价放开”。省委采纳了这一主张，结果一放开鱼价，鱼的市价贵了，一度遭到吃惯牌价鱼形成固定观念的市民骂街，出现“阵痛”。由于把鱼价放开，产量大增，1984年全省鱼产量突破100万吨，只用了两年时间广东便从“吃鱼难”变为“南鱼北调”。
三为货畅其流而抓农工商综合经营。为了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杜瑞芝同志于1980年4月组织参观学习组赴四川取经，学习四川省办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经验，回来之后搞试点，之后召开会议，推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成立农工商公司和农工商联合经营企业，冲破国营商业长期实行的高度垄断经营，缓解了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
搞活农产品流通，尽管几经风雨，出现过反复，最终还是不断突破，1983年广东省再次把水果、家禽等16种农产品放开经营，结果又是一放就活，货畅其流。
为农村改革历史经验立言
杜瑞芝同志引领农村改革，闯过一道道难关之外，自1985年卸任省委常委职务之后，时时不忘农村改革。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不忘历史教训，1987年至1994年，杜瑞芝同志亲自组织编委会和写作班子，编写广东省农业合作史。经过7年艰苦工作，于1994年出版了全国第一本省一级的颇具影响力的农业合作史。
杜瑞芝同志与秘书张敬东一起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互动”，指导、帮助张敬东同志写作和出版了《杜润生他们》、《广东农村改革纪实——杜瑞芝访谈录》、《虾案实录》和《我为先行者歌》等著作，记述了农村改革鲜为人知的一个个伟大创举，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中张敬东同志于2004年底采写的《任仲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先驱》的长篇通讯，由杜瑞芝同志当面向任仲夷同志推荐，任仲夷同志欣然同意接受采访，并提供相关材料。文章初稿写出来后，经任仲夷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签发文章。先在《秋光》杂志分四期发表，一年后任仲夷同志不幸辞世，从隔天起，《羊城晚报》等报刊大篇幅图文并茂转载，任老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在读者和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
杜瑞芝同志支持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广东农村改革发展史论》。杜老不仅接受该中心主任江惠生的邀请，而且畅谈了广东农村改革的历程，还于2009年7月参加了在从化召开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暨农村改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作了题为《关于初级社和初级阶段》的重要讲话，他说：重温新中国60年历史和农村改革30年历史，从中体会出三个结论：一是“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左’的错误，等于跑步上了喜马拉雅山”；二是“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三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流转，坚定家庭经营体制，长久不变”。杜老讲话从不拐弯，一语中的，语重心长。（张敬东 邓杜廉 梁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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