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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令部队加紧压缩敌人。最初两天，由于部队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在作战上只是猛烈突击，造成较大伤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这种情况，组织各部队进行火线总结，并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装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各级指挥员很快克服了急躁轻敌的情绪，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于弹药不足的问题，刘伯承立即命令后勤司令部组织前送。并指示：“此战本拟乘黄维立足未稳之时机开始攻击，但因我弹药未能及时大量前送（此点或可认为此战拖延时间之重大原因之一，后勤在现代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性，诚不可忽视），故只好延迟。”设在商丘的交通司令部，马上调集了大量汽车和民工支前的大车、手推车，将弹药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淮海前线，保障了作战的继续进行。
连日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热闹非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沉思，时而交谈。他们鉴于敌人成密集队形防守，逐村顽抗，很难割裂，曾考虑再使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敌军突进预设的袋形阵地，在运动中予以歼击。但联系到敌军这两天的战术，往往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想尽量扩占地盘，伺机突围。如果让敌人突出包围圈，在广阔的平原地形上不但无扭住的把握，而且敌人多占一村，可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更可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他们在权衡了整个战场的形势后认为，徐州杜聿明集团所辖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以及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牢牢盯住，无法前来增援黄维兵团。歼灭黄维兵团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们一变“围师必阙”的常规，决心采取“围师不阙”的办法，“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对装备强而粮弹难乎为继的黄维兵团，这种办法非常见效。11月26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截至现在止，我已将敌压缩在东西不到20里，南北10里左右的七个小村中，敌人始终企图向东南突围。今日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多次攻我阵地，均未得逞。其粮食已极困难，且无宿营地，但仍逐村顽抗，我们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利用炮击，最后歼灭的战术。华野二、六两纵刻在湖沟集南北阻援，亦无问题。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工兵营的一个军官11月2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我们被困已3日了，‘住’、‘吃’、‘拉屎’都成了问题。遍地挤满了人，插足都没地方，哪还能拉屎？早饭吃了红薯后，经大段巡视，才找到一处略有隆起的地方蹲下了。另一战友告诉我：那是埋的死人，昨天炮弹炸死的。我赶忙变换阵地。”国民党军的狼狈之状，于此可见一斑。
在紧缩包围阶段，中原野战军还利用敌人急于突围的心理，给敌人以巨大的消耗。11月26日以后，黄维见援兵无望，决定组织突围。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采取成团成师的集团冲锋，妄图一举突破解放军的包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部队构筑大纵深工事，顶住了敌人的疯狂冲击。11月27日，黄维集中了第十八军、第十军和第八十五军的4个主力师，向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阵地进行轮番的持续攻击。由于事先第八十五军第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向中原野战军通报了消息，第六纵队等预有准备，给突围部队以迎头痛击，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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